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卫:隐逸文化与中国书法

隐逸文化与中国书法
陈红卫

　　书法史中，由仕而隐的书家并非少数，从王羲之到郑板桥，几乎代不乏人。或隐于野，或隐于市，虽然他们各自经历不同，却都在书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
　　传说中的“三皇”、 “五帝”时代，就有高隐之士存在，皇甫谧《高士传序》云： “有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于唐虞之朝”。然这些传说，只是隐居的萌芽时期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尤其是王莽篡权，引起了许多忠于汉室的士人的不满，于是隐居山林以避王莽政权征辟的士人大为增加。到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政冶极端黑暗，加之汉武帝独尊儒术和白虎观会议之后，儒学之士大为增加，仕途被外戚、宦官所垄断，出现了隐居不仕的又一次高潮这些士人以隐居林泉之下为其生活的最高追求，或“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或“放情肆志，逍遥泉石，无意于出处之间”，其中有些人或隐于诗、或隐于画、或隐于书，终身孜孜不倦，多有所成，从而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以汉魏晋；；朝为第一高潮的隐逸文化，开启了一个张扬主体性及凸显隐逸人格精神的时代新风，从而使中国传统中一些重要的文艺体式、文艺境界、文艺鉴赏及文艺范畴等借美的发掘与鉴赏而获得了发展。
　　一、书法艺术的基础是东方美学
　　“书法”在早期并未完全体现为后来所指的“书法艺术”，它也经历了一个向艺术化、审美化方向不断发展和提升的过程，文字的出现，无法帖可比， “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显示出极大的创造精神。然而历经数代，当前人造字、作书的经验方法被总结为可以照本行事的“法度”之后，即成为后人直接学习的材料，从而忘记了先民当年作书的基本精神，师法古人成为惟一的学书途径，严重阻碍了后入对书法与自然的感悟。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精英们信奉和追求的精神境界。这里“天”不仅指天道、自然规律、天体万象，其实也可以指艺术品。 “书法是抽象的，它是文化人类的心电图，是人的生命意象的一种文化表达”(吴振峰语)。东方美学的至高境界是人和自然的默契，人不是对抗自然、索取自然、凌驾自然，而是虔诚地把自然当作最高法则，其结果就是自然的人情化、人格化。由于入与自然的不口谐统一，人们也就有可能在研究自身的过程中领悟世间一切，因此完全可以给每个艺术创造者的各行其是提供积极许诺。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气韵生动”，这里的“气”指的是宇宙生命，是一种流荡广远而又包函广远的整体性存在，这种“气”化解着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人与自然的鸿沟，而书法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正契合了这种要求。
　　二、书法的根是中国传统文化，即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儒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禅曰：放舍身心，令其自在。道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来独往。中国古代审美文化里，存在着三种审美主体，即宫廷审美文文化主体、士大夫审美文化主体和世俗审美文化主体，从而相应地存在着三种审美文化群落。前者可以晚唐五代宫廷审美文化为代表，后者可以明中叶以后兴起的世俗审美文化为代表，而士大夫审美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主流形‘式(程勇《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逸”的本意指逃亡、隐居不仕、放纵、超绝，在隐逸文化成熟时期，它代表着隐逸的高级境界，升华体现为不拘法度、超凡脱俗、自由自在的隐逸人格精神。隐逸在中国成规模出现，这从世界范围内观之，是十分少见的，归隐普遍发生于中国古近代，同“士”阶层或者说知识分子阶层自春秋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发展密切相关：从学理上讲， “隐逸文化”是由“士”或者说是由隐逸士人、隐逸士大夫及憧羡隐逸的士入、士大夫(即准隐士)共同创造的一种非主流文化。
　　禅的境界看起来空灵、超脱，而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精英两种状态的反映：一种是皇帝昏庸、奸佞当道，文化人自身的抱负才能受挫而隐居避世；一种是社会人生荆棘丛生，情英们清高鹤立，又能洞察人生，思接千载，追求精神自由、永生和心境超脱、空灵。总之，禅的境界与艺术家的生活、个性和精神是沟通的，中国书法的创作论中“道法自然”、 “意是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放浪形骸之外，得趣点划之间”等，正是懦释道思想合一的体现。
　　三、隐逸文化独具的艺术
　　审美潜力——人格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艺术审美本身就要求以人格独立与自由的获得为基础，而隐逸文化恰好使隐士及准隐士具备了这一基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中，对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思想。然而，从儒家的鼻祖孔子开始，文人就不曾有一天真正登上政治舞台，这固然与文人的幼稚和迂腐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孤高自许而不被世容。《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日：“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不成，求其次才是立言：既然仕途受挫就归隐林泉，著意艺事，这种思想是深有传统的。孔夫子就对曾哲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出尘思想备加赞赏，并且还说：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由仕而隐的人生经历，对个体的人来说，不啻是大磨难，但对艺术家来说，则是大洗礼；因为出仕，开阔了他们的胸襟，增长了他们的见识；因为归隐，净化了他们的灵魂，升华了他们的思想； “涛穷而后工”，如果略去这样的生活经历，谁敢肯定中国历史上还能够出现这许多光彩四射的艺术大师?打开中国书法史，从书圣王羲之到郑板桥，几乎代不乏人；王羲之初为秘书郎，后迁任长史、江外刺史、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为人正直，有济世之志，但东晋偏安一隅，山河破碎，战乱频仍，他屡次上疏陈述政见，终不得重用，遂不复为官，与高士优游自适而终，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就是他归隐后的作品。还有杨凝式、苏轼、黄庭坚、徐渭、金农，由理想而求仕，因碰壁而彷徨，终隐退而解脱，终于在艺术上取得了卓然独立的成就。宗白华先生指出，汉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是人精神上最自由、极解放、最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最宜艺术精神的时代，其诗、书、画等奠定了后代文艺的基础与走向：
实际上，隐逸文化的勃兴和隐逸人格精神的张扬，给后续各个时十《的士人及士大夫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

——摘自《书法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