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雕塑是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访雕塑家钱绍武

老共产党员、雕塑家钱绍武先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一个观点，引起了记者的兴趣。他说，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忽略长期以来一直激励人民、给人民以精神力量的革命历史题材的雕塑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注意到，钱绍武先生在几十年的雕塑创作生涯中，曾创作了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塑造了不少老一辈革命家和仁人志士的形象，受到党和国家、人民的欢迎。钱绍武先生本人也特别重视这一题材的创作。他认为，这类题材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与激情。

谈到钱绍武先生近年来的代表作品《李大钊》，钱先生很激动。他说，从现在的观点看，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精神，在当时，正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今天，与时俱进的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与之一脉相承，才能保持其永久的先进性。

19岁知道李大钊的名字，60岁为李大钊塑像

李大钊同志是唐山人，唐山市委市政府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修建了一座“大钊公园”，彭真同志为公园题字。为了在公园的广场上塑造李大钊同志的雕像，唐山的同志找到中央美院，当时任雕塑系主任的钱绍武先生接受了这个任务。

为了创作好李大钊同志的纪念像，钱绍武先生用了两年时间阅读了李大钊同志的文集和鲁迅先生关于李大钊同志的纪念文章，搜集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相关图片资料，并与李大钊同志的大儿子联络，多次进行交谈，反复研究了有关李大钊同志的收藏物。两年的准备工作中，钱绍武先生对这位民族英雄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钱绍武先生说，毛主席在建党初期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李大钊同志最早实践和执行的。我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基石。我对李大钊同志是非常敬仰和充满感情的。

钱绍武先生是从江苏无锡那座大名鼎鼎的钱家大院走出的富家子弟，在他的前面走出了钱穆、钱基博、钱伟长、钱钟书……钱绍武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当年19岁，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李大钊同志的名字。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看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知道延安有那么一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共产党人，他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爱国主义的思想启蒙到逐渐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作为青年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不怕流血和牺牲。1949年建立新中国，这位刚20出头的进步学生，经过组织考验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钱绍武先生说，应该说我对李大钊同志从思想上并不陌生，为塑造他又进一步加深了认识。当然，艺术必须有形象上的依托，只有思想没有形象是无法表现的。我非常注重鲁迅先生对李大钊同志形象上的描述，有点像商人，有点像官吏，有点像文人而且是北方人才有的。我一下想到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笔下的第二代商人，讲道德，有修养，很纯朴，又认真。这种北方气质给我很大启发。

钱绍武先生说，非常令我惊讶的是，凡我所找到、看到的李大钊同志的照片，全部都是正襟危坐，而且头发都是寸头，头型正方，那种正直、方正完完全全从形体上体现出来，是很少见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体。

创作构思中钱绍武先生想到他的好朋友、一位北大教授常常与他谈起的他最热爱的泰山。这位朋友常常描述、比喻说，北方的牌楼有时就几块石头，简朴大方、威武方正、浑厚实在，它们给人以泰山般的力量感。还说到天安门，天安门是特别中国化的一个建筑，它开阔、大方、拔地而起，是一大杰作。这两个形象反复在钱绍武先生脑海中出现，他也常常把这两个形象与他心中的李大钊的“革命基石”形象连在一起，他认为这就是李大钊同志的特色。因此在创作构思上，他为李大钊同志设计了很宽的、天安门城楼底座形式的肩膀：铁肩担道义。头部的设计是从中间如泰山般地拔地而起。面部刻画开阔简约，表现出人物的英勇刚毅。

钱绍武先生的这种形式感是从内容出发而找到的，充分表现出李大钊中国革命的伟大基石形象。

李大钊同志的儿子和亲属看到雕像后认为很像。尽管真实的人不可能这样，尽管很夸张，但这部作品确实艺术地塑造了这位英烈，使李大钊同志无坚不摧的精神、坚如磐石的性格、威武方正的形象长留于人间。这部作品创作完成于1989年，高4米，宽7.5米，用去100多吨花岗石。

被人民接受的优秀雕塑会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

从接受为李大钊塑像这个任务开始，钱绍武先生想到的就是，作为一个党员艺术家，应该为树立党的形象做好具体工作。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接受这个创作任务，没有考虑经济收入问题。钱绍武先生认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脊梁，历史是靠这些脊梁推动的，他们不为个人，不为名利，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为这些先烈树碑立传。这与创作休闲式作品时的心态完全不同。

在钱绍武先生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的雕塑大都以革命历史纪念性作品为主。他认为，雕塑家真正的用武之地在此，这种创作是别的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难以达到的。比如建筑，它是抽象的，可以为封建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比如画作，可以挂上，也可以摘掉。只有大型雕塑，竖立起来以后就使它的存在具有时空上相对的稳定性，与环境与人民的生活不可分离，形成一种强迫性宣传效果，耳濡目染，人们会渐渐接受它。因为雕塑作品是很具体、很确切的形式。被人民接受的优秀雕塑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能立得住、能令人民振奋、能供人民瞻仰的雕塑，是很可悲的。

钱绍武先生不愿说他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在他心里，每部作品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钱绍武先生对城市雕塑中黄河源头竖着的《黄河母亲》、广州的《五羊石像》、深圳的《垦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城市标志性雕塑只要在某些重要方面有些代表性，能够对人们有感奋的作用、又有艺术性就是成功的。包罗万象、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城市雕塑的现状应该说是青黄不接。

谈到中国城市雕塑最不理想的作品，钱绍武先生说，他最不理解那种莫名其妙的几根线几根木头几个圆圈的所谓雕塑，空洞无物，浪费人民钱财。有些地方官员为了表现政绩要求做些雕塑美化城市环境，但由于审美水准不高，由于那种所谓雕塑的商品性，也就根本谈不上美化，谈不上艺术性。这种倾向很让人担忧。

记者认为，抽象点、表现的范围大一点的作品无可厚非，但有些地方生产成批粗制滥造的东西，几万元被各地买去，在城市中到处摆放，而这些并非艺术品的伪劣商品，除了造成浪费、被淘汰，不会有任何用处。

记者提出标志性城市雕塑魂魄性的内容怎样被包容的问题。钱绍武说，城市雕塑起码要有这个城市的特色，起码要对城市美化起到作用。当然，作品本身对人民的激励、号召性又是很难勉强的。有意识地强调城市标志性雕塑，往往是失败的多。现在人们喜欢的城市雕塑，大都是自然而然为人们所承认的。丹麦的《美人鱼》，实际是根据安徒生的童话构思而成，她成为丹麦的象征。比利时的《第一公民》，是一个小男孩在撒尿，如果当城市标志争求意见，恐怕大都认为代表不了这里的一切，不会通过。但世界各地的人到了那里一定要买一个带回自己家乡，否则就像没到过比利时。

记者从钱先生的谈话中领悟到，一个雕塑作品的出现，应有它的根据和内涵，但要人们接受它，确实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艺术家对人民的情感是创作成败的重要因素

在谈到纪念性、历史性作品与休闲娱乐性作品对人民的影响和需求时，钱绍武先生也有他的见解：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一个国家、民族和城市来说是重要的，不可少的，但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非战争年代的安宁和稳定，人们不会愿意看到到处是钢枪铁炮、打打杀杀的塑像，对休闲性的作品要求会多起来。人们的心态不同了，工作之余能看到一些优美的艺术雕塑也是一种享受。这种文化氛围会逐渐形成。艺术是根据人民的要求和需要产生的，但一些纪念性雕塑的诞生，是作者充满激情的创作成果，人民也会承认，只是这样的作品不多。艺术作品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要看一个艺术家的综合素质与修养，要看艺术家平时的积累。艺术家对人民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因素。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本人的信仰、情感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钱绍武先生始终的信念是：为人民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