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阳询在初唐四家中,以其强烈的美学风格卓然独立。他在继承魏晋六朝书法美学特点的同时,自觉吸收北朝康健爽达的美学风气,形成重法尚意的美学思想。其书作亦表现出质妍互重、骨韵兼并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欧阳询;初唐四家;书法美学;重法尚意
艺术家的美学思想深受时代审美风尚的影响。初唐时期“,海日生残夜”,艺术亦表现出盛大宏阔之美。艺术家的气质中,道家、儒家、佛家诸种思想杂融并存;艺术形式中,书法、雕塑、诗歌、绘画、音乐皆盛极一时。仅就书法而言“,书家之盛,不减于晋”[1],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阶段。然而,“江春入旧年”,书家多尊晋宗二王,书法多继承因袭,然而,欧阳询独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力创楷书的新气度,因而形成质妍互重的美学风格。
一、欧阳询书法美学观与初唐四家之不同,首先表现在对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认识上
欧阳询的晚年,进入被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时代。唐高宗继位,推行了许多新的文化政策,初唐文化呈现出别样的繁荣。在书法艺术方面,初唐统治者偏爱书风秀约典雅的王羲之,将其奉为书圣并身体力行地推扬王氏书风。因此,初唐书坛晋风犹存,古法尚在,魏晋六朝的迤逦之美深深地影响着初唐书家。当然,初唐的这种美学风尚毕竟不同于魏晋六朝的靡靡之音,更多的具有秀骨清相的审美内涵。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由隋入唐的欧阳询,他尽管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书家,却戛戛独造,在书论和书法创作中既主继承,更重创新,表现出更多的独创性。
虞世南“书法亲承释智永的传授,笔致圆润遒逸,潇散洒落,尚有六朝人余韵。”[2]其代表书作《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深得王羲之《兰亭序》之精髓。褚遂良书从王羲之出,兼学虞世南,他临摹的《兰亭序》,形神俱似,深得王逸少之神韵。《唐人评书》称其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便是对褚书风格最好的概括。世称薛少保的薛稷,是一代名臣魏征的外甥。魏征收藏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甚多,从《广川书跋》言“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可以看出薛稷师从褚遂良,所谓“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其书风纤丽疏通的特点。
因此,初唐四家中的三家都是王氏书风忠实的继承者。而欧阳询书风却险劲凌厉,与并称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大异其趣。如果说虞世南、褚遂良等多代表了南方神韵温丽的书风,那么欧阳询则更多地从南取韵,而以北朝之规矩严整为骨。《唐书》本传中谓“询初效王羲之,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度所传,人以为法”,说明欧阳询是在继承魏晋大王温厚、妩媚的书风基础上,增添了新的美学元素。因此,他兼容的书学风格在初唐书坛上显得卓然特立。
二、欧阳询书法美学观与初唐四家之不同,也表现在对法与意的不同追求中
欧阳询这种重法尚意的美学观,体现在他对书法结构艺术的阐释和探索中。传其书论中“排叠”、“避就”“、穿插”“、向背”、“覆盖”“、朝揖”“、顶戴”等概念,是书家对书法空间意识的总结,在看似的相反中求得整体的相成平衡,在不正中求正,充满了“和而不同”的辩证思想。欧阳询在继承大于创新的初唐书坛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书学气质中的“法骨”,成为有唐一代“尚法”的先驱。比起其他三家,欧阳询最突出的成就也正在于此。
初唐四家中的虞世南,更多地表现为对“意”的追求。他的书风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如果说虞世南是追求造型意味的书家,那么褚遂良展示的便是来自于笔意的华美。他用线条临摹出神似的《兰亭序》,其笔法之讲究可见一斑。至于薛稷,其《信行禅师碑》明显汲取褚书风格,自然流露清雅娟秀的神韵,完全是南派尚意的书法风格。
欧阳询在书法创作中一直致力追求对“法”的建立,将书法艺术的意象之美纳入规矩严谨的法度之中,对恣意的抽象美作了精金美玉般的雕琢“,法”与“意”两个互生的美学元素在欧阳询的书作及书论中得到了完美的契合。本来,“‘意象’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造型法则”[3],从古到今的书家们也在孜孜不断地追求着艺术的最高境界——意象美“,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王羲之书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4]等,都是在用形象的语言描述着意象的书法艺术。初唐四家中的虞、褚、薛也都寄情于点画之间,表现出各自特有的意象语言。同样,欧阳询在书论中也强调书法用笔须“如高峰之坠石,似长空之初月,若千里之阵云,如万岁之枯藤”,将用笔之法进行形象化的描述,从形象中感知笔致,可谓“含不尽之意于笔外”。可以说,在书法创作和理论上,欧阳询都在用意象的美学语言把握、寻找着书家审美理想的表达方式及书法艺术的美学精粹。然而,欧阳询对于“法”的建立却是卓然独立的。书论《三十六法》对真书的结构规律作了有益的阐释,将书法这一由线条构成的空间艺术进行了理性的分析。线条上,他将用笔提高到审美的高度,“墨淡则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结体上,“轻与重、方与圆、虚与实、纵与收、连与断”等概念是在相反中求均衡,与险劲中求平正,与相斥中求中和,这些也都孕育了“意”的审美理想。在他的书学意境中,有着对庄严美的追求,笔意凌厉俊秀,结构险绝锋利,既得古拙厚重之气,又兼俊丽典雅之味。因此,法度森严的欧书,在初唐四家中方正俊利的风貌最多,风格也最为强烈。
三、欧阳询书法美学观与初唐四家之不同,还表现在对质、妍风格不同的追求中
孙过庭在《书谱》中引详者之语,谓书风“古质而今妍”。质、妍作为两种艺术风格,各有其审美价值,却又植根于魏晋南北朝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唐代空前统一,南北文化日益融合,艺术风格自应将质妍兼融。“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5]书法与诗歌同是唐代最成熟的艺术。与初唐的诗歌一起来分析初唐书法风格的流变,可看出在美学风尚的影响下,艺术门类所共有的美学特点。初唐时期“,因为南北的差异性,这时的美学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着南北地域上的差异”[6]。北方在“尚武”精神影响下,美学风格豪迈雄壮,古朴淳厚,即所谓“质”;南方自魏晋遗留的“靡靡之音”婉丽秀美,潇洒飘逸,即所谓“妍”。两种美学风格见之于文学便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书法也便如阮元在其《南北书派论》中所言“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较之四家中的虞、褚、薛,历经三朝欧阳询并不排斥南朝之“妍”,而又更多地继承了北派刚劲朴茂、规矩严谨的风尚,形成了质妍兼融的书学风格。钟明善先生曾说“:魏晋之际所崇尚的‘刑名’‘、玄淡’、‘通脱’是王羲之书法所由产生的时代思想风潮,是他自己独特的意识、性格、作风以及他的书法风格产生的思想基础。”[7]因此,欧阳询将质、妍兼融,可说是对前代书风的超越,对时代新风的呼唤,成为他自觉的审美追求。
欧阳询质朴妍美的书法风格,体现着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和为美的审美关照,与他书学思想中“法”与“意”是两个互生的元素,密切相关。他将形式化的法度与形式化的本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正是从北派之“质”到南派之“妍”的变通。观其书作《九成宫醴泉铭碑》,用笔方正严谨,疏朗明快,结体险绝凌厉,气韵流畅疏通,一丝一毫之间不差半点分寸,法度极为森严。再品其意,明陈继儒谓“此帖入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8]在此碑中,他将“意”巧妙地规矩于“法”度之中,凝厚森严的用笔之中蕴含自然流畅的情感意蕴,被誉为“正书第一”。通观欧阳询的书作,都是“法”中有“意”“,意”中取“法”,这如同诗歌中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从而“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9]因此,可以说,欧阳询以重法尚意而求质妍兼融的美学风格在初唐是独有建树的,从风骨到意境,从长乎“法”到感于“意”,其兼容的美学理想令人心醉神驰,这是与他同时代的书家所无法企及的,也为后来唐代书法的成熟作了有益的探索。
虞世南的书风是南派的典型代表,妍多于质,从东魏《高彦造像记》一类作品的温婉秀丽,风姿绰约便可看到他的楷法之源。如果说虞世南的卓越之处是在于其书作中所传递出的“意”的美学品位;那么,同样学法南派的褚遂良,则更为细致地对书法的用笔进行“意”的探索,形成独具一格、笔致华美的书法风格。薛稷则“得欧褚陆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与褚为近”。(黄伯思《广川书跋》)他的《信行禅师碑》用笔清健娟秀,笔致起落之间圆润紧俏,自然流露出无限意味,纯然是褚书的面目。可以说,虞、褚、薛三家都是尚妍的典型,他们都在自己的书风中自觉地表现出“意”的韵味,都不失为唐楷的大家,然而,在对“质”的探索上,他们的特点都不及欧阳询明显,欧阳询在继承前人“妍”的基础上,从书法创作到书学理论,对“质”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总结。这种兼容的美学风格展现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充满着康健充盈的生命力,内在的风骨气度同意气风发的初唐诗歌一样呼唤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由此可以说,欧阳询在初唐书坛上是卓然独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