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总策划岳路平访谈之七

记者：从您的角度，您怎样看待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美术？

岳老师：这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对比我们今天来谈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会发现今天去看任何一个关于当代艺术的展览，它的源头都来自于七十年代末，很少有这个动力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发动的，就是它后面的小动力都可以在七十年代末的大动力当中找到。

记者：为什么？

岳老师：你可以分析出来，今天主流的这些艺术，不管是F4还是四大金刚，是海外成功的，还是国内成功的。他们之前的根基都是跟1989年的艺术展览，包括上上下下的85美术运动是非常有关系的。今天如果有一个枝杈，都会发现也是在这个枝杈当中分出来的，就算有一个枝杈也不能形成一个大的流域，都还在那个大的流域里边流动。所以85美术运动之前的“星星美展”形成一个总体的动力，首先我是这么来判断的，过去三十年的艺术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经常把它当一个整体。

记者：那个时候，您说的那个展览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岳老师：当然有了，我们可以简单地理一下。因为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是一个重新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问题。那个时候很多人最开始是学现代主义，就是摩尔的雕塑或是抽象。还没有看到很多书，最开始是“伤痕美术”、《西藏组画》这一类的，甚至包括“星星美展”里边都已经把艺术和政治抗议结合在一起了，这个动力是根植于当时整个中国的气氛和环境，所以那个时候出来的不光是美术，也有诗歌，也有像高行健的戏剧，也包括思想界的很多人。就是思想、文学、艺术、诗歌、小说、电影，最开始是有点儿混沌式的，这样去推出来。紧接着后来85美术运动作为一个进一步的推动，一直到1989年的展览，89年的那个展览作为一个分水岭，也有人考虑到89年的敏感事件被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中国，一部分到达了国外。一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在海外的艺术家正好赶上了西方开始关注多元文化，所谓的多元文化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加入到了西方艺术的大家庭。这个一汇流了以后，中国当代艺术在海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到了2000年以后，因为奥运、世贸的关系，就使得当时对于整体社会环境有一定对抗性、反叛性的当代艺术获得了市场上面的成功机会。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或者是从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到九十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对我来说都是同一个故事。因为我是最近才到北京来的。我在西安，地理上有一个距离，所以我看待这个故事始终是一个故事，对我来说不是散的，是整体的。为什么我要把它当一个故事来分析？因为我想对比的是我们三十年以后的今天跟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记者：您觉得将来会续写不同的篇章，还是继续一个大的整体？

岳老师：我觉得如果按照当时的故事剧情来说，现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这个就像《越狱》一样，一个电视剧，你觉得观众都爱你看你逃狱，你就不断地拍下去，然后拍第四季甚至第五季。问题是观众总有一天会疲倦，就是剧本是无法永久支撑观众注意力的。同样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剧本不可能永远支撑起中国的想象力，我觉得它已经到了一个终点。如果我们重新出发，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剧本，我是这样想的。

记者：作为当代艺术的演员，您希望剧本怎么发展？

岳老师：首先，其中的一个基础就是我想分析的是两个时代——1979年和2009年。他们面对的舞台、观众，还有灯光效果，种种这些东西的差异是什么？首先在1979年我认为它是一个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封闭了几十年以后重新打开国门。举一个例子，上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是世界之都了，国际化的城市，世界主义的。因为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才成为中国的一个城市，就是它的国际化进程被中断了。到改革开放之后它是重新回到世界，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回到世界。所以我觉得1979年所面对的舞台是一个长期在暗屋子里突然打开天窗欣喜若狂的舞台，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他们拥有一股被积压已久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是粗糙和狂放的。同时他们的心态是学生的，他们一直认为哪怕这个天窗打开了，实际上也是一个井底之蛙所看到的井口。认为向往的是彼岸，我们作为井底之蛙来说永远是一个学生，应该去学习并崇拜西方。所以八十年代的很多人拼了老命都要出国。即使没有出国，他们在心里面也已经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画的东西全是西方式的。这种对西方盲目的向往会导致他在政治上的判断是认为中国是不开放的，是不民主的，因为直接的参照物是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制度。作为文化上面，我们是落后的，需要改造的，需要现代化的，甚至到后来需要后现代化。这个参照跟“五四运动”有点儿像，我们是学生，是被动地学习。在经济上也要学习西方，市场经济。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当中完全是一个小学生。然后我们当时只要能学的都学，所以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学生心态。那好，我们来对比，2010年的时候首先穿梭于这个井口上下，穿梭于此岸和彼岸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很多人一个礼拜不断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中国和欧洲之间来回做买卖、访问和展览。对他们来说此岸和彼岸的区别已经不大了，这时候我们的心态已经从容了，我们那种对于此岸的否定性动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因为并没有拒绝你去彼岸，所以你去彼岸的成本也降低了。如果考虑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互联网技术，就更可以说，甚至不用肉体出国，在心理上就是地球村的一个成员。当然今天不能夸大互联网对于全球化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金融危机表现了这么一个盲目乐观的不正确性。但是我觉得互联网技术已经导致我们今天整个身心世界不会再对于此岸和彼岸之间的裂痕有太多的敏感性。等于说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相对从容的心态当中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中国，继续考虑今天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如此强大。考虑到这两年的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效应，甚至已经非常乐观地呼唤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要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这么一个基础，居然已经导致了一种盲目乐观的精神。就是说美国都应该来向中国学习。有人认为现在奥巴马甚至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政策，比如说对华尔街进行打击，对盲目的资本主义进行一种管制和约束。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方式说不定是西方都应该认真研究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温总理在剑桥大学被那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整个演讲里边太乐观了，引起观众的不满。他们认为就是一个独裁国家的领导人，太乐观地来我们剑桥大学炫耀了。不管怎样，种种迹象表明今天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学生的心态了，即使他还不是老师，但会觉得我跟你是平等的。当年瞧不起我们的日本，现在对我们是非常地戒备。在经济上已经被我们慢慢赶超的时候，日本的心态是普遍地对中国具有非常大的抵抗性。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时代背景，一个是更从容，另外甚至有点儿嚣张，这种嚣张当然是有点儿不理性的。同时我们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都是我们的时代基础，最后不要忘记的就是我们这群演员，都是出生在70、80、90后的人，跟他们50、60后的人，苦大仇深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他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像我这样的都是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迫害没有太多的切肤之痛，并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运动，包括学潮，很多极端事情，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亲身经历的，所以我们成了没有历史包袱的一代登上了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一代人要很轻松，剧本的方式不是苦大仇深。如果乐观地来说，就是比较阳光，但从悲观来说是缺少责任感。可是不管怎样，我想强调的就是说两个舞台完全不一样，两个剧本绝对不可能一样，就算你想一样，也不会一样。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肯定是会出一个全新的剧本，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老剧本做一些细节上的修修补补，我估计不会打开什么局面。别说2010年了，从2000年以后就差不多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从2000年以后做的每一个大型的当代艺术展览，里边的艺术家名单重复率都高达80%。就是有80%的人是不管是什么展览都有的，20%是可有可无的。这就证明整体这个板块已经衰落了，没有新生力量了。新生力量只是装饰品，最多偶尔有个把点缀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所要思考的就是这个剧本是什么，就是这样的。

记者：您能否简单的规划一下这个新剧本的内容？

岳老师：首先你会发现今天中国的表达工具已经改变了，戏装也改变了。什么叫工具改变了？二十年代我们认为可以写一首诗，画一幅画，出一本书，那是相当牛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要干这几件事很容易，只不过说你觉得没有太大面子而已。因为你在网络上写一个小说，马上就能看得到，不用去演讲，也不用去买书号。同时你想画一幅画，你发网上去别人也能看得到。就算你想展览，现在也有很多展览的渠道。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是80后和90后，他们的整个工具已经涉及到一个键盘。另外他们的剧本格式，很多都是来自于网络游戏或者动漫，那么他们所接受的这些咨询和反映的能力更多地是来自于这些东西。你很难想象成长在一个从小看动漫，打着电子游戏长大，敲键盘的时间远远多过拿笔的时间，这几代人能够创作出跟罗中立的《父亲》和陈丹青《西藏组画》一样的东西，那都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本是什么，首先要看它的工具是什么，书写的逻辑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剧本应该注意的就是80、90后教育上有一个重大的缺陷，虽然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但也失去了一个责任感，整体观念非常薄弱。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一代人很多都是被制度性地阉割掉，就是没有政治态度。我们很难想象同龄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那些小孩不懂政治，因为他们成长在一个很正常的社会里边，所以他们是有很正常的政治、经济态度。我们中国这一点是很大的问题。有可能就是说器官、工具都是非常进化，但是我们可能书写出来的是一个萎靡不振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浅薄的，充满着极其表面的东西，这个是80、90后的重大危机。如果他们能够吸取老一辈当代艺术家的责任感，把这种责任感整合到他们新的工具，新的器官上会比较乐观。但是目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人，非常少。
韩寒就属于这种，他有新工具跟新器官，但是也有责任感。他的成本是他是一个反叛者，连上大学都没有上过。这样的话，他的反叛是他个人的人生经历的反叛。他又是在东部地区成长的人，没上大学，还是比较少的。他是一个特例，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走得那么极端，他的例子比较特殊。

记者：80后、90后的一代人，应该如何对待文革时期甚至89时期的一些问题？

岳老师：这个部分，历史问题没有解码，你们也看不到，就像微软的Windows和尤尼卡的区别一样。微软不会开放原代码的，就是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样你们只知道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很发达了，但是社会矛盾很多，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是问老一代人，可能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你又不愿意听他讲，甚至他也没有那么充分的信心去解决它，主要还是对比两拨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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