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绝对选错了职业。
两年前他创办“东方文化研究所”的时候我就这样想。
他应该是个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如果在美国，他可以去竞选州长甚至总统。
他的挚友画家汪晓灵先生这样评价他：他后面总是跟着一群不甘寂寞的年轻人，也永远那么善于制造气氛，永远是一位成功的鼓动者、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极善“随类赋彩”一一谢赫先生的绘画创作六法之一被他成功地用来对待各个层次的人士，从高层领导到贬夫走卒，都会被他天花乱坠般的连珠妙语拨弄得点头如捣蒜，然后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为他所用。好多自视才高八斗或财大气粗的人物，只要与他稍稍短兵相接，无不很快败下阵来，俯首称臣。
但是他只读过小学六年级。
不过他在文学与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在商界、实业界的名望却令人心向往之。
15年前，他的《花的图案》画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l984年赴匈牙利装饰中国四川饭店，任总体美编，获匈牙利颁发的劳动奖章：1986年举办个人画展；1990年他的美术作品在香港展出，同年创办《读书人报》：1991年，他的彩墨佳作在加拿大雅轩展出，同年在香港创办《读书人》杂志：1992年在马来西亚举办水墨作品展，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集《绿色的情愫》；1993年马来西亚举办《四川水墨精品展》，他任艺术总监，同年创办“东方文化研究所”，任《东方美术》丛书主编。
他叫杨守年。
在商界，提起杨守年这三个字也掷地有声。他是原成都春熙路赫赫有名的“红房子”工艺美术品总店的老板。
我认为他不该搞实业，就是从他在舂熙路经营工艺美术品的过去而推断将来的。
1945年，他出牛于成都的一个不是依靠也不是团结对象的家庭。因为家贫，仅仅读完小学就辍学了。为了生计，他过早地走了自谋生路之途。因此他没有太大的理想，他只想当个画家。在成都玻璃厂当学徒时，寒风凛冽的夜晚，他怀抱一块用废报纸裹着的耐火砖取暖，躺在不御风寒的破被里，做着他的画家美梦。
他不可能有太多的钱供他去精研一门学问，一年年东奔西突，照顾理想又为了生活，这就形成了他的特殊性格，躁动不安而又见异思迁，或者是一事通而百事通，或者是一无成而百无成。
人有多大潜力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曹操至多不过想在死后的墓碑上能够有个将军的头衔；要饭的陈平没有想过他要当宰相。因此，中国人有一种济难救贫的美德，没准他们救助过的人有一天会成为一位伟人。
可是杨守年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尽管他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非凡天份与过人的精力，但始终没有人愿意用一床棉被去换走他怀中那块取暖的耐火砖。
在艺术上取得一些成果，也挣了一些钱的杨守年立志，要改变这种急功近利、秋草日薄的世风，他要挣更多的钱，去为中国的文化事业铺路，去救助那些有天份而无能力的人。
他就想到经商。
此时的杨守年已过早地青丝落尽，牛山濯濯。在他闪光的秃顶下那一双永不疲倦的眼睛，却闪烁着他那能够征服一切的精神本源。
他经营的工艺美术品商店几乎是成功了。
说他的经营成功了，是因为他的确赚了钱，而且很多。
加上“几乎”两个字，是因为他赚的钱他都没有拿到。
由于他走南闯北，国内国外，见多识广，他第一个使成都市民认识并接受了室内装饰品，接受了以绢花代替塑料花作室内装饰品，因此他注定要发。
由于他生性豪爽，以帮助别人为己任，生意场中感情超过理智，因此发了也没钱。
他虽然财源如水，可他不是池塘或湖泊，那“水”从前门流来直接就从另一道门流走了。他不过像是一个站在阅兵台上的伟人，在检阅台下列队而过的人民币。一扎一扎的人民币从他的阅兵台下走过，招呼也不跟他打一个。
他的公司常年有几十人吃饭拿钱，真正干事的没有几个。大多都是有些困难的朋友到这里来拿一份工资，有些朋友的子女一时待业家中也在这里来领一份补助。只要是他的朋友、熟人或画界同仁推荐的他们的亲戚老表舅子，他都一例照收，开起了大锅饭。
你信不信神差鬼使?像他这么聪明，人称弹子盘脑壳的人也要发傻。
你救助别人是你天性使然。你是艺术家不愿与商人为伍要同高层次的人打交道也无可厚非，不过做生意要请懂经营的人来当助理这是起码的常识，不知怎么他把我的一位搞哲学研究的朋友请去给他当助理。他对我说，现在知识贬值、学者清贫，想帮他又怕他清高不接受，请他来做事，领份工资心安理得。
我那位朋友偏偏是个老迂，坚持无功不受禄，拿了钱就一定要做事。做事就做事，杨守年叫他去进货，并且随意行事。学者先生于提密码箱，怀揣支票，踌躇满志，驱车而去。不久，进回一二十万元的草垫，往库房里一堆，回营交令。
杨守年一看货，眼睛珠子就定了格，哭笑不得，只是说了一句：这些货怕不好卖。
学者先生说，你不懂，这是中国的传统工艺，汉唐以前，古人就是在这种草席上坐而论道，很有传统色彩，保证畅销。
草垫躺在库房里一月又一月。
一天我到杨守年那里聊天。谈到他的生意，守年兄指着堆积的草垫说，看来文人的确不会经商。因为……
我说，你知道因为的因字吗，甲骨文的因字就画作一个草垫，成语有“陈陈相因”，就是像草垫一样旧的重着旧的。老兄的仓库真可谓“陈陈相因”了。
杨守年一阵大笑。
突然，他收敛笑容，低声问我：“你有没有做生意的朋友?我还有40多万元的货，一齐跳楼给他，拿8万元就够了。”
我问他，你生意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跳楼?是不是因为“陈陈相因”?
他说哪里话，他只是不想做生意了，他要创办一张报纸，办张《读书人报》。
“办报?你在发高烧”，我说：“你想过总编瘾哪!你知不知道你那几个
钱办一张根本就拉不到广告的报纸，不到一年就要亏光，又想去抱耐火砖呀?”
他还是一意孤行办起了《读书人报》。
报社开张，扯旗放炮煞是热闹，巴蜀名流学者任报纸各版主编，守年自主文艺版，格调高雅，档次甚高，一时全国名流争相供稿。巴金、冰心、余秋雨、郑逸梅……
格调归格调，档次归档次，报纸还是生不逢辰，当时正是经商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商量，”读书人已经不多，能够欣赏那种高格调报纸的人少得比熊猫还珍贵，报纸发行量上不去，成本摊高，入不敷出。他的人民币又开始排着队，向外面的世界正步走，连“拜拜”也不跟他喊一声。
他这才感到惶急。
他才知道办报不像做生意，今天亏光了，明天关门；报纸就不行，今天亏光了明天还得出报，不管你去借还是去……
他开始到处去化缘。
有钱的人对这不感兴趣，感兴趣的人没有钱。
化缘的结果收回许多道义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鼓励，还有装满那只乞讨碗里的赞美、同情与感叹。
不过这些都换不来新闻纸，换不来油墨，也不能用它去付工钱。
有一天，碰到一位写文字的对我说：“哎呀，《读书人报》都不发稿费了，原来是高稿酬，后来变成三五几块，到还有；现在倒好，全没了。”
我想，守年兄可能饔食不继了。
突然收到杨守年一封信。
“吴兄，这回你一定要帮我，不然我就死定了。”
寥寥数语，焦急之情溢于纸面。
我帮?我怎么帮?
我终于想起我曾经向杨守年提过劲。我这么多年搞新闻跑企业，认识很多厂长经理，《读书人报》办得这么好，一旦出现危机，找几个企业赞助一下不成问题。
于是赶紧东征西讨，南乞北要。
啤酒厂厂长对我说，他帐上没有钱，仓库里倒积压着啤酒，可以拉两车啤酒去卖，卖了酒办报。
我回成都一问，他那牌子的啤酒比报纸还不好销，况且还是陈货。
某公司的经理问我，赞助《读书人报》有什么好处。
我说得不到好处，但每个读书人都应该关心和帮助这张报纸。
他嘴巴一撇。
我忘了他是从不读书的。
甲厂长说没有钱，乙厂长说研究一下，你等我电话。
丙厂长要热情一些，他说我不出钱，给他们出个点子，把《读书人报》改成《法制故事报》准不会亏。
碰壁之余，我觉得无颜见守年仁兄。只好自打嘴巴，谁叫你乱提劲，谁叫你以文人之心，度商人之腹。
彷徨之余，三十六计躲为上计。水阔鱼沉，再不与守年兄照面。
一躲就是一年。
l993年秋，汪晓灵君挽我去见杨守年，说他雄风又振，办起了东方文化
研究所。
杨守年还是那么神采奕奕，健谈而好动。
同我见面还是跟我说过多次的那句话：“你们这个层次的人总是那样，帮助你们你们又不要，到我这里来干点事，自己挣点钱好不好?”
他还是那么总想帮助别人。这不能不令我再一次惭愧而感动。
他说他现在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是个实体，这个实体还是以为四川的文化人铺路为宗旨，为繁荣四川的文化事业而努力。他在从事一些文化方面的经营活动之余，仍然要贴钱来编书、出书、出杂志，他痴情不改。
汪晓灵对我说，杨守年要不是多年来把钱都花在他这些追求上的话，他早就是千万富翁了。
我怀疑他这次又要破产。
不过汪晓灵说他不是死马。凭着他画坛多宝道人的本事，可以八面来风。要说挣钱，他真可以拣条绳子牵头牛。他真是千金散尽还复来，复来千金又散尽。
他这个伟人一直在检阅人民币。
这回他并没有破产。
他主编的《东方美术》丛书，以及《四川画家小传》丛书已经送到我于中。
《四川画家小传》丛书第一卷就有40多万字、文图一共700多页码，据说他计划要出10本。这样的巨轶不知要花掉他多少心血和多少金钱。
听说他这两年运作所获，已经能够有这样的承受力。
我们在慨叹世风日下，我们在慨叹国民素质的普遍降低，我们在慨叹斯文扫地。
可是我们真正想过没有，我们是缺少文化，还是缺少文化实业家?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种原始积累的疯狂使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到打击，在一些文化商人在兜售垃圾以谋财害命时，像杨守年这样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以有益世道人心为己任，孜孜矻矻百折不悔的实业家，在中国文化界实属凤毛麟角。
杨守年没有成为社会活动家而成为实业家，对于文化界来说是一种收获。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呢?
不知道。
——原载1996年《成功企业家奋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