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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记者 江华实习记者 赵佳月 2011-06-05 18:26:5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占地数十亩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这个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他在艺术领域，过着纸醉笔醉的奢侈生活
“黄永玉八十”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的前一天，广州大酒店18楼，一个豪华套间。
刚刚午睡过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人们簇拥着。老人脸上泛起的红晕让人想起他笔下的荷花。黄老随意地坐着，笑眯眯地用他几千烟斗中的一个抽着烟，身边放着自己打造的“黄家”专用的茶杯。他的每句话，都让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
这简直不是接受专访，简直是一个可爱老头在哄大家乐。
记者请他起身照相，他斜着眼犹豫片刻，那片刻让人看到这个80岁老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终于决定要照相了。高楼顶上，手衔烟斗，一手插腰，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
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文学顽童。水墨、雕塑、木刻、版画，丹青怪杰。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处处为家。人们几乎很难界定到底哪种身份更适合他。
“搞艺术创作不容易，年轻人靠的是本事，像我这样的老人，就只有靠牌子了。”黄永玉笑呵呵地说，搞不清是自嘲还是自夸——不论如何，他都有资格这样。
少小离开凤凰、中学时各科成绩总和100分，到远离科班教条，自成画派一宗；被过去的时代狂扁，被当下的时代狂捧，老头却将这一切轻松化解，称自己为刁民。与岁月互为表里的黄永玉将自己的一生作为，总结为或轻松或尖刻的幽默历程。被他轻轻一抖，便满地生花。
言谈中，他放不下的，是变得越来越认不出来的故乡凤凰。手持烟斗的老人在追问下，竟对此刻的凤凰“古城”，顾左右而言他。
留级大王和天价艺术家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留级大王。一个人，竟然有几百个同班同学。
1938 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1939年 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1947年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7-1991年，步出“文革”炼狱的黄永玉，等到了他的黄金时期：他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2003年7月，荣获第二届美术金彩奖。
黄永玉，现在他的一纸书法的草稿，也许就会让人的眼睛发出绿光。1986年他的画作拍卖价格在5万元以下，3年后达到13万元；1990年他的一幅《春图》卖到16.5万元；1992年他的《好鹤图》拍到19万元；2001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到了77万元。
苦难只是一碗汤中多加点盐
2004年秋天，黄永玉回忆一生时，最刻骨而且乐道的，却是毁了他以及他表叔沈从文等人大好时光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时期，几千个著名的文化人被关在京城郊外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那些被黄永玉称为“爷爷、叔叔、伯伯”的人们中间，有夏衍、田汉、周扬等等。
音乐家马思聪在那里与黄永玉相邻而居，每天会有人给马思聪送《参考消息》，于是黄永玉沾了他的光，每天早晨从他那里要过来看，晚上马思聪又从黄永玉这里把《参考消息》拿走，就这样来来往往，日子悄无声息。
突然有一天，黄永玉被告知：不要学马思聪。黄永玉暗自犯嘀咕：学马思聪？学得了吗？人家可是大音乐家！后来有传言说马思聪全家逃到巴黎去了。黄永玉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嘿——他还真去了！”黄永玉仍然吃惊地对记者说。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拼命琢磨他究竟是怎么跑的。有什么办法跑呢？而且全家都跑了，这是多么奇妙啊！要我一个人跑我肯定不会跑，全家少半个人跑我都不干。但要是全家人能一起跑掉，那可真是精彩啦！哈哈！他们让我不要学他，嘿嘿，我心里可真想学啊！可就是学不了啊！”
“牛鬼蛇神”的岁月，屈辱与迫害，在黄永玉眼中只是“一碗汤中盐的多少问题”。“老舍和马思聪当然会受不了。对我就像喝汤，咸了一点，皱一下眉还是能喝下去。”
彼时的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没有太多的大是非，“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之后，他的教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学方法”，黄永玉觉得“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理解”。同样的道理在其表叔沈从文身上也有同样的演绎：沈从文从一开始就没从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厚遇，“文革”到来后的惨淡生活，也就没有引起他过分的心理失衡。
但是到了老舍那里，一切就相反了：“他那碗汤天天调得非常妙，忽然多加了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调羹盐，他就死了。”黄永玉回忆老舍的离世时，瞪大了眼睛。
黄永玉挨打的那天正逢他的生日，回到家，脱下衣服，贴身的背心被血牢牢粘在身上，用温水焐了以后，才脱下来。“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之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听起来像临危不惧的口号。
黄永玉心里很清楚：“那个时候逞英雄肯定是死路一条，早被打死了。”
“四人帮”垮台后，廖承志询问黄永玉是如何同“四人帮”斗的。黄永玉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啊，他们不想斗我就不错了！”
“文革”后黄永玉找到了曾经动手打他的人，他的朋友表示要帮黄永玉“收拾”他们，他拒绝了：“全国人民家家都在遭遇不幸，你打他没有用。要使全国每家都幸福，那可能更难一点，但让全国每一家都痛苦也不容易，而那时就是家家都痛苦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我们的痛恨的，就像我奶奶和我讲她小时候怎么痛恨太平天国一样，说他们当街强奸妇女，抢东西杀人，但我们听起来是不会有切身体会的。和我们现在讲‘文革’一样，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到了将来就更不懂了。”
金庸太浪费自己了
与黄永玉一同在历史波涛中起起伏伏的“武林高手”金庸和梁羽生，在黄永玉的嘴里说出来，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意味。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们不是写这个东西(武侠小说)的料。”黄永玉评价说。
作为旧时同事，金庸在黄永玉的眼中是个“普普通通”的“杰出人物”，不爱说话。初中时金庸就可以编写出流通全国的会考指南，梦想着从事外交事业，终未遂愿，只得从事武侠创作的“旁门左道”。
这个名字在黄永玉的记忆里显然有着无限可惜：“好几次，他送我书，我看一两页就不看了。他怎么能写武侠小说呢？！人才这样浪费太可惜了！但他认为他并不可惜啊，觉得自己成就很大呢！”
梁羽生矮矮瘦瘦，是个戴着两圈“瓶底眼镜”的文弱书生，“吹弹得破”。因为报纸销路不畅，只能通过武侠来吸引读者，于是梁羽生才抄起武侠的笔杆。黄永玉很戏谑地说起梁羽生：“他还没开始写，大家就嘲笑他了。”
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
“不管痛苦和欢乐，都要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黄永玉说。
上世纪40年代末，黄永玉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厓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黄永玉和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后来说的团结得像一个人，那都是靠不住的。”
在全国青年“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黄永玉被召集去刻传单，几个人用毯子把窗子钉起来，通宵达旦地干，心里想的是：如果被国民党抓去，是绝对不会求饶的。有人笑他们说：你们不钉毯子人家可能不注意，突然钉了个毯子，人家就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在做好事。黄永玉和当时任何一个有志青年一样，满怀神圣的使命感，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
初到上海，黄永玉依靠刻木刻维持着紧巴巴的生活，5块钱一张木刻，一个月刻10张用来交房租。
“如果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就好了，50交房租，还有50零用！”那些前辈们总在帮助这个年轻人。黄永玉拿着自己的木刻叩开了臧克家和唐弢的门。“他们看着我的木刻就说：这5张，我拿去找他们，你就不要管了，钱我就先垫吧。现在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老头啊！”
穿梭了80个春秋之后，黄永玉依然心存迷惘：“解放前，党的领导就像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一样亲切，凡事只需一声令下，我们便奋不顾身，马上去做，而且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管；解放后，有吃有住有房子了，我们反倒觉得压抑了，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改革开放了，但是大家又都散了——奋斗的目标、人与人的交往都把钱摆在了前头。”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所以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黄永玉透彻地看过历史和现实，他是否真正地轻松和快乐，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人是最不幽默的？
黄永玉 ：官做得长了、做大了之后，就不会幽默，也经受不住幽默。
人物周刊：您的绘画和写作，您对哪一个比较满意？
黄永玉：很难说满意不满意，写东西对我是比较容易做的，写起来也快活。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可以赚钱请朋友吃饭，可以玩。
人物周刊：您胃口很好，对吃怎么看？
黄永玉：到了不能吃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停下了。好多东西平常我都能吃，吃饱为止。但是不要一天到晚想吃好东西，一天到晚想吃好东西会死得快，和我一样年纪的画家都死了，因为他们吃好东西，喝酒，都死了。(大笑)
人物周刊：您都80了，身体还这么好。
黄永玉：养身之道就是多吃饭。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不能打了，最多打打沙包。
人物周刊：行走天下，口味还是地域主义吗？
黄永玉：用鼻子吃辣椒不行，用嘴巴就行。你说广州人的口味怎么样？天下的口味都一样，我干校都去过，还有什么口味挑？
人物周刊：您在干校“洗澡”的时候都干些什么？那是您生命的旺盛期。
黄永玉：每天上工走16里去种地，再走16里回来，要唱歌表示高兴。不许画画。25年啊，25年搞运动，下乡，“文革”。我现在80岁，睡觉睡了一半，小的那段十几二十岁不算，去掉；真正干活也就10年。我怎么一下子就80岁了？好像抽奖抽到的。这么有意思的时光给耽误了，我们也不是懒惰的人，愿意工作。我要是现在50岁，多好啊！
人物周刊：除了盖大房子、画画、写书，有什么业余爱好？
黄永玉：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差不多，只懂中国字的那部分。再就是看电视剧，不管好坏。有的故事很糟糕，看着骂着还要看。《还珠格格》、乾隆、康熙啦，《走向共和》都看。电影院是不去了，我家里有上千影碟。《十面埋伏》看了，那是张艺谋最失败的东西了，张艺谋不学好。不过张艺谋拍《图兰朵》，公主穿的那件衣服我在意大利买了。那个公主很胖，非常胖，不是普通的胖，衣服做到第4次才合适。那件衣服非常漂亮。
人物周刊：您曾写过，人在狗的眼睛里是长得比较奇怪的狗，您在凤凰、北京有一个狗的联合国，您觉得人有哪些地方比不上狗？
黄永玉 ：狗单纯得多啦，人太复杂。人会说：我想我喜欢的人一定天天在想我，事实上他想不想你你也不知道。但狗它可真是在天天想你，你要回家的话，一进门，狗都会过来。每只狗有每只狗的脾气，有的狗真的喜欢你就用嘴巴咬你；真的喜欢你，有的就拿脸去贴你……它们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有一只老狗在北京，我这次要离开它的时候，那只狗就一直拿脸贴啊贴啊，他知道我要走了他就贴我。我在凤凰的那只狗呢，看到我就咬我，到处咬，它是这么来表达感情。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会嫌家贫，讨饭人的狗也一直跟着他，有钱人把它买了，让它跟着有钱人，它不会的。人就不要说了。狗没有那么多利害关系，没那么复杂。
人物周刊：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有啊。不同的狗和人一样，也要打架啊。
黄永玉：会打的，但是只有一次，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成功了就不打了。现在家里领头的狗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但很快他会没有领导权了，大约再过一年就不行了。另外那只竞争的高加索的狗，很大。
人物周刊：您似乎是个全才。
黄永玉：你不要在我面前讲我是全才，你背后去讲好了。(笑)我喜欢文学。
人物周刊：但您年轻时没有发展写作，老了却妙笔生花。
黄永玉 ：那会儿写作就成右派啦！我敢写吗？一些讨好的文章我也写过。汪曾祺他没有写，他敢写吗？他没有写就变“右派”了，就只讲了一句话。
人物周刊：您好像说，在“文革”的时候，有个人攻击过您，后来您把他打了一顿？
黄永玉 ：没有。不敢。他们打过我，两个人拿皮带打，打了240下，我受不了了，那是真的。
人物周刊：您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天生的吗？您和沈从文先生的区别呢？
黄永玉：他是在文字里头长大的，我是在江湖长大的，不一样。他的文化是很纯粹的，从小写字，听老人家们谈文学。老人家抽鸦片烟，他在旁边伺候着，老人家讲话他在听，听到好点的东西就去学。就是在旁边逐步逐步听老人家嘴里流露出来的东西，连他的名字沈从文三个字都是一个姓萧的老人家给他取的，说“你喜欢文学就叫从文吧”。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人物周刊：您现在80岁，您怎么看待您年轻时候做的这些事情？
黄永玉：我觉得很可爱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黄永玉 ：(沉默)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看到人们生活上的差别这么大，有的人这么苦，有的人用一百多万买一个月饼，一公斤黄金才十一万多。所以就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但想有什么用啊？你当了毛主席也救不了了啊。
我的人生意义容易些，就是别嚣张。
有人说活着太没有意思了，我说还可以啦，死了有什么意思啊？鲁迅说，任何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正地死了。
我对死有几个方案，一是把骨灰放在抽水马桶里面，请一个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我的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的，还要找人来修，多麻烦，那就说明第一个不能用；第二个方案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栽花，送给朋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知道骨灰在花盆里，会害怕，睡不着觉。那也没有意思。我说，那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我把骨灰糅在面粉里头，包饺子给大家吃。哈哈！——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大笑)
(广东美术馆对此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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