六朝文学的发展和“风骨”论的文化意蕴（作者：张少康）

“风骨”论是六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中所提出的一个十分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标准。它首先由刘勰提出，后来钟嵘又有所发展。《文心雕龙》中的风骨论是历来研究者所特别重视的，它也确实是刘勰文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风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却一直是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能为大家所认同的解释。原香港大学教授陈耀南先生在《文心风骨群说辨疑》①一文中曾将六、七十家之说归纳为十余类，近年来又有一些新的解释，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我在《齐梁风骨论的美学内容》一文及后来的《文心雕龙新探》一书中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现在回顾和检讨有关风骨论的研究，我认为以往我们的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缺点，就是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批评中有关“风骨”的论述，来对“风骨”的具体含义作诠释，而较少从广阔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上来考察“风骨”的意义与价值，因此这种具体的诠释往往就失去了其正确的导向，而不能揭示其深层意蕴，也容易在表层意义解释上产生某种片面性，难以使人信服，也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刘勰对风骨的重视和他提出的“风清骨峻”审美理想，和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所表现的主要精神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上有非常可贵的一面，这就是：建立在“仁政”、“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风骨”正是这种奋斗精神和抗争精神在文学审美理想上的体现。中国古代文论特别讲究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曾严厉地批评了人品和文品不统一的创作倾向，他说：“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徵?”刘勰所说的“风清骨峻”不只是一种艺术美，更主要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美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它和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高洁的精神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文学批评中“风骨”本是源于人物品评的，在六朝人物品评中，“风骨”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例如《宋书·孔觊传》中说：“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世说新语·赏誉》说：“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又其注中引《晋安帝纪》说：“羲之风骨清举也。”《宋书·武帝纪》说高祖刘裕“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人物品评中所说的这些“风骨”，正是指一种高尚人品的表现。而这种特点又是和我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精神情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这是从松柏不畏严寒来比喻人应当有不畏强暴的坚毅品格。故刘勰《征圣》篇说：“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能成为这样的“大丈夫”，才富有骨气，具备了理想的人格精神。“大丈夫”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民贵君轻”思想基础上的“仁政”，为此，就要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具有“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刘勰对孟子的思想人格是很钦佩的，其《时序》篇云：“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庄子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在宥》篇中曾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所以，楚王虽派人以“千金”聘他为相，但是，他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骨气情操，坚决地拒绝了，他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屈原之所以“发愤以抒情”，正是出于对腐朽黑暗现实的不满，“长叹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了实现“仁政”的理想，他“虽九死其犹未悔”，宁“从彭咸之所居”，而不与恶浊小人同流合污。他这种高洁品质在汉代受到刘安、司马迁等的高度评价，赞扬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说屈原的作品，“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辨骚》)，正是说明屈原的作品有《风骨》篇所强调的以风骨为主、辞采为辅的艺术美。汉代的司马迁遭受残酷宫刑折磨，能够“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为的就是把自己理想寄托于《史记》的写作。他赞扬屈原“直谏”精神，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并结合自己的切身遭遇，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充分体现了不屈服的奋斗精神。刘勰称其《报任安书》“志气桓”而有“殊采”(《文心雕龙·书记》)，也是赞扬他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骨气。

六朝文学是在先秦两汉文学基础上的发展，特别是建安文学把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辉煌时期，而其主要特色正是在于：把自先秦以来知识分子的这种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从诗歌创作中极其鲜明地突现了出来。但是，后来六朝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沿着建安文学的道路前进，在某些方面则背离了建安文学注重“风骨”的传统，而朝着追求华丽绮靡的形式美方向发展，刘勰和钟嵘都对这一点有所不满，以他们为代表的六朝“风骨”论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对建安文学都给予了崇高的评价，对其主要特色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一致的。钟嵘所概括的“建安风骨”，就是建安诗人对动乱现实的悲忧和对壮志抱负的歌颂在艺术风貌上的表现。以三曹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汉魏之交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故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这里所说“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就是钟嵘所说“建安风骨”。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创始者，他在几首著名的诗中，非常鲜明地表现了他对这个动乱时代的深沉感慨，以及实现统一、振兴国家的理想愿望。他对民生凋弊的现状十分关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慨以当慷，幽思难忘。何以解愁?唯有杜康。”同时也表现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雄心壮志。故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慷慨悲凉的特色也就是“建安风骨”的主要内容。曹植被钟嵘称为五言诗人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体现“建安风力”的典范，《诗品》中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是一个有远大理想抱负的诗人，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他的志愿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如果这种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他也要“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由于受到曹丕的排挤和迫害，他郁郁不得志，心情十分凄苦，所以在诗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激之情、悲壮之气。他感慨世态的炎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野田黄雀行》他苦于壮志不遂：“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杂诗》之五)他满怀豪情然而又不得使展：“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篇》)他内心积压着深深不平：“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赠白马王彪》)“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豫章行》)从曹植的诗中可以看出他为实现进步理想而与命运拼搏的奋斗精神和坚毅性格，这就是他的“骨气奇高”之所在。建安七子中，钟嵘对刘桢的评价最高，说他：“壮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早在建安时代，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说：“刘桢壮而不密。”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绝妙时人。”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刘桢》诗序中也说他：“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他们和钟嵘的看法是一致的。刘桢现存的诗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作是《赠从弟》三首之二，其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它通过对松柏不畏严寒的歌颂，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和坚贞骨气。唐人也常常曹、刘并提，如杜甫说：“方驾曹、刘不啻过。”(《寄高适》)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曾说杜甫“气吞曹、刘”。宋人严羽于是有所谓“曹刘体”之说，其特点就是重在气骨，也就是风骨。后来，元遗山《论诗绝句》因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其实，这都是强调曹植、刘桢诗中所体现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精神。

建安之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虽然艺术风貌和建安文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承继了“建安风骨”精神的，阮籍和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门都是胸怀大志，醉酒佯狂，啸傲山林，不拘礼法，品格高尚，而不满于污浊、黑暗的现实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阮籍的《咏怀诗》也有建安文学那种慷慨悲凉的情调，但是由于他处在司马氏专权的黑暗恐怖的险恶政治环境之下，所以写得较为隐晦曲折，诚如钟嵘所说：“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其《咏怀诗》八十二首之一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其中多处可看出所受曹植、刘桢、王粲等诗歌影响②，在思想艺术风貌上均与建安诗歌十分接近。他在《咏怀诗》第三十九首中写道：“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这就明显地表现了建安时代那种慷慨悲凉的特色。从正始以后，文学创作如钟嵘所说“陵迟衰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也就是说文学创作的词采愈来愈华靡，而风力则愈来愈薄弱。不过还没有把“建安风骨”完全抛弃。据钟嵘《诗品》的论述，他直接讲到有“建安风骨”影响的至少还有左思、刘琨、陶渊明等人。他在论陶渊明诗时说“又协左思风力”，说明左思的诗作也是有“风骨”的。左思是一位对六朝门阀社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封建等级制度十分不满的诗人，他在《咏史》诗中曾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又说：“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这种对门阀世族压迫的抗争和布衣之士的清高之气，是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体现，也是他的“风力”之所在。钟嵘说刘琨的诗有“清刚之气”、“清拔之气”，都是指“风骨”而言的，这显然是和刘琨的诗歌表现了他与祖逖“闻鸡起舞”的爱国主义情操分不开的。刘琨是一个具有报国壮志，为反抗外族入侵勇猛战斗的英雄，他在《扶风歌》中写道：“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竞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慷慨悲壮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壮志未酬而为段匹石单所害，临死前所写的《重赠卢谌》中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正是对他奋力抗争、至死不渝的精神气质和高尚品德的真实描写。钟嵘所说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也是针对陶渊明的崇高人格的赞美。陶渊明也有济世安民的雄心壮志，他在《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也曾投身仕途，但他深刻地认识到当时政治的腐败，不愿与黑暗的现实同流合污，遂辞官隐居躬耕田园，以保持自己高洁的情操，而决“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在《杂诗》中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这不仅是对大自然的赞美，也是对自己理论人格的歌颂。虽然他也为自己的“猛志”不得实现感到悲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但是他更为自己能摆脱世俗羁绊，远离污浊的社会，回到纯朴的大自然中去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解脱，感到无比的高兴。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所以他的诗突出地体现了他作为深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之骨气。从阮籍、嵇康到陶渊明，都比较鲜明地表现了魏晋名士的风流旷达。这种名士风流与建安时代的豪情壮志，表现在文学风貌上是颇有不同的，但是它们都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的人格美理想的体现。刘勰和钟嵘都是强调以风骨为主、辞采为辅的，要求两者完美的结合。他们认为在六朝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忽略风骨而偏重辞采的倾向，而且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所以他们特别强调风骨的重要。刘勰和钟嵘都不否定华艳辞采的意义与作用，他们是很重视文学作品的华艳辞采的，但是他们认为必须要正确处理好风骨和辞采的主从关系。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呜凤也。”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文学创作必须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方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陆机是西晋初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诗人，钟嵘曾说他“为太康之英”，说他“才高词赡，举体华美”，但又严厉地批评他：“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刘勰在《文心雕龙·议对》篇中说：“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上引《明诗》篇文亦有类似批评，这些都是说陆机作品缺少风骨，而偏重于辞采的华美。钟嵘对张华、潘岳的评价也是如此。其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而评潘岳云：“《翰林》叹其翩翩，亦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毂，犹浅于陆机。”东晋的玄言诗人作品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自然也毫无风骨可言。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再来看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以及其他各篇中有关风骨的论述，也许可以有一点新的体会和认识。刘勰在《风骨》篇中说：“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这是刘勰在全篇中所举出的唯一的“骨髓峻”和“风力遒”的作品范例。潘勖《册魏公九锡文》是为汉献帝写的封赐曹操的符命，今存《文选》卷三十五，文中历数曹操护卫皇室、平定各路诸侯叛乱、统一天下的功绩，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文辞典雅而有力量，故说是“骨髓峻也”。刘勰对曹操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虽然不赞成他的专权暴虐，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封建正统的偏见，所以他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时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白敫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认为它有过于偏激而失实之处。而所谓“壮有骨鲠”，是指陈琳敢于在曹操威振天下之时，“抗辞书衅”，毫不惧怕地大胆揭发其专横暴虐行为。很有意思的是：潘勖和陈琳的这两篇文章在对曹操的态度上是尖锐对立的，然而刘勰却认为它们都具有骨力，这当然是因为曹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本身存在着矛盾的双重性，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刘勰不论是评人还是评文，都重在全面圆通、不落一端、折衷于自然情理的思想方法特点。凡是表现出作者义正辞严的人格力量的文章，刘勰都认为是有骨力的好作品。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是一篇意在讽谏汉武帝“好仙道”的作品，“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故以“大人”喻天子，而写其游仙之状，指挥众神，气度恢宏，目的在说明这种游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结果却正好相反：“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传》)从《大人赋》本身来看，它是模仿骚体的作品，颇有屈原《离骚》翱翔九天的壮阔气势，体现了鄙弃世俗的高洁情操，故刘勰说它是“气号凌云，蔚为辞宗”，因而说是“风力遒也”。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的“风清骨峻”的审美理想，也很具体地表现在《文心雕龙》全书对许多作家作品的评论中。以“风清”而论，如《时序》篇说“稷下扇其清风”，即指孟子学派所体现的“浩然之气”;《诔碑》篇云“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这说明“清风”正是“盛德”之体现;《铭箴》篇说崔马因、胡广等的《百官箴》有周代辛甲之遗风，善于针砭天子过失，故能“追清风于前古”;《宗经》篇中指出的“六义”中，“情深而不诡”与“风清而不杂”分列为两条，可见“清风”正是指一种高尚的精神情操和人格美而言。以“骨峻”而论，《文心雕龙》讲到文骨的地方，都是指作品的“事义”所表现的和经典相近的思想力量而言的。例如《诔碑》篇说蔡邕的《司空文烈侯杨公碑》“骨鲠训典”，即指其善用《尚书》典故叙述杨赐生平事迹，充分表现了他清正廉明的政绩，树立了高大形象，碑文很有说服力量。《封禅》篇说封禅之文的写作，必须“树骨於训典之区，选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坠於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此处所说的“骨”正是就文章的事义之高古而有光芒而言的。《奏启》篇说“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说明杨秉和陈蕃为人忠贞耿直，敢于对天子进行直谏和大胆地揭露时弊，所以他们的奏启“骨鲠得焉”。由此可见，“风骨”实是指作家的高尚人格在作品中的体现，而它又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

“风骨”的这种深层文化意蕴也可以从刘勰、钟嵘以后的有关“风骨”论述中得到证明。陈子昂感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强调“风骨”是和他提倡“兴寄”分不开的，而这种“兴寄”又是和他的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感遇诗》中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政治的弊端，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既有“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豪情壮志，也有“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的忧伤悲叹。特别是他的名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充分展示了一个忧国爱民的志士感世伤时的深沉情怀。所以，陈子昂所赞美的“汉魏风骨”，也就是指三曹七子诗歌中对理想抱负的追求，对残破社会现实的悲慨，对壮志不得实现的怨愤，对世态炎凉、人情菲薄的感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慷慨悲凉”、“梗概多气”的特征。李白对“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赞赏，是与他“济苍生”、“安黎元”、“安社稷”的政治理想分不开的。杜甫称赞元结的《舂陵行》和《退贼示官》时说道：“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这就是元结诗中的“风骨”。杜甫并在诗序中说他“知民疾苦”，认为有了元结这样的爱民之吏，“天下少安可待矣”。可见元结诗中浩气纵横的特色，正是他“为民请命”的抗争精神之表现。从六朝到盛唐时文学思潮中对“风骨”的推崇，不仅仅是对一种艺术美的追求，而是有着很深刻的文化思想背景的，它上承先秦两汉时期“发愤抒情”、“发愤著书”的传统，下启“为民请命”、“不平则鸣”的奋斗精神，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所理想的有强烈正义感、始终不屈服的人格精神的表现，这种人格精神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文辞来表现，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切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所以风骨和辞采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们之间有主次之分，心须以风骨为主而以辞采为辅，这一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中阐述得很清楚。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来看待“风骨”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可以把握刘勰提倡“风骨”’的深层意蕴，而且可以比较正确地理解《文心雕龙·风骨》篇的内容以及刘勰对“风骨”的解释，特别是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种说法实是不确切的。刘勰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深乎风者，述情必显”，都是讲“情”和“风”的关系，说明作者有高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情操，则其“情”必然含有“风”，故“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刘勰又说道“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都是讲“辞”和“骨”的关系，说明作者有义正辞严的思想立场，文章有刚直有力的叙述内容，则其“辞”中必然有“骨”，故“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所以，“风骨”虽是对作品的一种美学要求，但它的基础是作者的人品，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理想的体现。





注释：

①见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文心雕龙综论》第37—72页。

②如首二句源于王粲《七哀诗》“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三四句与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明灯曜闰中，清风凄已寒”颇为相近。后四句则明显受曹植《杂诗》“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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