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常平：以批评为事业

人从事任何事情的底线在于：它是否有对个人生命的伤害和是否造成人际共在关系的破裂。艺术在人的精神样式中特有的表现性功能，要求艺术家在表达这些主题时具备独特的智慧，否则，他就很容易以艺术的名义伤害个人生命和破坏人际关系。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一些艺术家出于无限的道德勇气、牺牲自己的道德形象去向社会揭示上述主题，但是，他必须考虑其表达本身是否会带来对个人生命与人际关系的新的否定性情感积淀。个人与社会的创伤记忆，除非得到医治和宽恕，否则就可能成为施虐他者的武器。至于目前艺术界中的拉帮结派现象，如策展人因自大而排斥批评家的展览介入、批评家为了捍卫自己可怜的物质利益而在同行中设置藩篱、艺术家日益明星化相互出场吹捧、编辑的圈子化倾向拒绝发表不同观点的评论等等，这些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浮渣在现代学术活动中的回潮，致命地制约着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其本身和艺术作为人的开放性的、个体性的、人类性的精神样式不共戴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界流行的越界不义现象，更是中国当代艺术在混乱时期的特有表征：一些艺术家很少创作而充当艺术活动家致使作品无深度，一些批评家不研究个案而忙于出席策展开幕致使批评无文化，一些策展人无心于展览方式的考虑而冒充批评家导致展览无突破，一些画廊经纪人专营狗苟致使优秀作品无传播，一些收藏家、美术馆与博物馆的馆长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恬不知耻地甚至充当双年展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致使学者无尊严，一些艺术杂志的编辑甚至沦为买卖作品的拉条致使出版的刊物无问题意识。
正是在这样的现象开始萌动的1996年，我介入当代中国艺术的批评，其间经历了一个批评学理的清晰化过程。艺术是人的意识生命中的生命情感的感性文化活动，同批评作为人的生命理智的理性文化活动在根本上处于对立关系。这是我从1990年美学硕士毕业后一直拒绝介入艺术批评的学理原因，尽管我在1987年就写作了这里发表的“艺术的本质论纲”，尽管我的硕士论文以“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为题。直到2000年初，提出“感性文化批评范式”，即“基于作品而不限于作品、通过作品而不背离作品、为了作品而不媚于艺术家”的人文批评观，我从学理上才发现了艺术批评的内在理据。批评伊始，我给自己确定的文化身份是批评家而非策展人，更非艺术活动家。我的工作目标在于：用人文价值的精神文化立场，去对当代艺术中的作品、展览、作者、生态、潮流做深度的个案研究，在艺术界和艺术家的个人艺术史上写作不可代替的评论。现在回想这十年的批评历程，我基本上持守了自己的初始身份定位，尽管也主持过一些艺术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尽管一度在成都竭力推广观念艺术特别是行为、装置在民间文化中的传播使其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当代学术在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中的边缘化，是我从事艺术批评的又一个原因。1995年，我出版《日本历史的逻辑》，在学术界反响甚微。两年后完成专著《历史与逻辑》，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后只能躺卧在书柜达十年之久，于去年底才付梓。传统学术的影响力逐渐淡出当代社会。当代作为一个图像传媒时代，为了扩大学术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我决定用一部分时间开始写作艺术评论，企图以艺术作品为媒介发表对当代文化的看法，即使事实证明当代艺术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还是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汉语思想深处潜藏的人的精神生活俗世化的逻辑，把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道教）延续（儒教）本能当作人的存在本质来言说倡导，中国化的佛教与其说认定这种本能如梦如幻如泡影，不如说是要昭示国人对于任何彼岸的、精神的生命世界的追求更是捕风捉影、转眼成空，号召我们放弃这种追思、返回到现世的肉身与物质世界之中。在肉身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价值体系统治下，当代国人对人的精神需要产生出一种异乡感，信奉人活着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活着的人生哲学。当代艺术作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表达，无论是对人的心理结构中的肯定性的生命情感的再现还是其否定性生命情感的批判，因其和人的精神生命的先天联系而成为普通多数民众在生存方式的选择时优先唾弃的对象（哲学家、宗教徒在现实生活中不受欢迎，其原因也在于他们是和艺术家一样的人类精神的守护者；更可怕的是：艺术界普遍对宗教的无知，因而对一些作品的宗教性关切采取敌对的态度），一些财主把当代艺术的展览当作高雅广告来实施就属于这种以艺术为工具的态度的典型。换言之，普通国民对于当代艺术的异乡感，赋予汉语学界的批评家一种启蒙的责任担当。其表现形式，就是自八五新潮美术以来在批评界盛行的随想式的新闻写作。
艺术批评中的新闻写作，在一个经济生活为主导的社会、在一个当代艺术处于边缘化的时代有其不可取代的艺术传播价值。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要成为塑造国民作为个体生命的精神存在的手段，使国人成长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必须拓展其人文性的批评向度。汉语批评界对于人文批评的异乡感，这是我为什么坚持艺术个案的深度批评的动力。1999年，我和友人成穷、戴光郁共同创办《人文艺术》论丛，初衷要在当代艺术界与学术界推进人文批评的理想。
不过，这种以批评为事业的学术视野的扩展，还有我个人生命遭遇的“630事件”。
1997年6月30日星期五，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国的日子，在下班回家途中，我遭遇两个暴徒用砖头一顿暴打。因着一位出租司机的协助，我一身血透把一人拖到派出所，然后被残疾人用三轮车送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头部缝合十二针，伤口一个月后愈合。我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求助，他们回答此时不可能来报道这种区区小事，何况不符合节日快乐的氛围。律师界的朋友张世华先生义务派出律师调查事件经过，因为此前有人以七一放假要到我单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买书的名义来家里辨认长相，因为在下班前几十分钟我还接到同样的电话要求，因为那时我被选为小区业主代表多次与开发商交涉物业管理的不合法事项，因为此前电视媒体还对之加以曝光。随后两年，我每周去派出所要求调查该事件。办案民警总是搪塞推脱。在给市长写信请求过问此事后，他态度热情异常，但行动照就不作为。于是，我决定放弃此事件的追究，天真地想：“要是自己是一个名人就好了！”名声的诱惑，是我当初介入艺术批评的外部原因。作为其结果，我于当年10月在都江堰主持了“本源•生命”艺术展。展览得到上下十多家媒体的全面报道。
当然，个人生命的偶在遭遇、国人对于当代艺术的异乡感、当代学术的边缘化，并不是批评活动成立的必要条件。我能够从事批评，最要感谢当代无数优秀的艺术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本书中涉及的对象有限，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出现在其中的就不重要，它只表明我作为批评家的能力、精力的有限，当代中国艺术界的一些作品我现在还无法理解，一些作品我能够接受但无力展开深度的个案诠释。
感谢批评家王林在90年代下半叶主编的《美术界》上发表了我早期的不少评论文章。他从1996年４月19日至7月19日，在成都主持《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观念艺术系列展，炎炎烈日中每周周末从重庆赶来，其对艺术的挚爱远胜于今天有些所谓成功重复自己的明星艺术家，其对批判立场的坚守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批评界共同的立场；感谢批评家黄效融近十年为笔者提供的众多批评介入的机会，他在成都营造的艺术氛围使不少年轻艺术家有崭露头角的可能性；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家黄筑荣先生能够在1998年欣然接受并坚持出版笔者主编的《人文艺术》，使我能够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实践、推广感性文化批评的人文路径；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人郑纳新博士和编辑武春野女士，正是在他们良善的支持下使我的评论和艺术观念能够集体进入读者的视野！感谢孙敏娜女士与周斌设计艺术工作室的赵锦斌先生为我设计了封面、版式！
我选择《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为书名，因为它体现出大部分文章的批评视角和观念立场。上卷副标题为“俗世的与世俗的”，下卷为“生态与场景”。汉语文化的现代化，对于个体生命而言是一个从肉身走向肉身、对于族群共同体而言是一个从物质贫乏走向物质富足的俗世化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以俗世价值取向的政治波普、玩世写实、泼皮艳俗在当代艺术界盛行的原因。同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又和发源于希腊与希伯来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被动遭遇，其回光返照留下了不少学者误读俗世为世俗的文化现象。这在当代艺术中更多表现为一种对纯粹俗世社会生活现象的彻底批判、反讽嘲弄，当然也包括一些流露出对人的精神性、社会的非物质化的诉求向往的艺术作品。至于“生态与场景”，最能概括成都的观念艺术的特质：贯穿于自然、社会、人文的生态艺术与发生其中的场景艺术互相诠释，而今正在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普遍化的艺术观念形态。
人到中年，生命开始凋零，深知“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西江月》，朱敦儒）神意。对于一个关注现实又持守文化理想的人，对于一个充满理性又富于感性直观的人，艺术批评就是他人生杯中饱尝不止的份（2008-05-10/09-01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