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文物定级是这份厚重家底管理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文物价值只有先得到科学、权威的确认，分级保护、科学研究、展陈阐释与传播利用才有可靠支撑。定级工作既是构建革命文物分级保护体系的前提，也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认证。
“革命文物定级标准、理论与方法”研讨会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来自各地文博机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革命文物定级历史沿革与工作实践、革命文物定级标准的研究与实施、革命文物价值阐释等议题展开讨论。
定级以何为据
革命文物定级首先要回答“以何为据”的问题。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宁波提出，革命文物兼具文物属性与革命属性，文物属性是基本属性，革命属性是本质属性，其价值主要来源于革命属性。定级应当立足文物属性、着眼革命属性，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中统筹判断。
价值维度如何展开？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研究馆员张杰归纳，与古代文物历史、艺术、科学三维价值并重的评价体系不同，革命文物的价值评判以历史见证价值为核心，同时考量珍稀程度、源流真实性与历史典型影响。西安事变纪念馆业务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邓普迎把价值研判参数落到4个方面，包括真实性、与革命历史和革命人物的直接关联性、来源与流传经历的清晰度和稀缺性。
历史见证价值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历史考据的分量。文物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关联越直接、越具代表性，价值认定越要审慎。突出革命属性并不意味着忽视文物本体的保存状况与工艺信息，而是让价值判断回到革命文物之所以成为革命文物的根本。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山西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教授乔新华认为，研究阐释革命文物，还要把握“近代以来”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两个见证，沿着“从民族解放到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做到以物证史、见人见事见精神。
标准与人才机制如何建立
革命文物定级工作的关键，在于标准与人才。革命文物专项定级标准目前尚属缺失，概念界定与各地执行口径有待统一，专业队伍与科技支撑也略显薄弱。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阮竣介绍，受国家文物局委托，该馆于2024年至2025年开展的“馆藏革命文物鉴定与修复调研”显示，我国已建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文物鉴定定级制度，但革命文物专项定级标准缺失，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各地鉴定备案执行标准不一。
然而，标准如何补齐、工作如何做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李琮从馆藏革命文物定级实践出发，给出“更聚焦、更充分、更详尽”的建议。他解释，“更聚焦”是指精准把握国家文物定级标准，事先明确定级的对象范围、品类重点和判定尺度，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关键环节；“更充分”是指提前完成藏品基础信息的核验与完善，系统梳理文物的来源流传、年代特征、质地工艺、保存状况等档案资料，广泛收集中外同类文物的比对材料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为判断提供扎实依据；“更详尽”是指对每一件拟定级文物都形成详尽的文字说明、影像记录和佐证材料，逐项核对、逐件建档，把可能影响等级判定的细节信息尽量穷尽，确保定级结论有据可查、经得起检验。
四川博物院革命文物中心助理馆员李沂枭分析，现行定级文件主要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相对革命文物定级需要存在一定滞后，使其意识形态价值与历史考据价值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人才储备与科技应用也是制约革命文物定级工作开展的关键因素。革命文物分布广、点位分散等客观原因导致中小纪念场馆缺乏专职人员、从业者实训不足、科技鉴定应用有限。对此，阮竣建议构建革命文物专项定级标准，建立鉴定机构与人员资质管理机制，组建多学科专家队伍并加强跨区域人才协作，搭建科技共享平台。
从个案经验走向系统方法
定级是具体的实践，需要在个案中打磨方法。从馆藏文献的系统整理到特殊类型文物的鉴定，再到数智化手段的支撑，各馆的探索正推动定级从个案经验走向系统方法。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馆员许钰函介绍，国博自2022年起分批次启动近现代革命文献定级，形成“系统整理、精准核查、专家定级”的工作模式，实现“以物证史、以史证物”的双向互证。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庞跃介绍，该馆先后完成两批898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申报，以“实物—口述—档案”三源互证支撑价值研判。
革命文物品类多样，文献、器物等不同类别的载体形态与流传路径各异，标准与经验难以一概套用。中国新闻和印刷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章泽锋介绍，以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样本，考证版本源流，需要设纸张、油墨、气味、活字、字体、装订、印章与历史研究8项指标，把鉴定路径归纳为“看到、闻到、摸到、想到、言道”5步。中国铁道博物馆文物部副研究馆员陈哲介绍，铁路器物具有功能标准化、使用范围广、流转频繁等特点，行业知识、档案文献与历史图像的交叉印证成为价值认定的必要方法。
档案文献是革命文物价值研判的重要依据，其系统整理与数智化利用为定级工作提供了新的支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燚明介绍，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团队已收集约3万册各级政协文史资料，运用文献识别、大模型校对与命名实体提取等技术，摸索出处理速度快、识别精度高、人工干预少的整理流程。文史资料工作自1959年由周恩来同志倡导开展以来，60余年的积累是数智化整理的基础。
革命文物定级要以价值确认为核心，串联起分级保护、科学管理、深度阐释与活化利用全链条，为更好活态阐释、赓续文脉立起科学标尺。当前，在做好定级工作的基础上，不少场馆已走向管理、保护、研究、利用的联动，通过保存环境监测、分类保护、原创展览、数字化采集与文创开发推动革命文物走向活态阐释。面向未来，更完善的专项定级标准、动态复评机制、专业人才储备、科技协同等因素，将共同推动这项工作走向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