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唯辛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生于乌鲁木齐市；1981毕业于西安美院,1987毕业于中国美院油画系,硕士学位；1987油画《馕房》获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1999油画《酸雨》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2004油画《工棚》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北京市政府文学艺术奖。代表作《2005中国煤矿纪实—矿工肖像系列》、《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有朋友善意地劝他：“算了，你徐唯辛已经这么有名了，有这么多的成就获了这么多奖，你还添这个麻烦干嘛？”他不，坚决要把这个“麻烦”做下来，自称“要做一点让这辈子问心无愧的事情”。
2007年11月18日，他的“麻烦”呱呱坠地——在北京朝阳区的今日美术馆，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副院长、画家徐唯辛的个展“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揭幕。
据展览的策展人王明贤回忆，当日参观展览的至少有七、八百人，“一个美术展览，多少年没有这样的影响了？”
展厅里是六十三幅2.5米2米的巨大黑白肖像，画旁各有一条人物生平介绍，以此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其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政治人物，有陈寅恪、梁漱溟、巴金等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展览按照姓名音序排列，使草根百姓与领袖人物比肩而立，抹去了高低尊卑之分。
“那么多眼睛从四面八方看着你，有一种特别的震撼力，让你不由自主去回忆和思考那个年代的事。”《中国儿童报》编辑于向真在揭幕那天参观了展览。根据她19岁照片创作的肖像“于向真”就挂在“姚文元”旁边，对面则是“江青”。
“几十年前就恨得牙痒痒的人现在成了邻居，我居然很平静地接受了……30多年过去了，再想起来，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沉痛的教训，而不是个人的好恶，也不是简单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了。”于向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参观过展览的普通观众、艺术家或批评家，反映都很好。对此徐唯辛连称“欣慰”：“我一个人用两年多时间做出来的作品，引起这么多正面反应，够了。电影黄金甲花这么多钱，一片骂声。”
带着骄傲的表情，他说，“我现在死而无憾了。”
普通人是最重要的历史承担者
“这个绘画肖像系列具有双重的纪念性：它既是个人自传性的，也是集体记忆式的；既是私生活性质的，也是国家的宏大政治性的；既是一般性的留存式的，也是具有批判意味的反思性的。”展览前言里的几句话为“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做了最佳的诠释。
开展那天，大量画中人物的亲属朋友应邀前来，包括张志新的妹妹、遇罗克的弟弟、上官云珠的儿子等等，还有仍在人世的画中人物本人前来观看——比如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时北大哲学系党委书记聂元梓，曾参与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星星美展”中的艺术家之一包泡。
“看到自己亲属的肖像，一下子就回想起过去，回想起她整个生命的历程，百感交集……”著名美术批评家、理论家水天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妹妹水天光的肖像也位于展览之中。水天光曾任民革甘肃省第一届副主任等职，在1976年春天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殴打致死，时年37岁。
水天中远在甘肃的大哥坚持赶到北京来看展览，看到小妹的画像，年逾八十的老人忍不住摸了摸画像上她的头发。“对我们家属而言，在这个场合下以这样大幅的肖像把她展示出来，这是对她整个人生的历史肯定。”水天中说。
在现场，很多人为梁思成、遇罗克等人敬献了鲜花，并在自己崇敬的人物面前拍照留念。
“经历过的人会去思考，没有经历过的年轻人也会去看去问，有这些，这个展览的意义就有了。”今年55岁的于向真说。
她的照片是徐唯辛在她博客上发现的，当时希望她加入展览，她百般推辞。“我觉得我就是个草根，根本没有画肖像的资格，更没法跟那些名人的肖像放在一起。”但参观过徐唯辛的画室之后，于向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刚画完水天光的像，她的样子和经历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觉得这是好事，我应该支持。”
于向真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818在天安门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参加过破四旧、抄家等活动。那时，她是初一的学生。不久，住校的她因为害怕被日以继夜毒打的“牛鬼蛇神”的嚎叫，于8月下旬带着数万份传单串联去了，跑遍多半个中国。回来看到红卫兵们夜夜拿着手电查户口，揪住参加革命多年的的姥姥批斗，终于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普通人？我的理念是，这些人其实是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徐唯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有一本反思德国的书叫做《希特勒行刑者》，给徐唯辛很大触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包括“二战”已经快要结束了，苏军从波兰接近德国边境的时候，德国人把奥斯威辛等一些大集中营里残余的人向北德转移。这时押送的人都已经不是军人了，是临时征集来的“民工”，但这些人照样对被关押的犹太人进行迫害。为什么？
“所以说二战的罪行不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忏悔。中国的文革提起来，大家都说毛、四人帮，这是错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做了什么。”徐唯辛说。
“再过几十年要是有人问我，你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做了什么？我可以问心无愧的回答他，我做了这个作品。”
八十年代的文化影响了我
徐唯辛是学院派，早年他的画要么是民族风情，要么是政治题材（比如他曾参与绘制巨幅毛泽东遗像和宣传画《你办事我放心》等），用他的朋友、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教授马钦忠的话说，“主题往往跟‘全国美展’的思路是一致的”。
提起早期创作，徐唯辛爽朗地笑笑：“这也没办法，那时候除了新疆我不会画别的。”
1958年，徐唯辛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文革开始时，8岁的徐唯辛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被选出来在全校发言，稿子是老师写好的，大意是欢呼文革开始之类。“读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记得下面黑压压全是人，我说完他们就在下面大声欢呼。”
还有一次，徐唯辛听说班主任是地主的女儿，那时刚开始学画，就画了一张青面獠牙的戴项链的女人批斗她。“我心里特别内疚。那时候没什么是非对错，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之后这位女老师已经去世了，她没听到我的忏悔。”
1975年，徐唯辛作为知青下乡插队，地点是新疆兵团的三坪农场。在两年后回家探亲的路上，他偶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恢复高考的消息。高中时期由于斗争荒废学习的徐唯辛立刻来了精神，自此用心准备，并于1978年考入西安美术学院。
“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给我影响很深。大学里全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充满理想色彩，干完一个活儿大家唱歌唱得都是《欢乐颂》。”徐唯辛记得，那时隔壁的音乐系总在欣赏国外经典曲目，他便跟着蹭了四年课。
直到现在，他的画室里还堆满了音乐CD，都是经典曲目。“我喜欢这样庄重、严肃的东西，这跟我的思考方式、价值判断、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是相关联的。”徐唯辛以此强调，他现在做这个展览并非偶然。
1985年，徐唯辛考入浙江美院读硕士。毕业时，他本想以京剧为题材做毕业作品，导师说：“你没这个生活，你是新疆来的，应该画熟悉的生活。”笔下全是新疆题材的他思索再三，还是画了《馕房》，并获得首届中国油画展大奖。
之后他曾因灵感枯竭跑去西藏，想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想想。之后他的画笔下出现了藏族阿妈、少女、朝圣者，油画《圣地拉萨》还入选了“1997当代中国艺术展”。
“画西藏其实和画新疆是一样的，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提出问题，跟这个时代没关系。”这时已多次获奖的徐唯辛依然不满意。
1998年，徐唯辛终于拿出作品《酸雨》，真正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边疆题材里安详静谧的美消失了，转而变成工业文明中人们空洞的眼神和灰暗的色调。这之后，他把目光投向更底层的弱势群体，画了大量的农民工和矿工。他的作品深刻有力，有评论家称“社会学的意义大于艺术的意义”。
“我今年50岁了，中国这几十年发生的苦难许多我都经历过，这些记忆会对我的作品产生深刻影响。我不认为人生是轻松的，也不认为艺术家的作品只应该表现愉快和甜美，更不认为艺术家和他的作品能够逃避社会，我希望作品里有一种更深的东西，使人有启发，来做一些改变社会进程的努力，哪怕这个努力十分微薄。”徐唯辛诚挚地说。
有关历史
“中国对历史缺乏反思，中国的文化也没有被真正启蒙过。”策展人王明贤本身是文革美术专家，他认为由于这个原因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急功近利，当代艺术一直没有出现足够有力的文革题材作品，有的只是借用文革符号的调侃，“既不好玩，也不深刻”。
在他看来，“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是少见的震撼人心灵的作品，“能从中解读人的性格、经历、命运，甚至解读一部中国的历史。”
画文革是徐唯辛七八年前就有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现手法。2000年时，他就曾创作过一批描绘文革场景的画，被今天的他斥责为“垃圾”。
直到创作矿工系列时，徐唯辛摸索出画大幅人物肖像的艺术形式，那些乌黑的矿工的脸在2米2.5米的画幅中表现出巨大的感染力，像是一种能量的释放。这时，他才开始了心心念念的文革题材。
可是，为什么非要做文革题材？徐唯辛说，很复杂。因为“我经历了，参与了，也看到现在大家都遗忘了。”
“去年是文革40年，大家都悄无声息的，好象那是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的十年。当然，文革这么沉重的历史，触及几亿人的灵魂，要得出客观全面的认识是困难的，评价它也很困难。但是作为艺术家和经历者，我要记录它，这个记录的过程和结果也会引起观者的思索。”徐唯辛说。
在绘制的诸多人物肖像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遇罗克。这个想以《出身论》揭示一个简单道理的人死时，工人体育场有几万观众在台下欢呼，眼睁睁看着他被宣判死刑。“我每次想到这个都不寒而栗。”他更担心的是，到现在这种问题都还存在，因为人们“从未对此有过清醒的认识”。
他说，与文革完全相同的运动不会再重来一遍，但将来有可能出现与文革形式不同而性质完全相同的东西，再一次毁掉这个民族。比如，打着“民族”“统一”的旗号重新陷入冠冕堂皇的非理性状态。“现在看网上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是杀死日本人，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跟文革性质相同吗？”徐唯辛说。
“《历史中国众生相》画展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艺术活动，它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苦难的记忆，对未来社会发展提供了警醒作用，同时纠正了中国亚健康状态的历史观。”独立批评家程美信称。
“我的作品对中国文化启蒙起了推动作用，多少我不敢说，但我相信它有蝴蝶效应，它的意义会慢慢显现出来。”包围在偌多历史人物里，带着一以贯之的自信，徐唯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