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的症候与审美病象批判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中外学者已经谈论得很多，我不想再在这一概念上作进一步的阐释了。我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想用“我者”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去渗透和改造“他者”，进而取得支配地位的交互性精神现象。它既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真实社会图景，更是一种想像性精神关系。我们总是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氛围之中，又常常面临着被其他意识形态操控的可能。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生活中影响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主导因素，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生活中统治阶级着意经营的核心因素。



就此而言，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被命名为“后意识形态”的新时代———即政治意识形态让渡给文化意识形态的时代。的确，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来，伴随着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由计划经济体制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世界政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美国“９·１１”事件发生后，那种以东西方两大敌对集团冷战为背景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淡薄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电子信息等高科学技术为依托，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以大众文化为特色，以民族极端主义恐怖活动为文化交锋前沿阵地的新型意识形态的形成。这一新型意识形态尽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政治意味，但从根本上来讲，则无疑是一种以文化渗透与交锋为主要特征的意识形态类型。这一新型意识形态的到来不仅为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预言，而且越来越被现实世界图景所证实。



在后意识形态时代，传统文化中所固有的那种由主流社会少数精英掌控的文化秩序和审美范式，日益被后现代社会景观所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文化意识形态制造的新型文化现象和审美诉求，这其中既有引领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也不乏让人存疑的文化症候与审美病象。我这里主要谈论后一种倾向。



首先，在国际文化交往模式上流露出十分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色彩。从当前人们最热衷谈论的媒体文化形式来看，无论是国际互联网，还是好莱坞电影，抑或是国际流行电视剧、流行动漫产品和畅销书，都莫不带有文化意识形态特有的霸权因素。例如，在国际互联网的网络游戏中，由美国人和日本人设计的游戏软件，常常是将中国军队及其武器设计为攻击的对象，而最后总是以中国军队或拥有中国武器的游戏者失败而告终，这里面隐含的意识形态寓意是不言而喻的。从现实层面来看，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发动战争的理由和战争中某些插曲（如虐囚）都莫不带有文化霸权主义特色。实际上，这一文化霸权主义已经延伸到越来越广阔的现实生活领域，最近接连报道的西方人诋毁、丑化乃至攻击中东裔族群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些也使相关的艺术打上了明显的文化意识形态烙印，使人们正常的审美判断活动被扭曲、变形，这可以从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中深切地感受到。好莱坞电影通过奥斯卡奖等奖项的设置与评选越来越将美国式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个人英雄的叙事模式和奇观化的审美趣味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中国电影开拓的所谓“国际化”路向，就很明显地受到了这些行为的影响。为了获奖，很多导演不惜背离中国当下的审美生活经验，拼命揣度美国评奖人的心理，去拍摄一些与乱伦、偷情、偷窥等相联系的罪与罚故事，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后殖民主义对象。



其次，在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上越来越带有文化资本操控意识形态的气息。后工业社会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兴起，刚好建立在一个供大于求的经济体系之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和类似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里，由于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开始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转移。这样一来，为了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人们的物质消费意识开始了向意义消费的转移，以此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于是，在商业平台上，商家制造的符号价值，虚幻满足开始大行其道（如名牌货），实用性与审美性开始合为一体了。人们购买商品不再只是追求其实用价值，他还要追求商品的精神附加值，追求外在于商品实用价值的身份标志、符号权力。例如，人们买汽车之所以要买“奔驰”和“宝马”，倒不仅仅是着眼于它自身的性能和效用，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特殊符号身份。文艺生产和消费也是如此，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文艺产品（互联网上就存在海量文艺产品），所以如何刺激文艺消费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而，生产上的资本增殖逻辑与接受上的休闲娱乐逻辑就成为文化运作的铁律。那些煽情电视剧的流行、纯金版书籍的出版和畅销等就是如此。文化资本常常以虚幻满足方式操控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来扩大生产与销售规模。人们在这种规定情景下的审美活动，自然很难不带有病态狂热的成分。



再次，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消费主义盛行，人们正一步步滑向“审美欲望化”的泥沼。因为文化商业的运行机制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所以它缺乏一个有效的文化选汰过程。于是，“审美欲望化”甚嚣尘上，像“身体写作”的出场，“美女作家”的产生，恐怖小说、恐怖漫画和恐怖电影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暴力美学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怪胎都破壳而出，这直接导致了文化上欲望泛滥的灾难性后果。２００６年６月《三秦都市报》报道的西安某重点中学高三学生赵大伟因为深受恐怖文化毒害，在高考前夕制订杀人计划，残酷杀害同班女同学，并想以此为题材写作小说《恐怖的心》，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诸如此类动辄想杀人碎尸的案件在日常生活中时有耳闻，而作案者因为浸淫审美欲望化文艺产品产生变态心理，无不令人产生精神上巨大的颤栗，这使整个社会文化生态陷入了一种悲哀的境地。



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症候和审美病象预示的结果必然是：单面人越来越多，并最终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爆发。因为消费文化以刺激物质欲望、攀比心理为目的，所以人们经常会束缚于物质欲望，停留在虚幻满足状态，沦为“商品拜物教”的牺牲品和符号权力的奴隶，成为单面人。而由消费文化制造的单面人与文化意识形态交锋产生的合力必然导致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因为这种合力只会使人们无节制地消费地球资源与破坏性地掠夺地球资源），这在全球性能源危机、地球温度上升以及沙漠化的日益扩大中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而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等文化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地区，人们可能感受得更为深切。



对于后意识形态时代形成的这些文化症侯与审美病象，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一种批判与建构双向互补的文化姿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消极文化局面。就此而言，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



１、秉持文化间性姿态。我们要在文化建设方面，在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方面，摈弃各种文化中心意识和文化自大意识，经常站在“他者”的立场上进行换位思考，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容忍各种不同的文化声音，并以费孝通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健康心态来善待各种不同文化，从而达到文化上双赢的理想境界。事实上，这也并不是难以做到的。中国盛唐时期处理内部各民族文化及与周边国家文化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印度阿育王时期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团体文化的远大目光都是值得效法的先例。而现实文化生活的多元化也充分证明了文化中一家独大的不可能，即便是电影这样一种由美国媒体帝国好莱坞主导的行业，随着各国民族电影的蓬勃兴起，也已经出现了“亚莱坞”（东亚）、“高莱坞”（法国）、“孟莱坞”（印度孟买）、“尼莱坞”（尼日利亚）等多极现象，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好莱坞的学院奖（奥斯卡奖）太当真，更没有必要服膺于某一强势文化设立的审美规范，乃至拾人牙慧，我们完全可以用中国电影规范或其他电影规范取而代之。



２、超越消费主义文化的狭隘眼界。在当今世界，消费社会的气息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正在肆意地改变着传统社会形成的“生活场”、“文学场”和“文化场”，并以其特有的感性经验和符号权力遮蔽着人们的视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高速发展的经济战车中，人们基于对社会个体身份和历史虚无的理解，不再将理想主义作为自己的存身之道，而是将消费主义作为达到世俗幸福的捷径。于是消费成为获得身份建构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的关键环节，甚至成为支撑现行体制和团体机构生存发展的润滑剂。”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消费主义制造的各种精神幻象，超越媒体对艺术市场的引导与操纵，始终以批判和建构双向互补的姿态介入文化生活和艺术领域，并以人文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怀重构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大厦。诚能如此，具有中国现代性品格的文化艺术，将会寻找到真正适宜的“文化艺术场”。



３、着意于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战略。马克思在论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确，自由的伸展程度丈量出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也标定了文化是否健康发展的尺度。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又说，只有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扬弃”异化的社会现实。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消除后意识形态主导下形成的文化症候与审美病象，改变人的单向度发展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我们必须着意于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战略，因为只要每一个体的生命境界提升了，那么他的文化免疫力就会快速增强，后意识形态制造的各种文化幻象和审美病态就不可能找到寄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