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抱歉无法用大会规定的通用语言演讲，我想，我选择“差异性共存”这个演讲题目的部分原因是想为我的这种歉意寻找一个体面的借口。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说过，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他还预言随着中国文明优势的增强，汉语普通话将取代英语成为世界的共同语言。老实说，我对亨先生的这种预言并不心存感激，一是我恐怕等不到那样一天，二是我也不希望那样一天的到来。因为我赞同他的另一种说法，语言不过是交流的工具，通用语言应是处理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应是消灭它们的方式。我的直觉是，一个讲多种语言的会议会比只讲一种语言的会议更加有价值，也更加有趣，尽管这样会浪费不少时间、金钱和增加交流的难度。
我发言的中心意思是，艺术和语言一样，也应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消弭文化差异的方式。
冷战结束、全球资本化、文化流动性加强和迅速兴起的电子通讯革命，都为我们这个世界制造了一个“地球村”的幻觉，但在文化和艺术领域里建立一种普遍主义价值体系的努力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回应，反而变得更加艰难和含混。民族国家、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各种利益集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诉求远远超过以往，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Worldscape)和一种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关系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问题的基本背景，亚太地区当代艺术发展的新现实也离不开这个背景。
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国家、种族、政治和文化的地缘关系，这里既有传统的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伊朗等，也有新型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日本等，还有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类的西方型国家。但近年来，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发展，穆斯林国家与西方对峙的加强，澳洲、日本日益转向亚洲的政策和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向心力，它的性质和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世界文化的格局和走向，APT这类活动既是这种向心力的标志，也为我们从当代艺术角度讨论这种向心力提供了机会。
当代艺术是20世纪西方文化体制的产物，这个事实很容易导致一个简单的结论：在非西方世界发生的当代艺术都不过是这种产物的乡下版本。西方当代艺术的这种普遍主义的身份严重扼制了非西方国家在艺术上的文化自述能力，使其长期处于一种“非主体”的状态。这种现实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内部的各种解构主义和反中心思潮，导致了西方艺术界对广大非西方国家艺术的重新认知和接纳。近年来，中国、泰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当代艺术家频繁参加西方国际大展，而这些国家的海外艺术家也日益成为国际艺术领域里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各国当代艺术也开始出现日益高涨的自我文化认同意识，这种自我认同不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简单肯定，相反，它强调的是在各种复杂的当代冲突中，如何批判性地建构不同的文化身份主体，它们将对自身文化、历史、政治结构的内省性批判与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对象性批判作为建构这种主体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在东亚儒教国家、西亚伊斯兰教国家、南亚次大陆印度教和佛教国家以及在太平洋的原住民文化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建构新的文化身份主体的努力，这种努力还体现在近年来这一地区日益频繁的地区性交流活动上，韩国光州双年展、中日韩艺术家的多次联展，正在世界巡回的“移动的城市展”(Cities on the Move)、台北双年展和规模日益扩大的APT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
当然，亚太地区当代艺术的这些新现实并不旨在形成一种新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关系，更不在表明一种简单的反西方立场，恰恰相反，这一新的文化现实的真正意义在于建立一种与西方和世界所有文明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相互认同和自由交流的关系。与旧式民族主义狭隘的拒绝主义的态度不同，当代艺术中亚太地区国家寻求差异性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新型的文化共有秩序。这种努力包含着一种深刻和普遍的文化伦理，即只有在民主和平等的意义上才能建立人类真正的艺术对话关系，它不但反对西方艺术优越论，也反对任何形式的艺术优越论。我们将当代艺术视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文化资源和知识财富，而不是西方的文化专利，就像我们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一样。
建立独立的文化身份和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想在发言结束时，以我在澳洲的一次经历说明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不易。1997年7月我在皇家墨尔本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美术馆与一群杰出的澳大利亚批评家、策划人和学者进行过一次印象深刻的座谈。记得当时在申诉我反对冷战文化遗产和民俗性的异国情调时，我举了澳洲原住民(土著)艺术为例，后来我从我的朋友Suzcnne(她是那里美术馆的馆长)那里知道，澳洲朋友对我的这种类比颇为不满，因为我也误解了澳洲原住民艺术在澳洲当代艺术中的真正地位。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我的澳洲朋友致歉，我想也正是这种文化误读反而反映了交流的高度必要性，我这次来澳洲的一个重要愿望就是希望真正了解一下澳洲原住民艺术在澳洲当代艺术中的作用和位置，我希望获得澳洲朋友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只会讲中国话的中国人，我也是一位文化上的原住民，一个土著人，我的工作主要在中国国内，我希望在那里建立一种真正公共的、公平的，或者说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和我语言不通但却有共同愿望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