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带菌的中国菜 蔡国强专访

这类似于一个传奇故事：福建泉州市新华书店的干部、民间书画家蔡瑞钦告诉年幼的儿子，古根海姆是世界最好的美术馆；多年后，儿子蔡国强在那里做了个人回顾展。此时蔡瑞钦已经七十多岁，被中风折磨在床，蔡国强把父亲创作的《百虎图》也挂在了古根海姆博物馆。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不能说话的老父亲，流出了大滴的眼泪。

蔡国强的成功不仅被目为他个人艺术的成功，也是中国艺术的成功。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古根海姆馆长托卡斯·克伦斯开玩笑说：“美国艺术三百年的展览用了七个展厅，蔡国强一个人就用了十个展厅，他一个人顶美国的全部。”

中国美术馆是蔡国强回顾展《我想要相信》的第二站，展览几乎与奥运同步，相比起古根海姆展的三个月，中国展的两个星期显得过于短促。与古根海姆有所不同，蔡国强为这个展览特意回到家乡泉州，新制作了奥运焰火计划“大脚印”的巨大草图，同时亲自制作了自己的“脚印”——这是比古根海姆更富有情感色彩的大事记。

蔡国强展览的视觉效果惊人，甚至充满娱乐性，很多人长时间坐着，津津有味地看他制造的一次次爆炸的录像，看他摆弄火药，怎样让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怎样在天空中打出黑彩虹，怎样模拟时代广场发生的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但在美术馆的空间里，录像和火药画都不如那些装置作品来得刺激，比如《草船借箭》，即使不论这个产生于1998年的作品所体现的中国式智慧，从视觉上它也令人过目不忘。这艘草船悬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大厅，船身插满了利箭，如同一只巨大的翅膀。《草船借箭》是从纽约现代美术馆搬过来的，单单搬它就花了几十万美金，而其体积之大使得中国美术馆必须拆掉大门才能让它“驶入”。

蔡国强坚持要把船带到北京，除了把它视为自己艺术的代表符号，蔡甚至也觉得这船就像他自己的影子：从一个港口驶到另一个港口，漂泊多年又回到中国。蔡国强从不掩饰他对这件作品的喜爱：“这艘船既有暴力的伤痛，同时又硕果累累，既承重，看起来又十分轻盈。”可惜这艘船在中国美术馆的展示效果不算理想——悬挂的船可以有两种观看的角度，从下往上看船像是在飞，从上往下看这个船像在水里面漂浮，但中国美术馆的展厅决定了这艘船只能被仰望。

参与奥运会标志着蔡国强真正从当代艺术界的明星进入到中国公众领域，人们对蔡的浓烈兴趣从奥运会的焰火延续到了随后的展览中。从蔡国强自家的四合院到中国美术馆只需步行5分钟，但蔡国强不常去，因为去了就不容易走出来，总是被拉住签名照相，“我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布景。”蔡说。

为奥运和展览开幕式举行的庆功会上，蔡国强工作室主任马文调侃说像是一场婚礼，因为这次参与奥运确实可以称为是“艺术和政治的联姻”，马文自己也是奥运会核心创意小组的成员。蔡国强自己也经常开玩笑说被政府“招安”了，他可以非常坦然地说，他享受为国家做些贡献的感觉。蔡国强曾对人谈到他反感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正确的民族主义者，对自己的民族从不丧失信心，在延续自己民族文化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对方的文化也是尊敬的，可以与其平等对话，可以被利用，也敢利用对方。如果没有民族主义，我认为很可鄙，根本就是混蛋。”

古根海姆的回顾展开幕的时候，蔡国强的朋友、评论家方振宁写了一篇文章叫《蔡国强：中国崛起的缩影》，方说：“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蔡国强’这个名字跟国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有关系。”

不得使用真鸟

南方周末：《草船借箭》没插原作品里有的中国国旗，展览里有其他作品也受到类似影响吗？

蔡国强：没有，但一开始我们想展出《收租院》就不可以。碰到这样的事情，艺术家可能有两种想法，有的干脆不展了，有的可以有所妥协。我是后者，因为我觉得作品是活的，被不同的时空喂养，这个时空不能有旗，这就是在这样的时空里留下的象征。而且国外也有国外的困难，比如我2006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做的《透明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底下要有几只撞死的鸟，表现鸟想飞过去，但被玻璃撞了，掉在台上。在国外他们就整天“矫情”这个事情。

南方周末：因为动物保护的问题？

蔡国强：是啊，开始我用的是真鸟的标本，他们绝对不同意。后来我就骗他们是假的，他们问怎么这么像真的？我就说中国现在什么都做得很好。后来趁我不在，他们偷偷摘了几根羽毛去验DNA。验了后跟我说绝对不行，从动物保护法到细菌的传播，从人性的良心，都不好，不好就不美，上升到美学了……后来我只好把鸟皮摘下来，用树脂粘在一个模型上面，他们又把毛拿去化验，说毛上还粘有一点皮，还是不行。我只好去弄很多假鸟，掺在里面。可这个作品摆在那里，真的天天有很多真鸟撞死，这是暗喻“9·11”的作品，什么都没说，但就是彼岸飞不过去。

南方周末：费大为写你的一篇文章，前面大多属于赞美，后面说蔡国强在表达上杂乱无章，没有内在逻辑，不断在扩大范围，而且作品很多义，你觉得呢？

蔡国强：顺着费大为说吧，应该说我不怕杂乱，不怕无章，总体上我不怕矛盾，西方艺术和科学的价值观主要是解释矛盾、解决矛盾，而我的东西直接就是矛盾的体现，从来没有想去解决矛盾。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矛盾的，科学家要去解决矛盾的话，解决了一个矛盾还有新的矛盾。

南方周末：你也承认自己没有逻辑、没有顺序吗？

蔡国强：近看显得杂乱无章，很远其实没那么乱。至少自己看没那么乱，像一个杂乱无章的房子，但自己知道东西在哪里能拿得到。

南方周末：艺术评论家吕澎说你在思想洞察力和批判性方面，对中国当代艺术史并没有太大贡献。在他的解读里，你的作品意味着冲突双方可以握手言和，包括中国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的世界观，只要愿意，人们曾经坚决捍卫的批判或质疑立场就可以变得可有可无……

蔡国强：我挺赞成的，我也没有感到我贡献很大（笑）。其实这能看出他有理想主义色彩，他对现代主义精神的颠覆性、批判性有一种敬仰，这精神很好。但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要决一死战，辨别黑白，谁胜谁负，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有些艺术家可以用艺术去做艺术，有些艺术家虽然也揭示了一些社会性的冲突和矛盾，但其实最后这些都是隐含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里。

想用艺术来直接改造社会，把艺术当作金箍棒，我认为比较困难。大量艺术在这个世界上受到时代影响，也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时代，但功利化地用艺术来改造这个时代。用艺术去承担这个重任，我感到特难。我们国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直接去面对、去揭露，而来说文化的事确实听起来不痒不痛，什么草船借箭，什么成吉思汗的方舟，这对中国有什么意义？但还要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很广泛意义的中国，而且版图还放在整个世界地图里面。我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在谈论中国时往往谈论的是经常要跟外国发生关系的那个中国，是国际背景下的中国问题。

让人家胃里面咕咕叫

南方周末：以前曾有人讲，蔡国强做的东西是春卷，只是一道西方人爱吃的中餐前菜？

蔡国强：这是很早的说法了。

南方周末：现在从春卷变成什么了？

蔡国强：我那么多次被评为世界艺术百强之一，这一百强里面也就二十多个是艺术家。最好的出版社都出过我的书，最好的美术馆都收藏我的作品，最好的美术馆都做我的回顾展。我已经不好装作是春卷了，至少也是一道菜了。

南方周末：当别人说你是春卷的时候，你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即使是春卷，如果是带了菌的，在整个宴席也会把整个宴席搞得很不安。

蔡国强：我现在还是这样，如果不是春卷，是一道菜的话，这道菜也有可能是人家端着也不是、吃了也不是。

南方周末：吃了会拉肚子？

蔡国强：也不是，我没那么厉害，只是会让人家胃里面咕咕叫。我的艺术，人家可以批判说是妥协的，但正面说的话，就是可以和更广泛的人群沟通交流的，其实我的语言有大半部分是很西方现代艺术的语言，包括我的组织模式，我的整个工作室团队都是西方化的做法。

南方周末：但这个展览的开幕式酒会上，你还是说，当你出国的时候，并不知道作为中国艺术家在西方特别难。

蔡国强：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困难是，即使你用的材料、你的表现形式、你活动的舞台跟他们都一样，他们还把你看成中国艺术家。但包容性又使中国艺术家在国外特别容易。

南方周末：一直到古根海姆的展览才让你摆脱了这种情况？

蔡国强：我不认为有摆脱，但我也没有痛苦和伤感，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一个中国艺术家，我很欣慰国内艺术界还把我当作中国艺术家，要不我就太孤独了。中国当代艺术界一直很在意我，有不好的地方他们也骂，担心我是不是在讨好西方，那么多中国的主题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走向歪门邪道……

南方周末：《草船借箭》是遍体鳞伤的成就，你曾经讲那艘船就是你自己，那么是不是可以讲你自己也适用这个原则？

蔡国强：我不能把自己放大到这么重要，说我也硕果累累，说这种词我也会害羞。

玩火药如同一夜情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曾经做过一个火药作品，坐在爆炸物中间，等待爆炸发生。

蔡国强：这是1992年，在德国的军事基地里做的，一个记录爆炸地震波和心跳的作品。其实我没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火药，喜欢爆炸瞬间产生的能量，它的破坏力是针对我自己的。你看我说话一板一眼的，做艺术也比较拘束，从我学画画开始，我就不像别人那样耍得开，想事情比较理性，所以我要寻找一个不好控制，破坏我设想，对我设想有干扰性的材料和能量，它可以使得我的东西有意思起来。

南方周末：你也曾讲过，你画油画不如你妻子吴红虹大气，但你很幸运找到了火药这种材料，如果你没有找到火药的话，你会不会是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呢？

蔡国强：平庸和不平庸很难说，比如爱画画的去画花，在家里种很多很多花，晚上的花什么颜色，白天的花什么颜色，可以天天画，特别精神抖擞，特别充实。你说平庸是什么？我们在判断一种价值的时候，包括我自己，都是先问有什么贡献？有没有创造力？但是这个评价的标准又以美术史为参照，如果那个人内心无所谓这一切，他也可以很踏实。

南方周末：玩了这么多年，你和火药的关系可以多么亲密？

蔡国强：火药肯定不能比喻成老婆，它可能像是初恋的人。

南方周末：那这个初恋时间很长。

蔡国强：那就说它像一夜情吧，因为很难控制，总碰到新鲜的对手，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地、不同压力、不同材料、不同温度和湿度的情况下创作，总是一次性的新鲜的状态。对方是一个很重的主体，画画用颜料可以改，可以覆盖或刮掉重来，但这个不行，做爱做不好不可以改，只能下次做得好一点。这个材料能唤醒你的危机感，不要把它当成你口袋里的手帕，我很多焰火商朋友都出过事故，你以为你全懂了，其实随时都有可能栽跟头，这种材料的魅力永远让人感到受到吸引。

南方周末：如果经历过很多很高的兴奋点，是不是不太容易再兴奋起来？

蔡国强：不一定。我从中国文化里面受益最多的是它的包容性，而不是草船借箭、火药这些符号、材料，是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对自己变化的包容。我做大作品之前把它看成一场革命，如果做小作品就看作在沙发上跟人家调情，都有它的心跳和过瘾之处，就怕有人把革命当成惟一的，那他就会被革命了。

奥运做得很大，几十万发炮弹咚咚地打，所以我自然就想回归纤细的东西，用火药炸出人体的形状，头发、皮肤的感觉，火药很暴力，但是它出来的瞬间是否也可以优雅、细腻，这很不容易的。我一直希望自己掌控自己做什么，一直都是在“自投罗网”。人们容易把我和火药联系在一起，其实是用火药后面的哲理和方法论，去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方法论？

蔡国强：就是在时间里面，能量是变化的，难以控制性，比如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收租院》，后面的泥塑在干，前面的泥塑已经在剥落，这个装置是会走向腐败的。

你们看不到的焰火

南方周末：古根海姆的展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蔡国强：这是一个回顾展，就是说没有新作品，可以通过旧作品讨论学术上的意义，做一些整理。以前我的东西有很多凸的，爆炸、装置都很张扬，但现在作品放在一起，堆满了十几个展厅，反而看到了凹的东西，看到了我作品里的伤感和寂寞。

我常参加不同的展览，隔壁展厅经常是塞尚、波洛克之类的作品，我看他们的作品，不是看他们有多了不起，而是看艺术家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困难，做不下去了就转向，或者退回来，每个时期艺术家的形式和方法论都不同，但是他们的寂寞、彷徨，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摇摆或者欲望、野心之类都是一样的，我可以很敏感地看到这一点。我在自己的展览里，成为自己的观众和研究家，看一个旅行的故事。

南方周末：为什么是一个旅行的故事？

蔡国强：我从家乡走出来，到上海，又到日本，又到美国，走遍了全世界，我一直生活在动荡和旅行中，客居在这个世界，好比不同的船停在不同的港口。这个展览是一个男人的浪漫史，一个小孩子的梦想史。一个喜欢做梦的孩子从小梦想在天安门广场做一场盛大的焰火大会，但是没别人看。我虽然后来很多次都做过爆炸、焰火，但还是认为那个梦才是最棒的。后来我在意大利小城托伦多的一个大墓园做过一场焰火，是给坟墓里的人看。第二天我在街上走，很多人过来跟我说，昨天我妈妈应该看到了焰火，太谢谢你了。

南方周末：这次在天安门放焰火，算不算完成了小男孩的梦想？

蔡国强：这次有很多人看，本质不一样，小时候那个梦其实是不存在的焰火晚会，它只会在你的心里，在不同地方影响你的艺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我小时候受到美国登月的影响，为自己的瘦弱感到悲伤，觉得到死了都做不了宇航员，不会到宇宙去。你去寻找一个你可以离开重力、在时空隧道随意来往的方法，这就是艺术，只有它可以帮助你往返于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精神层面，不同的文化，以及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