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美学思想评述（作者：曾繁仁）

我国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逝世已经一周年了。半个世纪以来，蒋孔阳教授在美学领域辛勤耕耘，卓有建树。特别是在晚年历时14载撰写的《美学新论》一书，更是其一生美学思想的结晶。本书是对建国40多年美学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跨世纪美学研究的一个开启。它预示着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融汇中西古今史论的新的开放的美学理论形态已经诞生。而这个新的开放的美学理论形态的诞生，就是蒋先生长期自觉运用“综合比较”研究方法的丰硕成果。

一

什么是综合比较呢？蒋先生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1）蒋先生在这里已经简要地把“综合比较”的背景、内容和目的作了阐明。

综合比较首先是美学理论现代化的需要。蒋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就面临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从落后变成先进的问题”（2）。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当然是指文化和美学理论的现代化。我国是一个美学的大国，有着特别丰厚并独具特色的美学遗产。但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我国美学理论多以点评与感悟的形式出现，缺乏具有现代理论形态的美学体系。加上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文化思想日新月异，各民族思想文化领域的比较、交流、融合已成时代趋势。“因此，比较本身虽然不是现代化，但要现代化，却必须经过比较的研究”（3）。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已成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我们要现代化，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现代美学，我们认为唯一的出路，也就是接受挑战”（4）。

近代以来，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美学思潮，存在着全盘排斥、全盘接受和形式嫁接第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都无益于新的美学理论的建设，而只有综合比较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已是历史的经验。蒋先生认为运用综合比较取得突出成绩的第一人是王国维。他说：“王国维是我国第一个融会中外，而又有所创新的现代美学家。”（5）王国维运用西方美学的钥匙，开启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宝库，加以提炼、改造、重新熔铸，提出了优美、壮美、古雅、境界等迄今还在沿用的一些美学范畴，从而成为中西古今综合比较融合的一个范例。而宗白华、钱钟书则是当代在这方面的典范。蒋先生运用历史上的成功范例，说明综合比较研究的必要性。

蒋先生在《新论》中综合比较的内容涉及的面宽，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西美学、古今美学、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等多个方面。蒋先生充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指导地位与开放地吸收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关系。他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高度论述了马克思的不同凡响及其在人类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具体地说，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美学研究从康德的重主观转移到以人的劳动实践为基础的客观之上，建立了完整的美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劳动创造了美”等一系列重要美学观点，“很自然地成为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根据”（6）。同时，蒋先生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开放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综合吸收其他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地丰富成熟。他说，“到了20世纪，科学的分支愈来愈多，日趋分化和专门化，以至美学的研究也愈分愈细，流派众多，思潮林立，真可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什么心理学美学、人类学美学、发生学美学、语义学美学、分析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解释学美学、接受学美学、解构主义美学，以至科学美学、技术美学、信息论美学、控制论美学等，应有尽有，蔚然大观”（7）。又说，“科学研究不仅要分，还要有合。正因为这样，所以现代美学经过大分化以后，又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又在走向一体化和综合化的研究。怎样把各门分支美学和各种流派研究的成果，综合起来，把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优点吸收进来，以建立一个比过去的美学体系更为完整、更为高一个层次的体系，实为我们今天美学研究的任务”（8）。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美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作重要根据，将其他各个美学流派的成果综合起来，吸收其长处，建立更为完整、更高层次的美学思想体系。蒋先生结合各自的特点，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四个方面对中西美学进行比较：1．从社会历史背景上，西方社会基本上作为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其美学思想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并不断地追求革新、探讨新的理论；而中国社会基本上作为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其美学思想主要是歌颂朝廷宗庙的礼乐思想和追求“小国寡民、知足常乐”的精神；2．从思想的渊源和传统上，西方美学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表现出彻底的分析精神，着重于理论上的探讨和注意修辞与逻辑的严密；中国美学源于先秦的孔子和老庄，着重探讨文艺在人生中的地位作用，形成重零星感受、重直观欣赏、重联想的丰富等特点；3．从文学艺术的实践看，西方文艺导源于希腊的史诗、戏剧、雕塑，“摹仿说”成为其美学思想的中心；中国古代艺术实践是《诗经》、《楚辞》和书法，其美学思想是偏重于“诗言志”的“表现说”；4．从语言文字结构上来看，西方的拼音文字，使其美学论著分析层层深入，结构丝丝入扣，而中国的表意文字，使其美学论著较多重视个人体验的深微和文字的优美，而缺乏明确的要领和具体的分析。而且，蒋先生从我国美学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应当先懂一点西方美学”。这主要因为美学科学从西方输入其名词、概念、范畴，而西方美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也有值得借鉴之处。蒋先生借鉴鲍桑葵的研究思路，将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加以比较研究，从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概括出美学思想与美学精神。这在我国美学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也为蒋先生的综合比较研究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从西方艺术与西方古代美学思想的关系来看，蒋先生认为西方艺术起源于希腊的史诗、戏剧和雕塑，特别是雕塑。由此决定了西方古代美学思想的六大特点：1．希腊雕塑从神话中汲取题材，但其“神”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西方的美学思想一直重视形式的美与和谐。2．希腊艺术主要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作为其最高美学理想的“和谐”来源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经过矛盾的克服才最后达到。3．西方艺术以认识与反映自然作为其主要内容，从而使其美学思想着重于美与真的联系。4．西方美学思想强调“求知”，因此大多数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美学探讨。5．希腊的奴隶制民主社会给艺术带来自由，并使艺术确立独立自主的地位，从而促使各美学流派的自由竞争。6．西方强烈的宗教精神，使艺术作品充满了宗教题材和神秘主义，但也使其艺术家与美学家负有神圣的使命感。从中国艺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关系来看，诗乐并行，成为我国古代宗法社会生活中文艺的重要特点，由此使其美学具有如下特点：1．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2．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3．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4．在强调森严的等级的同时，重视感情、讲究人情味；5．其美学思想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世俗的；6．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了以无为、自然为中心的道家美学思想，强调自由、自然，与此相应的闲情诗、山水诗、山水画、花鸟画，着重在个人的消闲遣兴。

关于综合比较的方法，蒋先生提出了系统引进，选择淘汰，接受与发扬并行不悖，引进、融合、创新并举，最后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美学体系。蒋孔阳先生恰恰是亲自实践，在中西古今的综合比较中，自创出内涵更为丰富、开放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美学体系。

二

蒋先生自创的美学体系就是“审美关系论美学”。他说：“人间之所以有美，以及人们之所以能够欣赏美，就因为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审美关系。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认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学当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放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当中，来加以考察。”（8）

最早比较全面提出“关系论”美学的是法国启蒙主义戏剧家狄德罗，他在《关于美的根源及其本质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指出：“因此，我把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作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9）狄德罗所说的“关系”分为三种：一种是事物本身各部分之间的秩序，安排、对称等形式关系，这是一种真实的美；二是两个自然物之间的比较关系，这是相对的美；三是一事物同人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是相对的美，但内容更为丰富，有意义。狄德罗摆脱了美在感性或美在理性的固见，而将美界定在具有更多变化的“关系”，这是他的贡献，但他的时代决定了他不可能摆脱机械论的束缚，因而他的“美在关系”的定义也不可避免地抽象而贫乏。

蒋先生的“审美关系论美学”同狄德罗旧唯物主义的“关系论”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原因在于虽然同是坚持唯物论观点，但蒋先生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作为指导。他说：“这个客观，和人的劳动实践分不开。有了劳动实践，人才从自然中生成起来，脱离自然和动物，进入社会和历史。也就是说，客观是由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所创造和形成起来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样，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既不是客观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更不是主观的心意状态，而是社会化了的人的审美实践活动。”（10）很显然，在蒋先生的理论体系中“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与“社会化了的人的审美实践活动”是同格的。这就是说，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组成部分的人的主体具有充分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审美实践活动。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是坚持了“审美关系论美学”的唯物主义前提。蒋先生一再坚持社会劳动生产实践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观点。他认为，在人与现实的实用关系，认识关系与审美关系中最根本的是实用关系。他说，“这样，人对现实的关系，首先是实用关系”（11）。为此，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首先需要衣、食、住，然后才能进行艺术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观点，从而使他的“审美关系论美学”不同于将符合主体需要放在首位而否定唯物实践前提的价值论美学。二是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的审美实践活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从而完全不同于僵化而单调的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蒋先生将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特点概括为四个方面：1．通过感觉器官来和现实建立关系。2．审美关系是自由的。3．审美关系是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和现实发生关系，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得到全面的展开。4．审美关系还特别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感情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蒋先生的“审美关系论美学”又有别于我国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美学讨论中出现的“实践论美学”。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蒋先生有别于“实践论美学”的五个重要观点：1．在有没有固定不变的美的问题上，蒋先生一反包括“实践论美学”在内的传统美学，认为美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实体”，也不是“由某种单纯的因素所构成的某种单一的现象”。他说。“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把美看成一个开放性的系统”（12）。2．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蒋先生提出美就是人的创造的观点。他说：“我们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事实上是在说，美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所创造的形象。”（13）在这一段关于美的本质的论述中，蒋先生没有涉及惯有的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样一类问题，也不同于实践论美学关于“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观点，而是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突出地强调了人的创造性作用。对象化是人的主动性的结果，而形象的创造更是人的能动作用得到极大发挥的表现。美就是人的创造！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这是蒋先生对人的创造能力和人类文明的讴歌，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所在。3．在自然美问题上，蒋先生提出，自然美就是“自然的人化”即通过自然“表现出人的思想和感情”的观点。他说：“人化并不一定要求对自然本身起作用，而只是通过自然，反映出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中找回人自身的回响和反应，表现出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自然的人化了。”（14）这实际上解决了争论已久的自然美问题，蒋先生从审美的实际出发，并不拘泥于用物质实践性的观点去生硬解释自然美现象，而是从审美实践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将“人化”理解成通过自然反映出人的本质力量、思想感情，包括审美主体移情等等。4．在人的作用问题上，蒋先生明确提出“人是美的各种因素的中心”的观点。他说，“美的各种因素也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转。这个中心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美离不开人，是人创造了美，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15）。这集中反映了蒋先生“审美关系论美学”的“人学原则”和与此相关的“主体性原则”。这在人的作用问题上比“实践论美学”有关“美的社会性”和人的“物质性客观现实活动”的一般强调更加突出。蒋先生认为，美是对人而言的，没有人就没有美，在人类社会之前没有美。他引用马克思关于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的理论。认为，只有人才有同现实的“关系”，从而也才有同现实的审美关系。同时，又从审美的实际出发，指出把自然风景单纯当作审美对象欣赏，在原始人类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人类劳动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人类才开始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离开实用的观点，用审美的观点看待自然，欣赏自然的美。蒋先生列举并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人是世界的美”，也就是说，有了人，世界才有美。5．在美与美感的问题上，蒋先生提出美与美感同生同在的观点。他说，“但从生活和历史的实践来说，我们都很难确定先有那么一个形而上学的，与人的主体无关的的美的存在，然后再由人去感受和欣赏它，再由美产生出美感来”（16）。这涉及到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研究中十分敏感的美与美感谁先谁后这一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条哲学路线的分野问题。蒋先生十分谨慎，但又十分大胆。他首先从总体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马克思的“劳动创造美”、“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等观点，但这只是作为一种指导原则。至于生产实践对美的决定作用也只存在于发生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人最初的审美活动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与其相伴，但此后即与其相离。而具体到美与美感等美学学科自身的规律，则要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他认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属于认识论和思维科学的范围。从这样一个角度说，当然是先有美然后才有美感。但从审美的实际与美学学科的规律来说，正因为人是美与审美的中心，因此决不可能离开人而有一个美与美感谁先谁后的问题。这样，从审美的实际出发，美与美感就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们像火与光一样，同时诞生，同时存在。蒋先生在这里将他的“审美关系论美学”从一般的认识科学与思维科学中、从通常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独有其内在规律与价值的体系。以上五点，有的不同于实践论美学，有的则比实践论美学更加强化、丰富，说明“审美关系论美学”实际上已是一种超越实践论美学的理论形态。

蒋先生以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为逻辑起点，发展到美论、美的规律论、美感论、审美范畴论、中西艺术与中西美学比较论，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其中充满各种新鲜而富独创性的观点。诸如，作为美学研究出发点的审美关系论，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的美学对象论，关于美的创造的多层累突创论，“人化自然”的自然美论，关于美感产生的“多种因素因缘汇合论”等等，都值得学习研究与发掘。蒋先生的这样一个“审美关系论美学”体系有这样几个特点：1．始终渗透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重视。这个理论体系实际上由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作为逻辑起点，人始终是极其活跃的具有创造性的决定因素，贯穿于每一个理论观点之中，最后落脚于美感教育。而美感教育正是美感活动的目的，也可以说是美学的目的，美学学科的落脚点。而美感教育就是为培养人。正如蒋先生所说：“因此，美感教育的目的，最后还在于培养人，发展人，使之成为身心健康的完美的人。”（17）由此再次充分说明，蒋先生的“审美关系论美学”的强烈的人文精神。这也说明蒋先生的美学体系由人出发，最后归结到人。2．以西学为主，融合中国传统美学理论。蒋先生的整个理论，从基本范畴到理论架构无疑是以他长期对西方美学理论的消化吸收为主的，但又融合着中国的传统。首先，从审美的实例上尽量从中国出发。例如，在讲到美的创造时举出张若虚著名的《春江花月夜》等等。在理论论述中也尽量列举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观点，在论述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时，以中国古代画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作为核心观念加以阐述。3．实践论与存在论统一的可贵尝试。蒋先生以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观作为其美学理论的指导，但又注意在此前提下吸收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某些有益营养。他在论述“对象化”问题时，明确指出“人的对象化，事实上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转化为有意义的，具有价值的规范性的存在”（18）。因此，对象化就是对人的自身存在的肯定和确证，它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也就是说，在蒋先生看来，所有的审美与美的创造都是在对象之中对人的自身存在的确证与肯定。蒋先生在对象化的理解上既不同于古代的思辨哲学，又不同于当代的科学主义哲学，而是力求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将最优秀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借以改进人的现实存在，“使人的对象世界，成为人所实现的最美学的世界”（19）。4．在研究方法上着力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法的结合，但以自上而下的哲学方法为主。蒋先生在论述自己的美学体系时，涉及到西方当代倡导自下而上的科学主义反对自上而下的哲学思考的思潮，但他明确主张两者的结合。他认为，“科学所面对的，是已知、局部和现在的部分，哲学所面对的，则主要是未知、整体和未来的部分。因此，把科学与哲学统一起来，从已知求未知，从局部求整体，从现在求未来，方才能满足人类心灵的需要”（20）。因此，蒋先生既主张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角度探索美的本质问题，又同时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美感的生理基础，并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美感的心理功能，及其心理特征。

三

蒋先生通过综合比较自创“审美关系论美学”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探索。朱立元同志将其称作是“第五派”美学理论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从实质上说，蒋先生的美学理论不是单纯的“第五派”，而是他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美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综合国际、特别是国内美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包括对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我国美学界形成的四派美学理论的总结梳理，吸收其营养，并加以突破发展，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美学理论。应该说，他的美学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以前各种美学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整合的产物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理论形态。这就是蒋先生所说的“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第三种美学思想”（21）。当然，实事求是地说，蒋先生的美学理论只是一种突破的开始，仍未完全摆脱旧有理论话语的束缚，而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定位与评价上仍有见仁见智之处，但已初步形成新的理论形态，这是毫无疑义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蒋先生的探索带有方向性的意义。

近年来关于“后实践美学”的讨论涉及到如何对待过去的成果并加以超越的一系列问题，充分反映了我国广大中青年学者试图在美学研究上加以突破的强烈要求。我个人认为要做到超越和突破还是应该以综合比较的研究为前提与基础。因为，综合比较就是在已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整合。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古代传统的现代化和西方美学的本士化。在这种整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美学理论。这正是蒋孔阳先生这位为美学奋斗了一生的学者留给我们的最重的学术遗产。蒋先生十分谦虚，从未标榜自己创造了什么新的美学理论。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在广泛综合比较中西各派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加以整合，从而自创新派。这位终生不求虚名的学者，最后以这份丰厚的理论成果说明了他学养的深厚，也证明了他的矢志不渝的理论创新精神，不仅对20世纪的中国美学给予了自己的总结，同时也为新的21世纪的中国美学提出了自己的十分宝贵的意见。





注：

（1）（2）（3）（4）（5）（6）（7）（8）（10）（11）（12）（13）（14）（15）（16）（17）（18）（19）（20）（21），蒋孔阳著《美学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16、417、479、475、492、27、3、490、8、136、186、177、160、252、337、183、134、479。

（9）《狄德罗美学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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