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谱》之“五乖五合”

目前研究孙过庭《书谱》的文章、书籍不少，其中也有论及《书谱》“五乖五合’’内容的。但现有研究对“五乖五合”论关注不够，本文力求对已有课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本文研究目的、研究价值在于：准确理解中国古代传统书法理论G这里指孙过庭“五乖五合”论)，明确书法创作如何才能得到正常特别是超常发挥，达到创作巅峰状态，揭示“五乖五合”深层原因，说明人的境界最终将决定书法的境界，从而提示心性修为的重要性，说明“五乖五合”这一创作论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意义、启示

一、“五乖五合”与孙过庭书法本质观的关系。

孙过庭《书谱》立论之在，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揭示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这是孙氏宏论玄言，不舍宗旨，微言据以切身体悟而分论有序的书学思想之体现。毫无疑问，孙过庭在《书谱》中举凡书法史、书法批评、书法创作、书体比较及书法继承与创新等问题都有精辟的阐述，反映了他对书法艺术的远见卓识。但《书谱》最具特色之处是贯穿全文的抒情写意论，它是《书谱》书学思想之精髓。在孙氏眼中，书法艺术是作者情感、心意、性情外化而出的笔歌墨舞，故孙过庭认为书法的本质在于表记心灵(“书为心画”)，用文中的话说就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就是“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直视书法为写意、抒情艺术，强调书法为书者精神、情意的载体。 、

而“五乖五合”论中，无论是“五乖”中的“心遽体留”、“意违势屈”、“情怠手阑”还是“五合”中的“神怡务闲”、“感惠徇知”、“偶然欲书”都关乎精神状态，这与《书谱》的书法本质观——抒情写意论是一脉相承的。

孙过庭在《书谱》中谈到向古人学习时，指出由于个性差异，失其情则乖其实，“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这两句充满哲理意蕴的句子，表明了孙过庭对书法艺术的美学思考是非常独到精深的。其抒情写意之美与中国古典文学相通。以境论书是孙过庭的一个卓越的贡献。孙过庭解析王羲之的书法首先是从意境方面着眼的，他关注的是作品整体的精神表露以及表露的差异。

二、“五乖五合”与孙过庭书法审美观的关系。

1、“中和”——孙过庭的书法审美观。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了具体的书法审美标准。他的“和之以闲雅”的观点，反映了士大夫阶层书家人格的规范和审美趣味。“和”有温和宽厚、融和、祥和的意思。中和的书法风格是以平和简静、含蓄蕴藉、法意相谐、推重静气为审美特征的。对中和之风的推重在《书谱》中随处可见。

在孙过庭看来，这种书风既要求变化，又要求和谐；既要和谐，又不能雷同。所谓广纳众美，过犹不及，正是“中和”之意。例如在论及书法质朴与妍美时，他要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意思是说“中和”了文与质两种内涵才是佳书，强调“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同样体现中和的要求，即入古而不背弃时代的特质，注重今时之新而不染今时之弊。

2、王羲之——孙过庭最推重的“中和”书风的代表书家。

在众多书法家中，孙氏认为能够称得上“尽善尽美”的代表书家是王羲之。孙过庭所推重的是王羲之书法的“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内力充实、精神闲逸、文质相兼、奇变和谐的至佳状态，它与“神怡务闲”的精神状态有不相违、趋于合的一致性。

孙过庭认为王字有刚有柔，有温有威，有法有变，其特点是各种对立特质的统一。《兰亭序》里所抒写的正是一种温馨恬和、灵秀飘逸、平和简静、含蓄蕴藉的情趣，表现了一种至中极和的风格。

从孙过庭的审美观可以看出： “五乖五合”的提示，正是其审美观所决定的，“合”则能达，、‘乖”则必失。

三、“五乖五合”之辨析。

“五乖五合”揭示了书法创作中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创作环境、工具材料、创作欲望五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五个方面又可归纳为书法创作形态——“心”、“物”、“境”三个主要类别，三者虽可分论，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

1、心——精神、情意的显现。

无论是“五乖”中的“心遽体留”、“意违势屈”、“情怠手阑”还是“五合”中的“神怡务闲”、“感惠徇知”、“偶然欲书”都属于心(亦称为“精神状态”、“志”、“精神”)的范畴。“心”在创作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书法创作的主因。

“神怡务闲”在《书谱》中指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俗务缠身，身心均处在一种持盈保泰的自然状态，它对应于人的整个生存状态、生命状态。此一“合”在“五合”中地位不寻常，因为“五合”关键在于“心物相融”，在于精神的愉悦、自然、自由，即“神怡”，它决定了整个书法创作过程(特别是用笔)的自然与自由。所以孙过庭说：“得器不如得志”，

“神融”才能“笔畅”。
“心遽体留”恰恰与“神怡务闲”相反，对应为书法创作极差的精神状态。“遽”有急忙、匆忙、窘迫之义。繁琐之俗务缠身，身体的超负荷劳作，生活的奔忙，使人精神涣散，身心均处在忙乱之中，无法静，无法闲，自然更无法“神怡”，在这样的状态下作书，其结果可想而知。

“感惠徇知”的创作冲动能引起创作主体良好的书写情绪，这种情绪可充分调动人的情、意、才、思，而“意违势屈”则往往使人情绪低落，心情郁闷而烦恼骤起，使人的情、意、才、思跌入低谷。对于情绪引发的不同创作状态而言， “感惠徇知”所唤起的创作状态水平最优，最适于创作， “意违势屈”则最低，最不利于创作。

“偶然欲书”是书法家在外界某种事物的触动和内心某种情绪的激发下突然产生的创作欲望、创作冲动，而这种冲动的触发与书家日常生活和艺术的积淀以及其敏锐的艺术感觉有着直接的联系。 “偶然欲书”的契机怎样才能达到呢?要达到“偶然欲书”，须借助一种“生”的创作状态，在其感觉鲜活、敏锐的时候进行艺术创作，在技巧上不露长期熟练运作的规律性作用的痕迹。

2、物——书写的工具和材料

“物”是书法创作的借缘，指书写的工具和材料，它是书者精神通过书写技巧借以传达的物质载体。

纸笔墨等书法书写工具，互相配合，充分发挥书法的材料特性，常常也是创作的一大有利因素。其中，毛笔的表现力极为丰富。中国历来的书家都极重视对毛笔的熟练使用，而“用笔”、“笔法”就成了历代书家通过操纵工具、利用材料以实现创作主体“完美”的孜孜追求。书写中的“执、使、转、用是否合度，与毛笔的关系也最大。 “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书家使用毛笔如武士使用兵器一样，一般都是按爱好与习惯选用，合爱好、习惯的就是最恰当的。墨对于书法创作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属于笔和追求的墨气的特殊效果的，工具与工具之间必须互相配合，笔、墨、纸皆称手如意，只有这样，才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

3、境——创作环境的作用

“时和气润”，是孙过庭所谓“得时”的外部条件， “得时”是书法创作的契机，是外缘。“时和气润”表示气候条件，气候作用于人的感受，可以转化人的情绪、精神。

“时和气润”是指好的气候环境。但是，环境条件又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自然之气候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这些环境都能作用于书家情绪并在书法创作中反映出来，从而成为“一合”或“一乖”。

4、心、物、境之关系

孙过庭的“五乖五合”论，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书法创作中“乖”境与“合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谓“合”境，是指主、客观条件有机的协调和融合；所谓“乖”境，是指主、客观条件非正常的异化，因而相背、相离于应有的创作条件和创作状况)。“合”境分为“心合” (精神状态、主观条件)与“物合”？(客以观条件)、“境合” (客观条件)三部分，这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样，“乖”境分为“心乖” (精神状态、主观条件)、“物乖” (客观条件)与“境乖” (客观条件)三部分，三者的关系既是相互作用的，亦是不和谐而背离的。

值得关注的是，孙过庭特别强调了“得时”、“得器”、“得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创作过程更多反映为心理过程，但也是一个内与外、主体与客体有机结合的过程。主客观条件相比，主观条件更具主导作用。古人说：，“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人们内心情感之生发、郁结，可通过书法创作得以宣泄、净化，从而获得心意的升华。要使手能准确地表情达意，表记心灵，创作者必须长期劳作于创作实践中，只有具备“无间临池之志”，才可望达到无间心手的境界。心不欲书之时(即“心遽体留”、“意违势屈”、“情怠手阑”之时)书是不能佳的，即使“有意于佳”也无济于事。所以‘得志”之：观条件与“得时”、“得器”之客观条件相比，是最关键的一“得”。孙过庭用一句“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总结三者之间的轻重关系是很精辟的。“得志”就是指书家情、意、志、趣的确立，亦是指书家拥有书法创作的最佳精神状态。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静、平澹的状态；是一种无挂、无碍、无累的状态；是一种大自然、大自在、大自由自状态，而这种状态也是杰出书家达到最高境界的应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