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化国人的所谓艺术必须打住

●丑化中国人的作品之所以受追捧，是与其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某种想象有关的，说确切些，这是一种有偏见的想象



　　●创作不能以丑为美，更不必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乃或“为了大伙儿能够记住”，以及诱人的海外商业市场而降格取媚，既自毁自戕，又糟践了同胞



　　●我们强调丑应首先被征服然后才能收容于艺术。当此真正的艺术气息日渐消散，艺术的否定功能日渐被削弱和淡化的时候，拥有这样的心态尤其重要



　　在当今中国画坛，有这样一群画家，说起来，他们的画艺并不高明，大多属无笔触的薄画法，但所画的人物形象却特别刺眼：无论大人小孩，单个还是成群，一例光头、板寸，穿中山装，着土布衫。最奇怪的是面部表情也一样，不是张嘴哈欠，就是龇齿傻笑，而眼睛却经常是眯缝着的，如醉似睡，呆滞乏神。



　　现在，这些将表情雷同的人脸当作创作唯一主题的画家，已被行内称为“中国新艺术潮流的代表”，其作品在国外更是广有影响，有的还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对此，已有论者指出，这种对中国人的丑化，实际移植自100年前西方对“中国脸”的歪曲表达。笔者深以为然，想到几年前在国外就见有人对它大力追捧，忍不住有话要说。



　　我们要直接地指出，这类作品之所以受追捧，是与其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某种想象有关的，说确切些，这是一种有偏见的想象。早在十六世纪，随着中西交流的开启，西方人开始建立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映象。虽也有学者对中国文化表示由衷敬佩，但因封建社会的积贫积弱，中国的形象被不断地败坏和丑化。中国人是穿马褂着旗装，留辫子裹小脚，吃土鼠吸鸦片，既狡猾又愚笨的丑陋一群的观感，更被一些人无限地放大，以致到后来成了西方人集体性的想象原型与形象符码。故当郭嵩焘出使英国，伦敦《Punch》杂志会登出一只猴子顶着清朝官帽这样污辱性的漫画；纽约上演马克·吐温的《阿辛》，剧中丹碧丝夫人会用“傻头傻脑，笨手笨脚”来介绍身份为中国人的丑角形象。



　　今天，不断进步的中国正向世界展示醒狮雄起的风姿，那种基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丑化中国人的行为已不多见，但这并不表明正面的形象已经得到确立。相反，在顽固的成见以及无奈、惧怕等复杂心理的作用下，一种将中国“异类化”甚至“妖魔化”的鼓噪开始在西方出现。一些人希望藉此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更多的人受制于种种条件，尽管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对他们来说仍仅意味着古老与神秘，有时还可能是动荡与落后。这也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要在国外不断回答“你们的城市是否有电”、“写字用不用铅笔”这类提问的原因。这一切说明，中国的国门还得继续敞开，中国人对自己的推介力度还要加大，努力正未有穷期。



　　但通过上面的艺术创造，我们把怎样的自己推介出去了呢？那些被画家反复复制的中国脸中国人，无论是打着一尺见方哈欠的光头小脑，还是抱着咧嘴傻笑的大脸无目的奔跑的肢体，还有笼罩在灰色调里沉闷而凄凉的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它们代表中国人吗？



　　据画家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这种绘画策略，是为了隐喻对过去时代的反叛，包含着一种不甘再受欺骗，拒绝思考，调侃崇高的用意。可真如胡塞尔所说：“没有现实中的形象，只有解释中的形象”，你有这样的意图埋设，不等于别人一定会照此理解。譬如，你画中的人物永远都眯缝着眼，做出什么也不想看的姿态，别人就完全可以解读为他们其实什么也看不到。进而，从头大脑小的固定化脸型，解读出他们原是如何的浑噩懵懂，无自觉意志；从由傻笑者拼合成的现代兵马俑式的成排构图，想到那是“经常在亚洲人脸上看到的不安的笑容”，由此作“深度解读”，认定他们在本质上集体性地表征了中国人的被湮没和不自由。就这样，这些画最终成了一种“政治波普”。这时节，你能怪谁？更不要说，这种一成不变的痴愚呆懒形象，还有其背后所含示的对高尚的拒斥、对责任的躲避，对命运的不承担，本身就与西方世界一部分观者对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历史性认识相撞合。至于画家毫不掩饰地称笔下的人物为“泼皮”，评论家跟着将其哄抬为“泼皮现实主义”，就更足以带给人时间的连锁，让人们联想到很多了。



　　遗憾的是，这样自溺的艺术创造还见诸其他艺术领域。譬如一些影像作品对过去年代格式化的集体照、标准照的片面取用，一些小说创作对人物愚昧麻木津津有味的过细展示，一些影视剧对粗鄙落后的着意抖落以及对丑星谐星的夸张运用，等等。至于戏曲、小品中以丑为美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明明演的是当代的都市故事，却硬是穿旧中山装，戴破鸭舌帽，如此说疯话，走歪步，挤眉弄眼，以斗嘴忽悠为能事，且一人爆红了，带出一群学样的。外国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会觉得这有意思。由此一端，足可见这种自我丑化已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我们无意于要求艺术家放弃中国的经验，掩饰变革时代带给人的迷茫和无奈，更不是主张以小头锐面的酷哥俊脸，充为新一代中国人的标准和典型。我们是说，你不能以丑为美，更不必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乃或“为了大伙儿能够记住”，以及诱人的海外商业市场而降格取媚，既自毁自戕，又糟践了同胞。我们注意到那位老画光头泼皮的画家在作客新浪网时，面对网友“究竟外国人看中你什么”、“为什么你的画在国外更有市场”的提问，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从中我们看到了成长中的中国人，他们健康的心态和自信的面孔。



　　正如开放的中国不等于会忘记苦难与耻辱，要求不忘耻辱也并不意味着走不出过去，有时候正相反，是为了走得更好，更正大和堂皇。我们强调丑应首先被征服然后才能收容于艺术，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当此真正的艺术气息日渐消散，艺术的否定功能日渐被削弱和淡化的时候，拥有这样的心态尤其重要。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原载《文汇报》2005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