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中国的现代艺术刚开始,而我比较幸运

　　蔡国强：我想要相信

　　西班牙小城比尔堡的纬度和中国长春市差不多，但由于欧洲大陆板块幸福地承受着太平洋暖流的抚慰，气温和北京不相上下。一大早，金色的阳光到处飘洒，把周遭皴染得如同西班牙女郎一样明媚；天空则蓝得幸福满溢，仿佛欧罗巴男人一往情深的眼睛。几乎所有的花儿都在热烈地开放。

　　然而今天，比尔堡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内维隆河南岸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位中国艺术家蔡国强来到这里，展示他古老而又极具当代先锋意识的装置艺术。建市700多年来，比尔堡市民们没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甚至，华人艺术家来这里办个人展览也从未有过。

　　这个名为《蔡国强:我想要相信》的展览，规模很大，共占用了11个展厅,分为“火药草图”、“爆破计划”、“装置作品”、“社会项目”四大类别。蔡丰富的创作灵感取源于中国古代神话、军事历史、道家与佛家思想、宇宙论、火药技术、中药和当代国际冲突等,其别开生面、壮观而又辉煌的艺术震撼力，将比尔堡市民们的胃口吊得七上八下。


　　荣耀——走进古根海姆

　　在中国，“蔡国强”这个名字，90%的人未必知道，也许还会想他是不是歌星蔡国庆的什么亲戚，可是你若说“就是那位做了29个奥运大脚印的艺术家呀”，这回99.5%的人都知道了。

　　其实，蔡国强早就是国际著名艺术家，过去20年来活跃于众多的国际展览。他还跨领域与多国科学家、服装设计师、建筑师、作曲家、舞蹈家、电影导演等合作，涉及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当代最为前卫性的艺术范围，连续多年被英国权威杂志《ArtReview》评为全球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

　　这个《我想要相信》的大型展览，是2008年2月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拉开帷幕的,为期3个月的展览，创造了该馆艺术展参观人数之最。第二站巡回至北京中国美术馆。此次来到西班牙比尔堡古根海姆美术馆，是第三站，也是场面最大的豪华展示，同时，也是这个展览的收官之作。

　　此次《蔡国强:我想要相信》是古根海姆基金会首次为华人艺术家举办的个人展览。古根海姆基金会是一家世界顶级的连锁式博物馆经营集团，想要在该集团旗下的任何一家博物馆展出，必须是国际一流艺术家的作品。

　　1997年，古根海姆博物馆在比尔堡落成，很快就被称为“地球上最美丽的博物馆”，成为全世界艺术界人士心中的圣地，比尔堡随之繁荣兴盛起来，成为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胜地。

　　当古根海姆博物馆出现在我眼前时，尽管我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它震撼了——它根本不属于现实的任何存在，而是未来世界的一个神话:它的造型像是一朵盛开的金玫瑰，又像是一片热带雨林，既像天涯海角的一座岛屿，又像天空中的一团云锦;更有欧洲人称它为一艘巨轮，以和比尔堡悠久的造船业传统相呼应，同时也承载起欧洲人对艺术的迷恋与梦想。它的设计师是天才的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这个矮个子的白发老人，慈祥、平和，可是他的作品一向以惊世骇俗的造型、叛逆的结构、钛金属等崭新材料的运用而颠覆人们的想象力，因而他被称作“建筑界的毕加索”。蔡国强展览开幕式上，盖里也亲自赶来捧场了，他们握手、拥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炫——蔡国强的魔力

　　一走进古根海姆的大门，不期然之间，撞见十几米高的玻璃大堂里，从地面到高空，腾空盘旋着8辆白色汽车,一辆跟着一辆，在大堂里激跃翻腾、连续运转,构成了一幅汽车爆炸的无穷尽循环图。每辆车身都在一闪一闪地放射着箭簇一样的金色火花，像礼花，像流弹，像电焊的落缨，像当代人节奏急促而匆忙闪过的生活。这个作品名为《不合时宜:舞台一》，什么意思？蔡国强笑而不答。据说，在2004年的一个展览上，古根海姆总部负责人看到这件作品的雏型时，就被它打动了，决定邀请蔡进入古根海姆博物馆。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展品是《撞墙》。在一间二三百平方米的大厅内，有99匹和真狼同样大小的标本狼，排着队，奔跑着向前方一面透明的玻璃大墙冲去，前面的被撞得头破血流，后面的踏着尸首照冲不退，甚至没死的又立即归回大队再次冲锋。置身于这样的大场面中，与狼共舞，同声同气，真够刺激的。有人出来解读:中国有句俗语“不撞南墙不回头”，它们是撞了南墙仍“其九死而犹未悔”，象征着人类的生存——在战争、瘟疫、自然灾害、自我灾难面前，不畏葸，不退缩，永往直前，生生不息。姑且这算是一种说法吧，但当然还有其他多种理解，比如，你也可以解释为贪欲，为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香车美女或仅仅要拥有颐指气使、骑在别人头上拉屎的感觉，就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一定会被撞得头破血流的……当然，越丰富得说不清楚的艺术品，才越是耐人寻味的佳作。

　　第三件让我震撼的作品叫《延伸长城一万米》，这里展示的仅是一件草图，真实的作品已经完成在当年的中国西部:断壁残垣的一段长城脚下，蔡国强用他拿手的爆破装置手段，让疾速飞驰的中国火龙把长城延长到了一万米——虽然只是一万米，距当年的万里长城短得多，但请设想，当导火索被点燃的那一刻，当风驰电掣的火龙呼啸着前行的瞬间，那巨龙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所爆发出来的辉煌、壮丽、绚烂，谁能不热血沸腾呢!

　　我在大屏幕前坐下，静静观赏蔡国强的一件件火药爆破作品。用蔡夫人吴红虹的说法，“搞艺术真的是需要天分的，蔡国强确实有这个天分。”同是艺术家的吴红虹说，蔡国强好像是一个永远童心的小男孩，脑子里老是生长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包括月全食时候，在月球上用火药炸出万里长城的一条线;在美国内华达核试验基地点燃自做的“爆破筒”，创造出蔡氏“蘑菇云”;在富士山顶扎一个大塑料袋，利用山顶气体吹出一个金字塔……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作品，是在一条铁道旁，并行挖掘装置了一条爆破火索，当一列火车风驰电掣呼啸而来时，这边和火车等量点燃导火索，结果是火龙和火车同时在大地上滚动、奔跑，瞬间又消失在莽莽苍苍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其场面的壮观瑰丽真有如童话，其奇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给人带来震撼和启发——原来世界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显现的!原来艺术是可以这样抵达的!原来创造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只要我们拥有一个永不停止思索的大脑，和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倾听——蔡国强如是说

　　蔡国强坐在我对面，也笑了。

　　他瘦高，狭长的脸型更增加了他的高度，一对随和的眯眼轻松愉悦地望着我，友善，亲切。我喜欢他的处世姿态，本色待人，一点儿也不端着，是几斤几两就出示几斤几两，不吹大泡泡也不自我萎缩。一时，我觉得和他早就很熟稔了似的，所以也很放松地对他说:“我以前不喜欢先锋艺术，原因是我觉得很多年轻艺术家不是出于艺术本心，而带着表演的成分，他们的艺术是虚假的，做作，说服不了我。但这回看了你的作品，改变了我的一些观念。”

　　他温和地一笑:“中国的现代艺术刚开始。我也是试着从个人做起，而我比较幸运。”

　　蔡国强195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父亲是一家书店的经理，喜欢书画、古籍。在父亲的熏陶下，蔡小学时就读了大量古书，受影响最大的是《史记》;初中时又赶上“文革”后期出版的那批内部“白皮书”，基本是外国现代派小说，留下深刻印象的有《推销员之死》、《等待戈多》等等。“那时我就理解到了两点:一是知道了人类的痛苦啊、希望啊等等是共同性的东西，都是有血有肉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二是对一件事物的描述，可以有多种表现方法，比如除了我们熟悉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还可以有别的……”

　　我觉得这一席话对我的采访很重要——文学功底和文化功底，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可以视为试金石。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有些年轻“先锋”并不先锋？无他，就在于他们没有厚实的文化底蕴，创造不出优秀作品，又想暴得名利，就“剑走偏锋”，企图弄出一些个惊世骇俗的“先锋艺术”以迅速抵达。

　　另外，理论素养也很重要。蔡国强是经过高考，1981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经过4年专业训练，又苦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受益匪浅的，还有上戏老师的“另类”教学，学生们经常被训练把一段音乐或一首诗歌转换成空间形式表达出来，这给蔡打开了抽象、逻辑、形式、方法、多边和逆向思维等的天堂之门。后来，他用故乡的鞭炮(火药)打底，糅合进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前卫元素，经纬相交，蹚出了他的火药爆破艺术之路。再后来，他又留学日本，比较参照，他山攻玉，陆续做出了焰火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寻找地球和外星球对话的艺术，以及许多看似无艺术、无法命名和无法归类的艺术等等。2001年，蔡国强为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策划了多媒体大型景观焰火艺术晚会，首创中国政府把官方外交活动与当代艺术相结合的范例。

　　他的每件作品都实践着他的艺术理念:“艺术就是要解放自己，自由自在地创造，从而影响世界。”“艺术家的才气在于他的诚实、诚恳，做自己能做的事，不依从别人的方法循规蹈矩。”同时，“艺术要让人民理解，用朴实的方法引起他们的共鸣。”

　　过去我们往往以为，先锋艺术家们是只关注艺术形式本身，而不大关注社会政治经济人文思想等“经国大业”的一群。蔡国强不，他认为艺术家的标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面对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背景，应保持一种真诚的开放和自由的心态。作品应该与当代的问题有互动性。”吴红虹说蔡“最喜欢政治，每天要看报，有时坐在那里一看就一两个小时。对国际关系，对国内的新闻大事，都很看重。”

　　当然，蔡国强又非常强调“作品的形式语言应对艺术史和美术本体有所贡献。假如这些问题没有很好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就只是一个泛社会问题，不会成为艺术问题。”他说，“我们不要总以为自己的文化很不国际、很不现代，而非要去找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所谓的国际性是什么？其艺术形式有吗？任何文化的国家化都建立在对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上，而追求艺术的现代性，达到语言的共享，才能确立国际对话的位置。”

　　重新上路——好运

　　像他随意的为人一样，蔡国强始终保持着艺术上的低调。每当他做成一件使人震惊不已的作品，批评家们挖空心思地进行哲学和文化的深度解读时，他自己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做这些是因为好玩。做这些事不容易被别人当作艺术，越不容易成为艺术的东西，我越想去做。”

　　这是小男孩的赤子之心？还是避免木秀于林？抑或是艺术之路难于上青天，说话做事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

　　我知道，文学和艺术有一个规律是相同的，即开始进入很容易，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后面一定会经历“人生得意须尽欢”——“随手拈来皆文章”——“枯坐焦对庭前雨”——“无限风光在险峰”几个阶段，越往后面路越难走。故在蔡国强现在的高度上，他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身问题。

　　当我跟蔡国强谈起创新问题时，大出意料的是，蔡依然很散淡地说:“要自然而然，不要操之过急。”

　　他看到我一点儿也不掩饰的惊愕表情，微笑了，补充说:“中国文化给我的一个大影响是态度，是‘无法是法’。起初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感受人生的变化同时也诚实地接受创作上的变化，努力把握这变化的魅力，现在我依然保持这态度。艺术不在于哪种最好，而在于恰到好处，不要故意做。你在发展，中国文化也在发展，世界也一直在发展变化。”

　　我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展览的题目:“《我想要相信》，有点犹抱琵琶，欲言又止。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你想要相信什么呢？”

　　他还是没有豪言壮语，只是说:“还没有相信。同时，这也是一个双关语:一、整理自己作品的思想。对看不见的世界的兴趣，对宇宙、超自然能力的好奇，对人类未来的想象，我相信有好的存在，但现在还没有;二、开了一个窗口，留下一个空间，让观众自己消化这个问题。总之，这个题目很适合我的展览。艺术不光是呼吁，还要告诉后人这个时代是人们的摇摆、求索。”

　　就这一席话，预示着蔡国强还能走很远。

　　在本文完稿时，从比尔堡传来好消息:《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开展首月，就打破了该馆3年来的参观人数纪录。让我们为他祝福——好运!

　　本报记者 韩小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