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先生和他朋友们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现代的风云变幻。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守护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化史上，他们留给后人的既有无法企及的物质上的辉煌，也有令人高山仰止的精神财富。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及一贯坚持的追求、操守和信念。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张伯驹先生的才艺涉及了多个领域，在同一个领域中又深入到方方面面。比如在文学领域，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绘画领域，其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工笔写意，皆是行家；在戏剧和文物收藏领域，亦眼界开阔为人称许。同样，张伯驹先生所交之友均为一时之国手。比如在戏剧方面，他是余叔言的入室弟子；在绘画方面，他与张大千有着深厚交情；在诗词方面，他赢得过毛泽东的青睐；在棋艺上，他与陈毅你来我往有切磋。等等的不一而足，无论在张伯驹先生生前，还是身后，都曾广为人知，被人津津乐道。
张伯驹先生的交游，无论就其交往的广泛程度，还是高下与深度上，都是近现代史上一个颇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伯驹先生的才艺与交游，不仅同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紧密相连，也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就张伯驹先生与九三学社的文博界朋友交往而言，张伯驹先生高朋满座，与启功、王世襄、朱家溍、于省吾、罗继组、徐邦达、潘絜兹、刘曾复、吴小如等名流大家都有很深挚的友谊。篇幅所限只能撷取几个小片段以窥豹一斑。
一
启功先生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与张伯驹先生相识很早，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家心情舒畅，常聚在一起写诗作画，其乐融融。在一次联谊会上，幽默、爱说笑的启功为书画界朋友的名字编了一系列的灯谜，让大家猜。其中“慢慢地，拿着耍；打开看，头胎马。”打两人名。谜底，前者是徐操，后者则是张伯驹。
大家都知道启先生头衔很多，他常说自己“终身不辍的另一项事业是诗词创作”，有时却被人忽视。晚年时曾向去拜访他的人介绍老朋友张伯驹时说，“他是个大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他曾把自己多年珍藏的众多国宝捐献给国家，但捐献不久就被打成“右”派。我曾写过一首《题丛碧堂张伯驹先生鉴藏捐献法书名画纪念册》的诗……”全诗如下：“书画光腾锦绣窠。词人雅好世无多。‘陆机短疏’三贤问，‘杜牧长笺’一曲歌。‘官本游春’传有绪，‘御题归棹’鉴非讹。暮年牖下平安福，怀宝心同胜卞和。”启先生解释说，“‘陆机短疏’指陆机的《平复帖》，其中提到三个人的名字，此帖是目前能见到的有名可查的最早之帖。‘杜牧长笺’指杜牧亲笔书写的《张好好诗》，诗人法帖的极品。‘官本游春’指北宋政府所藏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御题归棹’指宋徽宗题跋的《雪江归棹图》，有人据此认为此画也是宋徽宗所作，经张伯驹先生考证，只是他所跋。这四幅书画幅幅价值连城，张伯驹先生把它们都无偿捐献给国家……幸好张伯驹先生的晚年平平安安，最终寿终正寝，故有诗中所说的‘暮年牖下平安福’之句……”启功先生用诗用典特别形象地概括了张伯驹先生的一生。
1998年春，启功先生在老友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挥毫题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二
张伯驹先生的好友之一王世襄先生(1914~2009)，是1981年加入九三学社的。其高祖、祖父、父亲均在朝中做官。王世襄与张伯驹先生的友情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先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征购数批文物累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他日夜奔波追还被掠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一说107箱)。
1947年，他从日本回到了故宫，在马衡等老前辈的指导下，与故宫同事一起负责文物的保管和陈列工作。国宝级文物《平复帖》被王先生选定作为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这是因为除了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木简，历代流传于世的法书墨迹，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为最早，而且流传有绪，堪称稀世瑰宝。当时《平复帖》珍藏在张伯驹先生家。作为晚辈的王世襄先生登门拜访，希望可以得到张先生的支持。让王先生万没料到的是，张先生不仅非常爽快地答应让他看《平复帖》，还让他拿回家去仔细看。于是，被张伯驹先生视为“头目脑髓”的宝中之宝，就这样被王世襄先生万分小心地捧回了家。张先生的明理和信任使王世襄先生特别感动，他认真进行笔录，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平复帖》上的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人的题跋，永瑆的《诒晋斋记》及诗抄录完，并尽可能地把历代印章都集录下来。正是由于张伯驹先生的支持，王世襄先生得以完成的这份具有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相关文献，还有保存与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建档树立了标杆，成为了范本。
1946至1948年间，王先生几次应张伯驹先生的邀请，参加古琴雅集和押诗条聚会。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张伯驹先生搬到后海南沿。一次，王世襄先生骑车去看他。室内案头放着一幅张伯驹先生画的兰花。他们从画兰花聊到养兰花，研究、探讨了半天，张伯驹先生认为自家不具备王世襄先生所说的养兰花条件，也委实受不了换土之累，说现在你既有兰花，先借我几盆摆摆，开过花后即奉还。他当即叫女儿张传綵骑车随王世襄回家去取兰花。从那以后的两三年中，王世襄先生每年都要选一盆兰花给张伯驹先生送去。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王世襄先生家的花盆被砸成了碎片，兰花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1973年，王世襄先生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在发还抄家时拉走的旧纸捆中，发现舅舅金西厓先生当年寄给他的《刻竹小言》一稿，王世襄先生立即进行了整理、增补、编校工作，还专门撰写了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终至1975年完成。有名流7家惠孝同、启元白、张伯驹、黄苗子、黄君坦、蓝玉崧、李一氓为其题辞。张伯驹先生题的是七绝两首：“法书宝绘出穷奇，竹解虚心是我师。应笑封侯班定远，不知铁笔胜毛锥。平居最爱碧琅玕，别有风神点划间。削刻羞为刀笔吏，肯教书罪罄南山。”根据其落款“丙辰春题畅安词兄刻竹小言，中州张伯驹时年七十有九”，判断题辞时间应是1976年，从字里行间还能体会到张伯驹先生泾渭分明的爱与憎。
三
与王世襄先生合编《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的朱家溍先生(1914~2003)，为宋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孙。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也是张伯驹先生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张伯驹先生和朱家溍先生之间的友谊渊源可以追溯得更久远些。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时政治家、书法家蔡襄的主要传世作品之一《自书诗》卷，原珍藏在朱家溍先生家。是当年朱家溍父亲朱文钧以5000银元从当时的“品古斋”掌柜手中买下的。朱家溍父亲朱文钧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国在财政部任职，担任参事、盐务署长等，后脱离政界。他书画之余，酷爱金石，博学精鉴，名重一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法书、绘画、碑帖及其它古器物。极为当世推重。由于他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经常与故宫印刷所影印业务相联系。他曾命朱家溍把家藏蔡襄《自书诗》卷送到印刷所的工作室，由技师按原大进行拍照、冲洗。这是该帖第一次影印发行。此帖的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很多，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卷后最末有朱家溍父亲的题跋。朱家溍父亲去世后，抗战期间，朱家溍离家到重庆工作，家中因要办理祖母丧事急等用钱，蔡襄的《自书诗》卷被作价35000元，由“惠古斋”经手让与张伯驹。这个帖在朱家收藏了二十多年，在张家十多载，后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名迹一起都捐献给了国家。
张伯驹先生还是京剧爱好者。当年《燕都》的编辑曾到朱家溍先生家，请他辨认余叔岩演《碰碑》、《失街亭》照片是场上哪个身段，哪句唱念；还希望知道这两出戏拍摄时间和地点。朱家溍先生按照演出的先后次序，分别对表演的身段和唱念作了注解。对余叔岩在《失街亭》演王平，他马上回答：“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左右，地点是在隆福寺街福全馆。”他回忆，“这场戏是老友张伯驹先生家的堂会戏。虽然是堂会的性质，但并非庆寿或办喜事，而是为河南赈灾。请客听戏，希望到场的人士尽力捐助。开戏前伯驹登台讲话，详细介绍河南灾情。他以河南人的立场，向社会名流和亲友提出请求，但并未让来宾当场交款，而是从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数目交盐业银行代收……这场《失街亭》，伯驹自演孔明，四将是：王凤卿赵云，程继先马岱，余叔岩王平，杨小楼马谡……这场戏所有主要演员都是伯驹登门请求帮助共襄义举，所以都不拿戏份……”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