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画收藏概况 2

明中期凭权势使用各种手法搜刮历代书画名迹的严嵩、严世蕃父子，贪得无厌。可以从文嘉于嘉靖四年(1525)被派赴江西袁州点查严世蕃家被没籍的法书名画账目查看，见于《天水冰山录》和《钤山堂书画记》所载，就有历代名画三千二百零一件，法书一百零一件之多，而且列出作品名目，较之韩偏胄、贾似道，金、元内府所藏并无逊色。
严氏父子和稍早的陆完、张居正诸家所藏先后籍没，所有历代法书名画统没入内库，旋经成国公朱希忠、希孝串通太监奉请以庋藏书画作价抵消朝廷庞大的赤字，美其名曰“充实国库”。此举客观上形成宫内名贵书画落入官宦人家，为明后期民间鉴藏活动增加了后劲，这里仅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几家略记于后。
董其昌座师韩存良父子宦居北京有年，鉴藏甚富。主观条件是本人精于鉴别，而又勤于搜集；再则当时客观上有大批历代书画珍品流传于世，“物聚于所好”，所藏法书多晋、隋、唐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晋人《曹娥诔辞》、王羲之《行穰帖》、梁武帝《异趣帖》、王献之《冠军帖》、唐颜真卿《自书吏部尚书诰》、怀素《论书帖》、柳公权《翰林帖》等二十五人共七十二帖，又石刻七帖。还在《书画铭心表》中列法书四十七帖，有的为前表中未经载入的名迹，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鸭头丸帖》、王殉《伯远帖》、颜真卿《祭侄稿》、怀素《自叙帖》、唐玄宗李隆基《鹡鸰颂》等，都是珍贵的孤本和绝品。至于《名画表》所列的魏曹不兴《兵符图》、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五代王齐翰《校书图》、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图》、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斡《照夜白图》、《双骑图》诸巨迹，凡四十七人，计九十九图。至于《书画铭心表》中的三十八图，都是《名画表》所无的。有卢鸿《草堂十志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释巨然《萧翼赚兰亭图》诸赫赫巨制。这些瑰宝今日都分藏在国内外物馆，流传有绪。董其昌每于跋中对其师庋藏之精且高亦赞叹不已。由于韩氏主子逢禧不能守成，遂从其手中流散出去。
毋庸置疑，韩氏鉴藏书画的质量当然高出严嵩父子之上，与同时雄视江南的项子京“天籁阁”的藏品进行比较，难分甲乙。数量上项氏超过韩氏，但精密准确性似有所不逮。作为一位民间鉴藏家能创造如此卓越的记录，诚属难能可贵!项氏并非朝廷命官，以典当业致富，其兄子长进士及第，他生性酷好书画，有一定眼光，与一般好事者不同，兼之得文彭、文嘉兄弟之助，能搜罗到更多精且真的作品。尽管项氏没有藏品目录传世，但今日所见唐宋元以来名迹，大都经过他的珍藏，有前后钤印累累为据，而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其千字文编号；手卷拖尾有其本人篆或行楷写出作品作者名称以及购入价码，对美术史的综合研究大有裨益。
稍晚于项氏而名气后来居上的有华亭董其昌，他的鉴藏水平受到一致赞同，其画创松江 (华亭)派，兼擅理论，影响后世殊巨。董氏鉴赏和收藏，与历来的做法有所不同，他是有目的地搜集，不是见好的就收。他对南宋院体之作持排斥态度，惟独推崇五代董源，北宋李成、元四家，认为这些才是我国山水画的正统。因而藉佛家南北宗之说分派，推南抑北，未免偏颇。事实上任伺事物的存在，各具特点，不依某个人的兴趣而转移。审美因时代和人而异，不等于没有其客观标准。此乃美学理论问题，可置而不论。此处仅就董氏观点言之，不无可商，且有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不能因为理论上的偏颇，对作品真赝的鉴定受到影响，应当承认董氏的水平未可厚非，只是为人世故，以伪作真者偶尔有之，如为座师韩逢禧题马和之《陈风图》即是。当华氏“真赏斋”所藏唐张旭《草书四帖》(见下图，图为局部)被《宣和书谱》著录订为谢灵运所书，传到华氏手，经由丰道生鉴为唐贺知章作，后董其昌根据历代诗风与书法之演变轨迹，以及当时可能见到张氏的两件作品加以比较研究，肯定是张旭之笔。董氏这一结论经过三百年的考验和推敲，不但能够站住脚跟，而且在鉴定学上使用的手法至今仍具有它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