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美学民族化与本土性问题的叩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学科，美学在中国已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百年时间不可谓短，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美学的民族化”却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有希望实现的理想。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今，从这样的起点上展望未来，人们于不满足之外又多了几分焦虑，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的民族化包括美学研究的民族化似乎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p. 57)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1]（p. 2）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那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落后的东西，把西方的美学等同于现代进步的东西，认为用西方现代的东西取代传统上民族的东西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的追求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性地置于新世纪现代美学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对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超越和转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美学发展策略，如何在美学民族化的追求中走向世界美学的互识、互渗、互动与共建呢？对此，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并做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比如有人主张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同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以达到积极介入国际理论活动和争鸣，发出中国理论家自身的声音之目的[2]。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性的视野中，应充分而深入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性和历史存在形态，通过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的基点和根据，促成中国美学在新世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学科建构[3]。这里，前一种策略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一种主张是吸取传统的营养以健全现代的肌体。两种思路都着意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凸现民族化问题。从中不难看出，将美学研究的民族化追求与全球性视野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以上两种主张，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宏观研究理路上的考虑，具体到美学民族化的建构来说，则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才算是本土性的话语呢，美学话语又是如何获得本土性的呢？又比如说本土传统的学术资源是如何获得现代转换的动因的，又是如何获得进入现代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历史的现实合法性”的呢？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加以深入的追问和探讨。只有通过这类追问和探讨，本土性话语才能逐渐地凸现出来，民族化的美学才有望被建构起来。换言之，在大的发展理路明晰之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联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和凸现，又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走向民族化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支撑其体系构架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也就是新旧问题丛生与延伸、交替与更迭的历史。而问题生成与解决的历史即是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鲍桑奎在其《美学史》中经常用“美学哲学的问题”、“美学问题”之类术语，并有诸如“近代哲学的问题”、“康德——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美学问题在他的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审美判断是美学问题的解答”等提法，这里的所谓“问题”都是指包含了通常所说“问题”的理论本身而言的。可见，问题与理论实在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通常我们常说某人的学术研究有新意和创见，实际上就是指他的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或者能够对业已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创见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因此，问题意识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须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因素。美学研究亦复如此。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等，之所以能形成世界性影响，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在于其中隐含了各自独特的美学问题，而且这些美学问题又都不完全是从抽象的思辨与玄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美学家们各自身处其间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处境中孕育和诞生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我们的学者追随着西方美学家的思想理路，运用着由他人那里摭拾的理论话语进行美学的研究时，却恰恰忘记了从自身生存处境生成的问题意识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界所谓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失语症”正是与自身问题意识的缺失紧密相关的。就此而言，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学研究有时显得很热闹，很有学科建设意味，但由于其就美学而言美学的基本倾向，且过分地流入对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学问题的抽象思辨（虽然这种思辨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较少与民族的生存处境及文化创造相通，所以大多是不那么打动人和吸引人的，不能让人经历一种文化创生的痛楚与喜悦。因而在与时代、人生与民族文化的共生、互动方面，比起上世纪前半叶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人在美学研究开端期的作为来就逊色得多。20世纪初叶，当王国维等人筚路蓝缕，在传统学术的园地里开拓美学研究的新路时，是颇具问题意识的。王国维痛感于国势衰微、民心不振的“当时之弊”，而倡导美育，以为形成“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之助；鲁迅痛感于中国因个性不张乃成沙聚之国的现实，而向国人推介“摩罗诗派”，鼓吹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倡导“立人”的教育；梁启超针对当时学校情、意教育的缺乏和知、行割裂的现实，而鼓吹以“新民”为旨归的“情感教育”；蔡元培则针对袁世凯封建复辟以后社会上宗教活动的猖獗而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从王国维到蔡元培，他们之所以于美学领域特别突出和推重美育，正是强国新民的时代性民族吁求使然。王国维曾经撰文期望以美育来祛除国人笃嗜鸦片和嗜于“利”与“官”等种种卑劣之嗜好，治疗由此引生的精神上的空虚，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觉得太功利化，太不具有高深的理论品位了，然而从其用心和动机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其美学思想中那种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深切动人的情感关怀，体会到一种活力充盈沉实浑厚的思想力度。可惜的是，中国美学研究早期所具有的这种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本土性问题的理论品质在后来却渐渐弱化乃至消失了。这恐怕是中国美学至今没有形成大气候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今天，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依共生而又冲突背反的时代语境之中，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要想真正获得充实的内容、活泼的生机，获得参与世界性美学对话的主体资格，回归王国、蔡元培们的上述美学研究思路，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国美学研究中已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围绕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而展开的相关讨论以及对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有关问题的研讨。问题意识的增强，使新近的中国美学研究逐渐突破了旧有美学的研究格局，而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与活力。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美学讨论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美学研究现状和审美文化现实出发的，有较强的理论针对性，同时又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能够从西方现代美学成果中大胆地有所借鉴和吸取。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对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我们还是感到不满足。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联还是不够紧密，对全球化进程中与本土化相关的诸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关怀。以实践美学问题的讨论来说，有的同志提出要以审美自由的超越性纠正实践美学偏于理性蕴含和物质活动的缺陷，有的同志则主张以生命美学取代实践美学作为美学的新方向。实在说，主张美学的自由性、超越性及其生命根底的确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总的来看，这些新的美学理论主张依然给人凌空蹈虚的感觉，与中国人当下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生存缺乏有机的联系，理论问题的言说依然尽可以在纯理论层面上操作而无须涉及现实人生向题，从而就只能停留在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纯学术层面，而不能播散到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和文化创造领域里去。就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研究来说，虽然比之以往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理论收获，但此类研究基本上也是借用他人的理论武器，对问题的言说没有超出国外同类研究已有的广度和深度，很多研究就像是他人成果的克隆，至于说新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究竟在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当代中国人审美理想的建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中国人精神文化心理的塑造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究竟何在，未来的前途又是如何，如此等等，这类问题，我们的确还较少看到既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又具有特立独行的学术识见和理论穿透力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美学研究也是如此，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对国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生存问题观察不够、体验不深，因而缺乏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可说是一个通病。比如说，对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人们，对农村里的广大农民，且不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界，就是以人文关怀自诩的中国学术文化界包括美学研究工作者又有多少人真正给予他们以人文关怀，对他们的生存处境、精神世界，究竟又有多少了解？美学家们乐于抽象地谈论基于生命意识的审美自由，可审美自由的畅想往往正是从不自由的生存境遇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为现代化欢呼，为全球化的到来而激情涌动，但天下从无白赴的盛宴，现代化的实现，全球化的到来是要以一些人的血泪和牺牲为代价的。美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懂得这些道理，并且应该勇于从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之思中切入这类与美学研究相关的问题。一味地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是永远也产生不了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论成果的。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语境中，追求美学研究的新气象、新境界的学人，万万不可忘记了对自身生存其间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这是时代赋予新世纪美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使命。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美学民族化的实现程度，都与这种叩问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直接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J].文学评论，2001，（6）.

[3]王德胜.清理与转换：本土学术资源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J].北京社会科学，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