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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涵、侯一民、全山石、詹建俊谈革命历史画创作(图)

      作者:汲平2011-11-08 09:19:21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各种活动如火如荼。6月2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邀请曾为该馆创作过《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狼牙山五壮士》、《延河边上》等名作的老画家钟涵、侯一民、全山石和詹建俊讲述革命历史画创作的往事,重温画布背后的沉重历史。

          早在1926年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在各类课程中特别添加了“革命画”课程,以期发挥美术的革命宣传功效。这株“毛主席辛勤培育的美术革命幼苗”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作用更加明显。

          侯一民三到安源

          革命历史画创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更大的重视,已经成为政治宣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们迎来了国庆10周年和建党30周年,刚刚被评选为“十大建筑”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也急需一批反映近现代革命历史的艺术作品充实馆藏。这一时期,董希文、罗工柳、王式廓、艾中信等接受任务的油画家,创作了后来为人熟知的一大批革命历史画,当时的侯一民、詹建俊等人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侯一民因为此前曾经创作过表现煤矿生活的作品而被选中创作一幅反映刘少奇与安源大罢工题材的油画,接受这一任务时侯一民十分兴奋。作为1949年以前身居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侯一民对于“政治任务”有着个人解读:“那一代许多画家画历史题材是带着人生经验与感受去画的,是自己非画不可的,并不是谁给他的任务,而是自己在心里孕育了很多年的感动,他要表现出来告诉别人。”他的作品《青年地下工作者》中印传单的男青年原型便是自己。

          亲眼见过矿难中工人相互扶助的场景、和矿工结下了深厚友谊的侯一民3次来到安源,了解历史材料,筹划安源大罢工这一主题油画创作。第一稿突出“刘少奇一身是胆”的形象,并不让人满意。侯一民通过深入采访了解到,毛泽东最早到过安源,后来由李立三创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后刘少奇以“工人代表”身份到达安源与资方谈判。侯一民反复酝酿后,完成了刘少奇和矿工一起走出矿井的油画场面。画面中很多形象有矿工的原型,侯一民说这些形象都在他的心里,“当时工人提出‘我们不愿意做奴隶,我们不愿做牛马,我们要做人’的口号,工人阶级迫切的要求便成为我画面的主题,刘少奇是核心,是党的领导,但是我所体现的重心放在了工人的烈火干柴的要求上。”

          感受“残阳如血”, 山里苦等十八天

          1959年创作《狼牙山五壮士》时詹建俊28岁,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他回忆说:“我们当时是青年教师,正在上课的时候,当时的系主任和革命博物馆的同志把我叫到系办公室,拿了一个本子,上面有个革命题材的目录,跟我讲革命博物馆历史画的任务和重要性,然后希望我能够从中选一个题目。”因为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个故事比较熟悉,詹建俊把“这个重要的国家任务”接了下来,此后多次赴狼牙山体验生活。

          詹建俊从北京到达狼牙山当地村庄时,虽然不可能预见一场全国大饥荒的到来,却通过每天吃到的混合面和野菜体察到某种苗头。然而真正让他感到苦恼的是领导对作品的审查和否定。油画《狼牙山五壮士》中5位战士屹立山头,摆出准备跳崖就义的造型,同时又像是耸立在山顶的丰碑。“当时有一种文艺思想,就是觉得表现英雄人物必须要把他们放在战斗当中。我们在创作过程中要经过不同的审查,有一些领导觉得画面上五壮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还准备跳崖,是对五壮士精神的一种歪曲,这种意见还很强烈。”詹建俊为此感到十分痛苦,“在宿舍里绞尽脑汁,最后又画了两张,一张是冲出战壕的,一张是扔手榴弹的。又有领导觉得还不如原来那个更能体现题材的特点,而且认为苏联也有类似的作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所以就对原稿重新给予了肯定。”

          1960年,全山石作为罗工柳的助手参与创作油画《前赴后继》,画好后作品同样没有得到肯定,周扬认为“应将悲惨的基调改为悲壮”。全山石受此启发,创作了《英勇不屈》,几名战士围在阵亡倒地的烈士周围,得到的修改意见是把“革命”放在地上不合适,要求把下面的形象去掉。

          全山石回忆,当时的创作,体验生活十分重要。创作《娄山关》时,为了感受毛泽东诗词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情景,他们在山里待了18天,“天天下雨,最后一天终于出太阳了”。

          “艺术为人民”天经地义

          4人中年龄最长的钟涵成名最晚,1963年,他完成了《延河边上》的创作,一群人在河边回过头来远望毛主席和农民缓步走过的背影。营造诗意的画面氛围、表现领袖背影的独创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可。这张今天在钟涵看来并不成熟的作品,起初被评价为“不像”,此后得到的批判则是“歪曲毛主席的形象”。1977年,钟涵创作了领袖人物以正面形象屹立船头和行进于波浪之中的油画作品《东渡黄河》。他自称为了弥补“过失”的这幅作品“过于夸大,脱离实际”,“那么小的船怎么可能站那么多人,领袖也不可能以那样的姿势站在船上”。

          “不像”的问题不仅出现在钟涵的作品中。钟涵认为历史题材创作首先还是表现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仍然值得研究。而在侯一民看来,革命历史画不光是为了记录真实,其中牵涉到艺术的处理、艺术的概括、艺术的夸张和浪漫主义等诸多问题。

          时隔半个世纪,人们再看这些成为文物的艺术作品时已然有了各种不同的情感和想象,当年为时代服务、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则成为又一段历史中的注脚,只是其中的复杂因素已远非这些注脚所能涵括。

          侯一民在演讲后说:“艺术为人民服务,艺术也应该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这是正常的。你们说我讲的话现在很少听到了,很让你们感动,可这都是最一般的道理,最起码的ABC。艺术为人民,这是天经地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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