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与当代生活的三大特点

重在与轻闲的二重性



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逐步深入地迈进，人，作为物质世界的精灵体和作为社会的主体，他与同伴之间于共同生活中的竞争拼搏意识，于共同生存中的求质量意识在加强中日趋成熟，并在成熟的过程中把追求表现得空前绝后。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在传统上它更强调的是和谐与秩序，以家庭为核心，个人服从社会。一个白领（中产）阶层的正在崛起，以及他们于传统生活相比，带有颇多异议的新生活，亦同时宣告了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更多倾向于“重在”西方文化的个人自由与权力的趋势。不过全球化的过程永远会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所以已经在经济上取得大成功与小成功的这类领先者，是不可能在现有的成果上憩息的，除非他们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面临的将是更大的投资与更大的风险，在高科技的日新月异下，掌握此类信息并最终获取高科技的速度、占有份额以及实验性批量生产的顺利程度，抢占市场的速度等。至于其中投机取巧者，将会随时面临譬如补税加罚款，违规操作（环保等）的严厉制裁甚至被责令停产等。这也是一个“重在”，与前一个“重在”相比，它更多的是一份沉重的现实压力与一份沉重的社会压力。为此，我把它称之为“主体重在”的求美特征。这是当下都市写作的一份典型素材。



而在另一方面，追求生活的轻松休闲，追求高消费，日趋凸显的城市购车族已普及乡村，在各类长假与大声疾呼带薪休假的轻松快活的群体正日益壮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今第五代农民（我认为此类划分当不拘泥于历史上“代”的划分，我们在此的划分必须要有时代感，即多变的现实感，应该按时代飞速发展之特征，而不是按年龄段来划分，所以我把跨越新旧中国的农民称为第一代；把土改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青年主干称为第二代；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干称为第三代；把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共同成长的农民称之为第四代；把在“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中诞生并成长的称为第五代），他们抛撇田野，成群结队涌向城市，在商海与打工中追求与城市一体化，追求与城市休闲族轻松休闲的生活合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在机遇与财运光照下，很快以夜宵、酒吧、舞厅、卡拉ＯＫ，旅游等，融入轻松休闲一族，并以数量聚集的群体之势正日益优势化。为此，我把它称之为“主体轻闲”的求美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下都市白领和准白领们纷纷以时尚文化为精神依托，并成了时尚文化的追随者和传播者，而打工族们却又偏以文学为精神依托（数量可观的文学征文大赛，应征作者大多数是打工者）又成为一个强烈的反差。当原先的文学爱好者纷纷转向时尚文化，一些文学杂志也被迫“变性”时，我们的忧虑是当下的文学是否是时代让其蜕变为文化（时尚），让时尚无情地去阉割文学的特性。也许，退化只是白领贵族的精神自身，而高雅的正是打工族——这批有着坎坷生活阅历的城市建设者和精神富有者，高雅的文学依然高雅！



这种一张一弛非同步的同步性，正是中国当代生活与美的二重性的行为表述与精神诉求，也是当下中国作家应予深层次思考的一个中国当代美学二元的本体美学的一个问题。 　　



泛美中淹没美的理性



当代生活中高举美之大旗鼓动生活者大有人在：各类选美频率增高，美容美发美体已走入寻常百姓家，美的时装发布随处可见，冠以美的书画与冠以美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这是一种把美仅仅作为一种表皮的泛美现象。它的最大特点一是跟着市场走，如纯文学杂志大肆锐减，文化时尚类杂志如雨后春笋崛起，在服装上泛文化现象凸显，个性化的东西正被日益淹没，名牌与仿名牌中暴露出假大空的欺诈；二，不是在对美的追求中求发展，而是在利益的驱使下拉美作幌子，把美贱卖甚至强暴和糟蹋。如对文学作者的美女美男作家的炒作，歪曲和扩大“下半身”的写作，小型歌舞团体非歌舞的脱衣裸体表演，城市发展建设中图私利而斩割城建整体发展规划的所谓创新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历史古城古镇和名人故居的破坏性拆迁。他们完全不懂古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记忆载体，是她曾经美或许今后更美的历史印痕等等；三是以性感代替美感。当然我们不否认性感是美感的其中一个因素，但它也只能是一个因素而不能以一扩十，更不能以次代主。美是多元的，美也是丰富多彩的。它有雄健美，也有柔弱美，它有夸张美，也有微型美。在以上各类现象中，美的理性呈现病血症状，具有美之理性的美学家到处遭遇冷漠甚至放逐而缺席。（各类美之时尚的发布会没有美学家的一席之地，选美与评美的评委席上更无美学家的踪影）。自然，从另一面讲，美学家的遭遇冷漠、放逐与缺席，证明了美学的神圣与不随波逐流。但与发展着的生活相比，作为一门科学的美学，作为具体在操作的美学人，他必须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以科学理论去引导潮流，去在时尚化与大众化的泛美现象中去批判庸俗，去在被曲解甚至羞辱和扭曲美的生活现象中指讹纠谬，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真正的审美情趣和捍卫作为美学科学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也许可以不去刻意挑剔，但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它便出现了问题：即当代生活美的意义何在？美的理性一旦被冷漠或排除，意义的追寻就成为一种不可能。问题的另一面似又在说：我们应该为美能在当代生活中反映出当代人的生活价值与生存价值找到它特殊的位置。文学，就可以以她独特的形式唤醒被泛美所污染和沉睡的灵魂。 　　



美的形式与美的深度背离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特性，但美的形式与深度的创造性和谐统一或形美内深的创新情境却是各个时代美学的共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她以形象反映生活，并让人们能诗意地认识自己，显得更为必要。然而当代生活却有悖于此共性的现象。以中国画为例，各类展览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但纵观数１０年之当代中国画创作，虽借用科技手段为之的新形式不断，但原创性的作品实不多见，具有深度的作品更为鲜见。究其实质，是画作者文学素养太差，没有高境界的佳作出现。再以电影为例，贺岁片已搞定了整个电影业的发展趋向，可是在票房价值与观众接受度的背后，我们却看到了表面轰轰烈烈内在无文学深度可言的可悲实质。又如文学作品的销售数量与美学的结合也成悖论。因为它们缺乏的正是美学所要求的理性的感性显现！文艺评论家杨扬曾经作过调查，一些原文学的忠实读者，现在对当代小说已不感兴趣，原因有三：一是作品没有什么意思；二是艺术上太粗糙；三是精神格调低俗。他拿近期媒体大肆在炒作的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为例，说：当一些研究者希望认真地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当今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时，这种荒诞不经的寓言式写作实在是显得过于单薄和简约了……在艺术处理上，特别是作品的精神品格的提炼上，离读者的文学阅读期待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就是文学作品应该提供一些当代其他精神表达方式，还没有可能提供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变动信息（刊《文汇报》２００４年５月５日）。另一方面，作品在于全方位叙述的同时，更缺乏主人公个性的深度开掘而未能充分显示问题产生的症结，致使失去了“眼高”的忠实读者。当然现代的世界总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崭新形式在表现着我们的生活，美也是在变化之中的。但美学的意义是在剥离或穿透这些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时，通过故事来表达我们自身（世界的自身与个人的自身），通过深度的揭示与深刻的批判去寻求公益的美，重新建立人与物的审美关系。此外，形式与精神的背离更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追求金钱、追求权力、追求优厚的享乐生活，但当你达到了某种预设的“境界”时，作为社会人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却在自私、冷漠甚至凶残中消失殆尽。美在主客体之间创造性互动促进的积极作用，渐渐成为了一种令人悲哀的不可能。



文学不是白面馍馍，文学应该是五谷杂粮。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正在于作家必得高度关注深度思考美与当下生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