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曼：中国摄影收藏要从保护摄影史开始

“坦率地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西方人从照片上看到的所有中国人有同一副表情，80年代后，我们通过中国摄影，看到每一个个体不一样的表情，这是西方人第一次直接地接触中国——更为真实的中国，中国影像的魅力正在于此。”美国著名摄影评论家、策展人、历史学家A.D.柯曼如此评价中国的当代摄影。
　　美国国家艺术家津贴接受者以及Hasselblad基金的奖金获得者柯曼，自1967年发表第一篇摄影评论文章以来，用40年时间跟踪世界摄影收藏领域的潮流变化，悉心研究摄影艺术理论和摄影艺术史。10月19日，柯曼做客北京今日美术馆，在与中国摄影爱好者座谈后，柯曼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针对“起步期”的中国摄影收藏，柯曼反复强调与摄影实践相对应的摄影史的书写，在柯曼看来：“中国有一些摄影作品与西方最好的作品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但现在缺乏的是对中国影像的文化读解，因为单纯地透过一幅相片，西方观众仍无从理解中国的现实，文本的阐释由此显得格外重要。”

　　2004年，柯曼第一次来到中国，便被中国城市的活力所吸引。过去4年间，柯曼每年来中国七到八次，每次停留一个月，与中国的摄影家广泛接触。把中国的摄影介绍到美国是柯曼的心愿，今年，柯曼与复旦大学谷建（音）联合策展的“洞察中国——中国当代摄影展”在美国巡展，“展览上，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当场就有美国观众要求复印后收藏，中国的摄影作品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柯曼说。

　中国摄影有待文本的阐释

　　《第一财经日报》：据你观察，西方藏家对于中国的摄影作品的兴奋点在哪儿？

　　柯曼：（上世纪）80年代，西方人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的照片上，中国人的表情总是只有一种，8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表情真正地体现了每个人的状态，中国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摆在世界面前，这个神秘的大国的珠帘子终于拿掉了，每个人都展现出他的个性。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可以理解为，正是这种“忽然的开放”吸引了西方藏家的注意？当这股新鲜劲过去之后，又靠什么延续中国摄影的魅力？

　　柯曼：我想是的，中国的摄影艺术真实地展现出的活力打动了西方藏家。但如何延续中国摄影的魅力和生命力，应加深与西方的对话。从理论建构上看，中国目前对是什么构成了中国的摄影史，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一方面，这有一定的解放效应，使摄影家表面上不受传统约束，另一方面，摄影家也由此失去了根基，失去了与过去的自己的影像文化史的联系。

　　西方上世纪70年代前摄影的状况大致也如此。那时摄影在西方颇受忽略和轻视，艺术批评和艺术史都不把它当做严肃的研究课题。很多重要资料都因此丢失。

　　我对中国摄影的了解才刚刚开始，但有些现象，即便是一个初来乍到者也能够有一些感受。在中国我发现了一些形式的摄影实验，比如“中国针孔摄影团体”有非常好的作品。另外，我还发现一些糅合了水墨画技巧和摄影结合的作品，这是中国独特的做法。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好的摄影作品与西方最好的摄影作品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中国摄影值得国际化传播。

　　书写中国的摄影史

　　《第一财经日报》：在美国，是否有一个普遍认可的摄影观，什么样的作品比较容易受追捧？

　　柯曼：西方摄影纳入了所有的形态、风格和不同方式的摄影种类：纪实摄影、风光摄影、观念摄影等等。摄影界和艺术界都是首先基于品质而不是种类之分来区别对待不同的摄影作品。摄影博物馆或艺术博物馆的摄影部门，大致都会在某个月展出观念摄影作品，下个月则展出纪实摄影作品，再下个月展出实验摄影作品，因为它们都是摄影这一多元化的媒介之重要且健康的组成部分。

　　策展人、评论家一般都没有特别的倾向，从市场方面说，从近几年的总体情况来看，市场上的高价都走向创意摄影作品，而非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但是最近某些经典和当代的纪实影像如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和多萝西娅·兰格的作品，也创造过极高的拍卖纪录。在西方收藏市场，稀有性、品质、主题和内容，以及在摄影史上的重要性是考虑某作品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因素。

　　《第一财经日报》：摄影收藏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柯曼：一个刚刚起步的摄影收藏者，要建立自己的收藏“王国”，最简单的做法是做系列收藏，比如，如果你对游泳感兴趣，你可以收集上世纪70年代游泳池的照片，看看当时的人们穿什么样的泳衣；如果你对正在消失的街道感兴趣，你可以收集老街道的照片，零散的作品有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如果集合起来，用主题来结构，你的收藏就会成为一个故事，好的收藏就像讲了一个好故事。

　　此外，中国应该开始注意通过文化机构和档案馆，保护本国的摄影史。有时照片在个人手中交易，人们常常认识不到其真正的价值，认识不到历史影像的重要性。以俄罗斯为例，苏联解体后，大批来自西方的人（我的一位朋友称他们为“西方吸尘器”）以极低廉的价格攫走了各种宝贵的物品。许多独特的无价之宝离开了它们的故土，再也回不去了，很多进入了私人收藏，从此再难得一见。

　　因此，我强烈建议开展关于保护中国文化艺术遗产，特别是保护中国影像遗产的公开讨论。如果这个讨论还没开始，那么开始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