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我不是艺术家 我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天津北方网讯：2010年，上海外滩美术馆，蔡国强带着农民发明家们和他自己收藏的60多件发明家“作品”亮相，展览的名字叫“农民达·芬奇”。蔡国强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我的感受是，他们的那种好奇心、开拓性和我很像，做东西的趣味跟我这个艺术家很接近，我从他们的创造与梦想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但他强调，在这次展览中，他“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何不做一个机器人，代替你接受回答，反正媒体的问题都千篇一律。”

　　“这是个好主意！”

　　几个月前，北京通县郊区，农民发明家吴玉禄因为每天要接待媒体而“烦恼”。有人给他支招——做一个可以替人回答问题的机器人，他怦然心动。

　　这个提议并没有实现。4月15日，上海洛克外滩源办公室区，那个支招的人仍然要用一整天的时间接受各家媒体的访问，介绍包括吴玉禄在内的12位农民发明家发明的飞碟、潜水艇、飞机和航空母舰等。

　　“支招人”名叫蔡国强。5月4日，上海外滩美术馆，蔡国强带着农民发明家们和他自己收藏的60多件发明家“作品”亮相，并给这个汇集了农民们朴实的奇思妙想的展览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农民达·芬奇”。

　　作为当今最富国际声誉的当代艺术家，53岁的蔡国强最擅长用火药在天空制造惊奇。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开幕式，他送上了16分钟的焰火表演，在夜空里用烟花创作了29个“大脚印”。

　　农民达·芬奇

　　奥运会后，蔡国强收拾行李回到纽约，结束了长时间的“单身汉”生活。一个多月前，记者拨通蔡国强的手机时，他笑着说：“我在纽约飞北京的飞机上，刚刚落地，你就打来，还真是凑巧。”为了筹备《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展，蔡国强工作室“倾巢而出”，开始了为期五周的展览倒计时冲刺。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进入最后的布展阶段后，在展览现场，记者看到建筑废料、工具和电线堆满了展厅。蔡国强正指挥众人完成沉重的潜水艇“霞光一号”的固定工作，他站在十几个农民工中间，穿着蓝色冲锋衣、土灰色鞋子，魔术师般地变出了一副白色棉线劳保手套，不慌不忙地戴在手上。当记者低声感叹蔡国强齐全的“装备”时，远方的他冲着摄影师的镜头得意地笑了。

　　“吴玉禄是我爹，我拉我爹去逛街，谢谢。”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三楼，被改造成一个机器人工场。这个会说话的机器人是吴玉禄几十个机器人“儿子”中的一员。从去年3月4日开始，蔡国强从北京出发，前往江苏、安徽、四川等8个省，寻访十多位农民发明家，为此次展览集合最后的作品。在48岁的吴玉禄家中，蔡国强故意逗他说：“你可以做一个机器人帮你按摩！”听闻此言，吴玉禄回答：“我要做就做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蔡国强便小心地在一旁提醒：“小心你老婆听到了！”

　　安徽阜阳的农民工陶相礼在北京打工十多年，他用遥控器控制一个螺旋桨模型，螺旋桨向前时可以前后行走。陶相礼向来访的蔡国强介绍，螺旋桨向下时可以“潜水”，向上的话就能飞起来了。他说，这是首创的三位一体的承载工具。面对如此骄傲的发明家，蔡国强却反问：“中国古代也有同样的幻想，你知道是什么吗？”陶向礼想不起来。蔡国强告诉他，“是龙。”

　　农民发明家们觉得这个消瘦的艺术家很有意思，吴玉禄决定把自己早期做的机器人交给蔡国强，而陶相礼则同意专门设计一艘“航空母舰”。蔡国强不但买下了12位农民发明家们现有的大部分“作品”，还按照自己的创意向他们“定制”机器人、飞机、潜水艇，甚至是航空母舰。

　　位于虎丘路的上海外滩美术馆，由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亚洲文会大楼旧址改建而成，“蔡国强：农民达·芬奇”展是这个美术馆的开馆展。在这个1930年代的建筑上方，安徽萧县农民杜文达发明的飞碟悬在空中，大楼一侧的墙面上书写着几个大字：“不知如何降下”。

　　这并不是杜文达“作品”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五年前，艺术家孙原和彭禹向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蔡国强提出了展出杜文达的飞碟的想法。展览当天，蔡国强正担心飞碟如何降下来，这个机器便冒出一阵烟便停了下来，飞碟没有飞行起来。杜文达很怕这会给大家丢脸，蔡国强安慰他说：“没事，全世界都很崇敬意大利发明家达·芬奇，但是他的发明从来没有一个做成的。”于是，“农民达·芬奇”就成为此次展览的名字。

　　说故事的人

　　过去十年中，通过报纸、网络和电视上的报道，常居海外的蔡国强隐约觉察到农民发明家们投射出的中国社会的别样风貌。他决定用“收集并呈现一批农民的发明创造物”的形式，来探讨个体农民的创造性、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以及农民的现实处境等议题。

　　2004年底，蔡国强在媒体上看到安徽农民李玉明发明的潜水艇“霞光一号”的图片，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发明家取得联系，并在2005年2月拥有了“农民造物系列”的第一件收藏品。

　　在国外，当涉及到有关身份的问题时，蔡国强经常回答：“我是亚洲农民。”作为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蔡国强亲历了奥运会场馆“鸟巢”的全部建造过程，从农民工们开始打地基一直到最后他们为“鸟巢”外部除尘，他还看着他们一堆一堆地蹲在地上吃馒头。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他们的那种好奇心、开拓性和我很像，做东西的趣味跟我这个艺术家很接近，我从他们的创造与梦想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蔡国强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不，我就是一个农民。”

　　一年多前，蔡国强收到筹建中的上海外滩美术馆的邀请。此时，他突然意识到，对于自己收藏的那些农民发明家的“作品”而言，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理想机会，他决定在世博会期间举办这一主题的大型个展。为了完整地呈现这个题材，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拜访那些曾经联系过的农民发明家们。去年寒冬，当蔡国强出现在安徽萧县时，杜文达感动地说：“你曾说过来萧县找我，没想到真的来了！”

　　在这之前，蔡国强还曾做过一次大型的农民题材的展览。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蔡国强展出了《威尼斯收租院》，并获得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作品灵感源自群雕《收租院》，创作于1965年的《收租院》，表现的是解放前农民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展览上，蔡国强请《收租院》群雕的原作者之一和几位年轻的雕塑家，将这组雕塑重新表演制作了一次。这种现代艺术中“拿来主义”的做法受到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主体的《收租院》原创作单位的质疑，在功成名就的同时，蔡国强也险些陷入“侵权”官司中。

　　与11年前相比，这一次，在“农民达·芬奇”展览里，同样是农民题材，同样是“借用”别人的创意，蔡国强和他的团队更加小心翼翼。

　　蔡国强告诉记者，他自己既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他买下了展览中出现的所有发明创造物，并把农民发明家们请到上海参与展览。

　　“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是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他把自己定位为“讲故事的人”，“其实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既要把故事讲好，又不能让别人把我误当成故事的主人公。展览的设计规划就是如何使展厅变得有艺术性，有想象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现代艺术的手段和理念，讲好这个时代一群农民的故事。”

　　为了在上海外滩美术馆那座有着80年历史的老建筑内，让那些造型奇特、功能各异的众多展品巧妙地构成陈列线，蔡国强下了不少工夫。“展厅有一定的规模，这个建筑本身有很多转角。如何利用这些空间、这些展品，从一楼开始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布展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布展前，蔡国强先后7次到现场考察场馆。

　　一楼展厅内，呈现的是山东农民谭成年遇难的飞机残骸，这个纪念碑式的装置，也在第一时间告诉所有观众，农民发明家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蔡国强在展厅内放了50多个风筝，每个风筝上都有一个农民发明家的故事。风扇吹拂下，风筝飘舞，给农民发明家们的故事蒙上了一层浪漫的纱幔。

　　蔡国强将他所知道的农民发明家的名字、出生地及他们的发明创造分类之后，用水墨一一书写。他为这次展览创作了3句口号，分别是“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不知如何降下”和“重要的不是飞起来”。这些口号也被他用“蔡氏书法”写成硕大的标语，构成展览的一部分。

　　对于第一次将自己的“书法”运用到展览中，他不加思考便能说出渊源：“我父亲是搞书法的，对于我的那些烂字烂字他向来不满。他后来却又发现，我的字虽然丑，也能自成一家。后来我创作草稿时，最喜欢用毛笔，随意而快捷，惹得用硬笔的外国艺术家羡慕羡慕。”

　　“如果不做艺术家，我想做园丁”

　　“对不起，我要接个重要电话。”蔡国强对记者说。话音刚落，他已经转换了语境，用流利的日语对着手机说了一通。1986年底，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后，蔡国强赴日本留学。1995年，他从日本移居美国纽约。过去20多年，蔡国强用艺术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展，他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美术馆、伦敦泰德现代美术馆、巴黎的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大型个展。此外，他还获得过日本文化大奖广岛奖和福岗亚洲文化奖。

　　挂掉电话，蔡国强迅速地回到中文语境。2008年，蔡国强的个人回顾展“我想要相信”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幕，观众超过百万。2009年3月起，这个展览在西班牙比尔堡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观众人数甚至超过了这个城市的总人口。无论在日本、美国、欧洲还是中国，他总能“入乡随俗”，找到展览所在地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2009年11月，蔡国强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大型展览“蔡国强泡美术馆”，两位娱乐圈的明星林志玲和蔡康永受邀为展览代言，蔡国强甚至还自告奋勇地担当林志玲的导游。这一次，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农民达·芬奇”展，虽然与上海世博会没有关系，但其直指的农民问题却引发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关注。

　　展览之外，蔡国强的视觉艺术创意还被运用到广岛亚运会、2008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等大型活动上。

　　蔡国强有两个女儿，一个20岁，另一个6岁。大女儿从小便跟着蔡国强到场布展，有时候在现场睡着了，别人常把她当做某位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一部分。因为两个女儿的年龄差距比较大，经常有人私下里问他，是不是离过婚。见到记者，已经习惯主动交代的蔡国强特别强调：“是一个太太生的。”

　　不出差的时候，蔡国强每天都给小女儿讲故事。为了省去每天想题目的麻烦，他创造了一个主人公，故事也成为了连载的长篇，只不过每次讲时全靠临场发挥。故事的名字叫“小鱼嘟嘟和她的书包”，说的是一个女孩子丰富多彩的人生。几年过去了，小女儿有时候会问：“小鱼现在几岁了？”蔡国强回答：“6岁了。”小女儿却说：“不对，两年前我4岁的时候她已经6岁了。”

　　小女儿知道蔡国强是在编故事，所以有时候，她也会点题：“爸爸，我们今天就讲小鱼嘟嘟放假。”随着孩子越长越大，故事也越来越难讲。有一次讲到小鱼嘟嘟参加电视比赛，最后一个对手演讲得太精彩了，父女俩都感动得要命。女儿担心地问：“等小鱼嘟嘟出场的时候该怎么办？”蔡国强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得更精彩，只好说：“今天太晚了，要睡觉了。”

　　在创造力方面，蔡国强有着取之不竭的资源。如果哪一天不做艺术了，他会选择做什么什么？ “如果不做艺术家了，我想做个园丁，种花种草。种地太辛苦，而且每棵都是一样的；做园丁，所有的盆栽都不同，我觉得是个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