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一生未出家乡方圆六十里，卡夫卡只在小说中写到过美洲，房龙很亲切地写到地理成为经典名著，曹聚仁生前也酷爱谈论九州的版舆。我喜欢，一个人长期较为固定地住在某地，把生命托付于春花冬雪，即便巷闾、城隅，见证出那一段河池沧桑、橼瓦历史，却丝毫无碍于想象盘旋于上的腾飞，葱茏与朴实，古穆与精灵，人文加上那么一种地理的品味，竟颇能使人产生大干世界之感，而今昔之思更化升为诗……
阿年，他的一本薄薄的《怀念旧居》竞使我情不自禁要提起差不多快生锈了的书评拙笔。以其五十余年周遭经历搬迁史为经纬，组织其人生感慨，写出一个活生生的自我，这是颇为巧妙自然而不冗杂拿大的回忆录。说他是一个人的成都史，允当说他是一个人在成都地图上的打拼，也不别扭。而其惟艺术的人生，让阿年他穿行于成都每处旧居方位的连线脉络都有着熠熠的哲思、剪剪的春风……
他是一位老成都。“老成都”这个概念，意味是很丰厚的，至少你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生命历程，你亲自参与了旧城的改造，你熟悉这座古老方城由蜀王而来的气息与结构，你感受并被卷入过人海人潮，甚至熟悉朝朝暮暮那满怀生命叹息的气体与声调……
1945年出生的杨守年先生，也算曾是一名大家子弟。不过按他的话来说，在他幼年时代，家道业已败落了。然而这也未逃脱鼎革以来“破落地主”的追划，虽然这在当时仅六七岁的小孩子身上压力不算太大，但无如曹雪芹目睹父辈的苍凉，感同身受。“守娃子”的记忆是由同福巷大宅门(公馆)前的一路狂迁，终至大福建营、文庙后街一所大杂院赖以栖生。此时的父亲已沦为酒徒，靠吸食路畔烟蒂驱闷，而曾是大家闺秀的母亲出而为人保姆。小学毕业仅十二岁的守娃子不得不承担家庭的负重，放弃学业，进入玻璃厂做一名自食其力的童工，经过奋斗后成为一名工艺工。其问被送入大上海工厂学习绘事，叩访名师，从而造就了他一生的追求与信奉。少年郎回来在成都已有风雅的追求，虽然生活至艰至苦，囊中羞涩，且家庭打击以其自述例如：“白天回家，从大院门口到后院要经过几十双眼睛的审视与好些奇奇怪怪的招呼，当然，没有一个是报喜的，大多时候还会碰上‘你爸改酒票被抓住了’，‘你妈到派出所汇报去了’，‘你弟娃借了张三哥的钱没有还’，‘你小妹打烂了王主任的玻璃窗’这样的‘大院新闻’。要不嘴快的人就会抢先告诉你‘你妈又住院了’、‘你爸喝醉了，在床上睡了三天’、‘你弟娃昨天又和人打群架’……好象很难有人报一回家中平安。”在诸事烦恼中长大的守娃子却从未放弃艺术与精神的追求，他狂嗜文艺书刊，稍有工闲必长途跋涉，到三瓦窑农村作田园写生，饮乡下井水，到四川大学工笔绘荷花，带给花工一丝自豪。他给自己一隅陋室取名“蜗庐”、“雀墩”、“卧牛山房”，于此可见其习素与怀抱。
经历坎坷挫折，家庭的，政治的，个人婚事上的般般苦渡，却在慕风求雅中长大起来，身子骨还显得越发结实。文革后，他闯入成都画苑与设计界，乃至报端，已小有名气，为玻璃器皿作画已不是他的必要，他辞职作了自由画家，尔后又趁东风下了海。如按今日逻辑经验，驭改革大潮的阿年，腰缠万贯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他辉煌的时候，他也的确占据成都商业黄金口岸舂熙路六层楼房，经营工艺商品，领衔本地工艺装饰的潮流。如果他行商务实，守住钱眼，他绝不会在后来的竞争中让步，问题是他始终是一名唯美主义者，他一经站稳脚跟，即扑入自己的笔砚天地，与人交也至善且轻信与人，这就与商业规律相左，结果导致其经营管理出现问题，闹出笑话，最终不得不与黄金口岸告拜拜。从此以后，阿年发誓不再投入纯粹经营活动，他幻想文商结合，以商养文，这以后他走过的道路，也即一部城市搬迁史。他办《读书人报》，办《东方美术》，办画院、艺术研究所，倾其所有，甚至多是孤注一掷。成都的东西南北中，几乎没有他未羁留过的脚步，没有他未叩访过的写字楼出租屋，连著名诗人、画家都纷纷劝他放弃，他却仿佛饮了艺术的醇醪似的，只知小车不倒尽管推，每每绝处逢生。商海掀着他这一叶小舟，在颠沛中求发展，在失败中交同道，在幽默中品鉴人生万象。阿年的这一本《怀念旧居》，清新挚朴，既绘出了人生的樊篱，也绘出了人生的高瞻。他写百年旧居，古而有味，可同小说对读，例如我依稀记得起的，是我家的院子很大，有许多房子，那气派和格局与电影《家》中拍的场面多少有些相似。后花园也有一座小亭子，亭子边有一个鱼池，养的金鱼，总不下百条，大的有近竹筷长。离鱼池不远，有一片花地，种满了菊花，多时竟达千株。家中的厅堂内家俱不少，什么红豆条几，紫檀太爷椅摆了一屋。记得在门房中，还有两架“私包车”。至于书画、古董，则不计其数。我是当时家中的“小少爷”，杨家大院的掌上明珠。为了我，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我记得的，大概只有这些了。而能印证这段往事的，曾有一张我三岁时和婆婆在菊花园中的照片。这张照片，三十年前我还见过，可惜那照片已经显得又黄又旧了。但还看得出我胖胖的小脸和头上戴的“猪猪帽”……
写大杂院喧闹过后的和平景象——
大院也有平静的时候，遇上有太阳的晴天，家家户户的大人小孩便端着碗在院子里来吃饭，虽说那时油荤少之又少，可各家炒的菜都很香，尽管每家人都做泡菜，可尝别人的泡菜却显得更有滋味。我家穷，没有什么好端出去的，可弟弟、小妹还是要到外面去吃，也总有人叫他们去夹一筷子菜。每逢此时，院子里好象没有了阶级之分，大家都一团和气。要是碰上天阴，小孩倒不打紧，若是成年人钻到别人家去多呆一会儿，便会引起一些人的神经质，甚至会招来形形色色的议论，真是一桩怪事。
能给人足够打动的，还是阿年写自己的境遇，那种与命运作战的甚至是唐•吉诃德似的勇猛，不切实际，看始知终。然正如古人所道，人无癖好无激兴则不可爱，因其无深情也。阿年的举措多时读来感觉像是一出出幽默喜剧，但他是认真的，兴许奥妙正在于此，这也是他朋友遍天下每能于绝处逢牛的来由，他的人品赢得了朋友乃至读者、消费者的尊敬与信赖。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认识阿年的，曾同他并肩为《读书人报》战斗过，时过十年，他的坦诚，他的活力，他的向往，记忆犹新。以后虽偶有会面，然而他是画家、艺术活动家，我教书为谋，毕竟少了常聚。十年再见，他赠我一本《怀念旧居》，感动了我，读之再三，又令我惭愧，也令我奋起。为什么呢，我从他身上看到了那种古风，那种纯朴，那种“卖画钱来付酒家”的单纯、潇洒号陕乐。
人生有所为，有所不为。阿年的路，从他以一介小学生成为大学客座教授，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好些家刊物杂志的主编或顾问，屣痕海内外，亦画亦文，他是成功的。但以其经济实力而言，他这次亲口对我说，面临人牛的第二次创业。兴许他还要在这座西蜀古城中辗转迁居十次、百次，以他五十六岁的“高龄”尚且保持赤子之心，卒子之勇，我四十初渡，每抚霜丝便牛万念俱灰之情，相形理该作自我批判。
与阿年为友，可得奋斗精神之鼓舞，与他的行文为友，可得实华兼茂之乐。我不大喜欢站在旁人立场谈建构品风云，卖弄学机。以阿年这本个人牛于斯长于斯的住所回忆录，寓理于情，形诸笔端，最能引发我人的投入。为什么呢，按存在理论，他人即地狱，他人亦天堂，惟有类聚，惟有通感，故可称同志，忧患与共，悲喜相生，故可称爱读之物、养眼之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