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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巧劲举重若轻——王明明谈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

      作者:汲平2011-10-07 18:05:33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3年多来,整体进展平稳。各地花很大气力投入,主要创作力量都进入了状态。我认为,这次创作的意义,一方面已超出了历史画创作本身,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主题性创作的研究。这两点,从文化战略上看都是很必要。



          构思独到才能避免雷同



          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确定了100多个主题,我们这一代人与这些主题所表现的历史事件有一段时间的距离,怎样去研究这段历史、描绘历史的状态?我想,每个创作者都会做大量的功课,但从目前的草图看,大场面、正面表现的多,从细节、情节上开发的少。这与我们对历史事件体验的局限性有关,容易导致100幅作品中出现雷同的现象。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首先,大家不要被题目或事件所局限,—定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构思,要有充分研究后的自我理解。画家在表现历史事件时扮演角色,就好像是电影导演或编剧,需要什么样的演员,灯光和道具如何配置,必须有独到之处。如果没有跳出过去的框框,最终可能费力不讨好。西方经典作品和我国老一辈艺术家的经典之作在这方面就很巧妙,善于从大事件中发现细节,以小见大。比如石鲁的《转战陕北》,通过在陕北高坡上远眺,反映出“以一当十”的豪迈气势。



          其次,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开掘而不是宏大场面的呈现。这是历史画创作的关键所在,因为对历史事件的人文情怀、细节刻画十分重要。同样是表现战争, 《拯救大兵瑞恩》是直接呈现,而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反之,通过非常抒情的调子反衬战争的残酷。值得肯定的是,在一些场面的刻画上,现在有的作品在画面构成上采用的是较现代的处理方法,但如果没有特定环境、人物在烘托历史时代的气息上发挥作用,效果也可能减半甚至平平。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中国美术馆参与改画时,曾对何孔德的作品《古田会议》有很深切的感受。在这幅画作前,你甚至能感觉到当年的气息扑面而来,画面的很多细节就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色。



          如何提升作品在精神层面的意义?我以为,整体构思对一幅好的历史画至关重要,应当反复推敲、不断完善,最后的作品与最初的构思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寻找模特儿来还原那时的人物形象,但人物的“形似”并不能取代精神层面的刻画。一件立得住的创作往往经过反复构思、多次修改。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经典之作无不如此,因为构思、立意从来都是成功的第—关键。如果我们的构思非常巧妙,在创作上就能达到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中国画在表现大场面时容易流于平淡,这是画利,本身的局限性。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中,如何扬长避短,克服自身画种的不足,发挥独有的长处?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



          此外,在今天艺术多元化的时代,主题性创作也不可拘泥于一种惯常的形式,从表现形式到内容上均应丰富。比如在中国画创作中,大家往往注重笔墨、造型等细节,等细节,其实在形式上也可追求多样,如加入一些较为抽象和象征的元素。



          历史画创作要用巧劲



          在历史画创作方面,我最有收获的是1973、1974年参加全国美展那个时期。当时是集中全国所有的美术力量在中国美术馆进行创作,我们属于工农兵,由周思聪带领创作,周围全是大家、名家,看他们现场如何作画、如何给我们改画,从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想来,也许那时的表现形式、手法都不够丰富,但那个时代画家对此投入的情感可能是今人所无法企及的。



          比如周思聪画《矿工图》,就是积累了很深厚的情感后有感而发的作品。他长期下矿,对矿工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对矿工的情感也积淀到了非表不可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画法也经历了从最初的写实到后来的具有象征意味、注重构成的转变,经历了从注重表现画面内容到形式与精神层面的挖掘。《背井离乡》、《人民和总理》等等就是明证。



          《人民和总理》这幅作品中,人物不多,但感觉人很多、很概括,画得非常巧妙,将总理与周围人的关系交待得很好,总理与人民之间有情感的交流,这种情感通过简练、平实的笔法表现出来。这幅作品给我的启示是,处理好画面的虚实关系,尤其是处理好“虚”的问题,至为重要。现在很多历史画往往画得太满,话说得太多。



          艺术家应该有感而发,而不应先有形式再填充内容,只有具备真情实感才能创造出精品。



          过去老—辈美术家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些规律性的东西,今天仍然可资借鉴。比如,过去强调“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 “以—当十”等等,强调举重若轻,一方面提升作者的构思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观众的精神追求。我一直在想,历史画创作要用巧劲,用巧才会取得好效果。现在大家较多考虑笔墨的完善、视觉的冲击力等问题,用得不巧,容易雷同。



          文学、电影、绘画之间是相通的。我的建议是,打开思路,从不同角度构思,这样才能找出作者对历史事件独立的理解、体验和表现角度,然后提炼出精炼、单纯的主题并用简单的手法加以表现。我始终觉得,简洁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艺术最后还是单纯的,大师之作看似单纯,却难超越。



          《刑场上的婚礼》是我和蔡玉水合作的选题,但我们对自己的创作至今仍不满意。下一步,我想,画画会有很大改动。从气氛上、人物表现上,还要下功夫,可能会再去一次事件的发生地深入体验。我们在这个冬天会抽出一大段时间推敲、修改,深入思考在创作中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画本身的特点。



          其实,在组织“北京风韵”的系列创作前,我曾经反复思考,如何利用现有的创作力量完成一批作品,为时代写照。但就日前创作队伍现状而言,能否驾驭重大历史题材?我拿不准,最终我们确定画身边熟悉的北京风光、人文等。从“北京风韵”这六届的运作看,还是取得了—定的成果。



          我认为,通过国家的力量组织这次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这一代人理应努力,力求艺术地呈现百年历史,好坏交由后人评说。同时,要发挥每位作者个人的创造力,并通过此次活动,研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规律,推动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历史画创作。



          (《中国文化报》2008年11月27日 记者 严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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