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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汲平2012-05-18 10:52:14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记者：王院长您好，我们知道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都是1956年成立的，而且在中国比较早。中国早期像北宋的时候有翰林书画院，北京画院成立之初的原由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王明明：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部分老画家已经进入了各地的美术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过去解放以前所有的画家基本上属于卖画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在五几年以后有很多画家没有了工作，而且有很多知名的画家散落在社会上，所以这个时候（五六年）叶恭绰、陈半丁先生在政协会上提出了要建立这样机构的设想。
这样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所以周总理亲自批示了在北京、上海建两所画院，而且周总理在北京画院成立（57年5月14日）的时候亲自出席并和大家合影，讲了非常重要的话，中国画界要团结，对于中国画院怎么理解，原先名称叫“北京国画院”这样不太妥，应该叫“北京中国画院”。所以建了两所画院，北京先成立了，上海正在筹备，上海就晚一点成立。
所以成立当初这些老画家聘用是按画师，高一些的年龄、影响大的就是画师，当然他们拿车马费。
所以这样的话进入画院这一批老画家有了稳定的工作环境，所以在画院里创作了一大批很有意思、很成熟的作品，到了六一、六二年的时候，慢慢美术学院的学生多了、毕业了，而且当时中央也很重视，作为老一辈艺术家要把传统传下去。
所以他们引进了一批新的学员，他们毕业到北京画院先学习，学习完了就进入北京画院工作，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像周思聪、王文芳、吴衍休、张仁芝当时年轻的画家进入画院。
画院今年正好是五十年，我们做这个展览的意义就是总结我们五十年这几代艺术家所走的这条路，基本上大家沿着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你从历史轨迹、老先生从传统进入新时期的时候，他们对于新中国不同时期发展的状况，通过自己作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分了六大部分。
从这里面看出来不同时期（有几个特殊时期）像五十、六十年代，包括文革特殊时期的时候这些老画家画了什么。
记者：我们了解到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是“群星辉映”，这些都是在美术史当中国内重要名家的作品，请您介绍一下布展情况和一些筹备作品情况？
王明明：从筹备展览我们花了很多心思，两个画院画家有三百多位，怎么使不同时期、不同的风格作品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展览，分成几部分我们下了很大功夫。
“群星辉映”直接反映了“京派”和“海派”两个不同地域名家的作品，“京派”是以齐白石为主的老艺术家，还包括我们院聘的美术学院还有其它地方的教授，其中包括吴作人先生、李可染先生、李苦禅先生、黄胄先生等等。
我们通过专题展示把每个人有几件作品同时展示出来，另外海派也是，因为海派的地域性非常强，而且一大批优秀的画家都集中起来，所以它那边以林风眠、刘海粟、陆俨少为代表。所以群星荟萃这个板块我觉得是非常有看头的。
记者：这一个板块里面重要的艺术家或者是老一辈画家他们的作品有几幅，是他们人生创作当中高峰期的作品吗？
王明明：基本上是。因为作品的来源一个是两个院的院藏，有一部分我们选用了美术馆借展的方式，有一些画家的代表作可能在美术馆，有些代表作存在我们画院和上海画院。
记者：“火红年代”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主要作品展示？
王明明：这个选题我们第一次拿出来，过去我们北京画院搞过观摩，两个画院凑在一起有特别值得研究的地方，在大跃进、困难时期、文革的时候，大家在同样的背景下画这些。当时南北的这些老画家们也都沿着深入生活去反映现实，把当时的火热状态表现出来，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学术的问题值得大家去研究。
艺术是不是真心的？当时政治的压力我们一直在研究当时这种压抑，老先生是违心地去画还是真实地去画。
记者：像我们说的“红光亮、高大全”的东西。
王明明：实际上我的感觉老画家是怀着满腔热情去画的，因为他们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当时的气氛大家要融入这个时代的时候，大部分画家是想用画笔把当时表现出来。
所以我感觉从整体的作品里面感觉画家是真情实感去表现的，当然有些技法从现在看有时候很拙，画花鸟的去画人物画，画传统山水去画现代的真山真水，有时候不适应，我感觉到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碰撞、这样的体验生活，我觉得他们的实践实际上给中国画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本。
现在回忆起来看这批作品我觉得大家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记者：我想这个板块的展出是首次大规模的，也会给美术史研究尤其是文革阶段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资料性和文献性的机会。
王明明：因为有一些文革的东西在文革初期的东西实际上我们两个院存得并不多，在资料室没有留下什么，基本上文革在七十年代以后，大家从干校回来恢复画画的时候，有一批作品基本上留在了两个院里。
我们选出一部分来参加展览，是值得大家去研究的。记者：最后一个板块是“异彩纷呈”，为什么这个板块是最后的和整体六大板块的脉络是什么？
王明明：我觉得基本上是在世的画家，因为去世的画家作为专题融入到里面了，基本上每个画家都有作品。
我们想通过四个展厅充分显现出我们现在包括退休画家和在职画家整体的实力，包括我们北京画院有一批油画家，这是上海中国画院所没有的。
我们两个地区目前中国画发展的现状，可是我们布展的时候混在一起，没有分成“京派”和“海派”。
现在美术需要交融、互相吸收，在同时代的背景下以中心年为主的，我们把两个画院所有的画都融到一起，这样布置起来感觉到两个院整体的实力，还有一个板块是最有看头的板块，就是齐白石和林风眠（双星辉映）。
我在前几天布展的时候，特别看了林风眠，因为林风眠展览第一次到北京，上海画院所藏的也是第一次离开上海画院。我觉得这个对北京的专业画家来说、爱好者、收藏者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这两个画家的典型是值得研究的，因为齐白石是一个纯中国画的画家，他创造了非常丰富的题材，我们这次的布展里面有很多看点，也是齐白石精细的草虫，在北京除了我们在自己的美术馆展出以外，在中国美术馆也是第一次展，那是一个全面地去研究齐白石、研究传统，他完全是从传统出来的。
林风眠完全和他形成强烈的对照，他完全是用西画来画中国画的，他表现丰富、灿烂实际上我看完了非常感动，最感动的是看他的片子里头，这个老先生文革时期关了四年半的监狱，带着手铐，这种坎坷经历文革时期使他撕了一千多张画。
他所创作的中西结合道路，我觉得现在是没有人能比的，我觉得他表现得是中国画本身那种境界，虽然用西画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研究这两个大家，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总结出艺术规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记者：也是这一次两个画院为很多收藏家和学者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北京画院这一次展出了六十幅齐白石先生的作品。
王明明：后来布置展览的时候觉得草虫不够，现在加起来八十幅。
记者：这个是北京画院很重要的藏品系列？
王明明：因为齐白石去世以后家属把他一千多件作品捐给了国家由我们画院代管，我们在05年的时候建成了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纪念馆在里面，有两层他专门的展厅，我们想通过长期的陈列把齐白石的艺术向大家展示出来，也要通过画院慢慢的整理把全套齐白石通过我们研究分类，然后再出版。
记者：我们知道北京画院除了艺术家的聘用制度这些方面，“北京画院美术馆”这个美术馆是很重要的，做了齐白石长期的陈列展，美术馆的发展战略眼光和定位是什么？
王明明：我觉得首先美术馆是国家投入的，我们的定位首先就是公益性，强调公益性、对大众的服务，所以在美术馆开馆之后基本上变成一个高端的、研究性的展览为主，那就是说长期陈列再加上辅助一些有学术性的展览。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就是面向广大的画家和爱好者，另外对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的传统艺术传承、宣传，美术馆应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我们策划了一些已故画家的展览（相继举办了启功先生九十五诞辰的对联展，姚有多的水墨艺术，任率英的连环画艺术）。
我们想通过开发、整理把已故画家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我们的美术馆做一些展览，向社会推出一些具有研究性的展览来提高引导大众的审美情趣。
所以这些展览推出以后反响是非常热烈的，我觉得一个公共文化设施首先不是为了钱而要做事，要做什么事，要去面向观众，作为公益首先要定位准确，另外再说怎么去维持，要通过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立足点必须准确。
记者：这样一个公益性美术馆馆藏和展览收藏都是一个系列的，包括之后会有一个学术研究相关的环节。
王明明：因为我们每次作为固定的展览和很有研究性的展览办研讨会，作为画院研究来说比如说现在展出的于非闇展览也是最完整的系列，我们马上在雅昌印刷于非闇的作品集，他捐赠给国家的，还有他生前所写的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是非常珍贵的画册。
所以我想我们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推广、教育，我们做了很多的卡，要发到各个艺术院校的学生手里，让他们有时间拿着卡免费来看，还有VIP卡发给各界朋友，慢慢把推广面做大，另外伴随着一些艺术教育、艺术推广。
记者：这个同时我们美术馆里面有没有学术研究的部门或者是馆藏研究部门？
王明明：我们的馆藏基本上研究在画院本体，因为美术馆是一个新的机构，画院和馆是紧密结合起来不分开的。
以前我们有非常好的《中国画》，因为没有刊号就停刊了，现在刊物太多了，我每天就收到很多，可是学术含量并不高。所以怎么办好要想清楚，我没有要马上把《中国画》恢复，我觉得还要注重一些研究，根据一些出版的专集、书，这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强，另外北京画院马上出版写了几年的北京二十世纪绘画史，这有十几个大理论家来为我们撰写马上就要出版。
记者：王院长我想了解一些美术馆怎么去收藏，收藏哪些艺术家的作品？
王明明：我觉得收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过去我觉得我们画院成立和上海画院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在全国的画院里头我们两家是最为丰富的。因为当时很多老先生非常有眼力，而且那个时候办了很多的展览，积累下来的话有很多当时那种环境大家不拿画当回事，现在我们每年争取有一些专项经费来收购。因为画院一年的经费才三百万，有时候还不够收拍卖的一件作品，去年我们收了一件很重要的作品，以后我们要入藏北京美术馆，沈尧伊《地球的红飘带》926件，我觉得在红色经典里边是精品，所以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收藏了这件，而且沈尧伊先生也特别支持，最后把他的速写、手稿都一块捐过来，这一套资料非常完整。北京市也在策划推进北京美术馆的立项和建设，这样北京有一个大的馆，准备要建的。
我们的构想是里面有三个专馆（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还有二十世纪在北京的大家作品的陈列。
记者：北京画院我们知道有很多老一辈国画家，现在又有油画家院聘体制的画家，有没有考虑到当代的画家呢？
王明明：我们画院从2000年以后进入了新的改革时期，我们先后进了十一、二位中青年画家，我们是采取签约制的画家，经过严格的考核，画院艺委会通过了以后先筛选一部分入围的画家再吸收外面的专家和画院本身的画家一起聘选，最后的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作为院长决定的而是大家来决定，这样就进入了画院来创作。
因为我们考虑到画家的规律和其它表演艺术门类的不同，因为画家有可能进来的时候是高峰期已经形成风格了，画不出来我们就应该有淘汰的制度，我们在三年之中不转任何的关系可是给工资，三年以后给他办一个展览，我们正式向社会推出来，办展览以后我们再经过认真考核打分，是不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是停滞了，非常严格，所以画家非常害怕这一点，可是要逼着你必须往前走。
我们进来的中青年画家高峰期必须产生在画院，因为这么多好条件给你了，不能说接了以后一种风格永远画下去，我觉得画着会退步的，我们就要有淘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自己把自己淘汰了。
因为画家和画家之间不能比，没有可比性，可是原先有创作高峰，现在创作不出来了，走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你达不到高峰没有后劲了。
所以现在我们在尝试，这样就很有激励，有这种激励机制的时候外边的画家也会争取进来，这样形成真正的竞争。
记者：也有可能选择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当代艺术家？
王明明：我的原则因为画院定位非常明确，我们一个是要继承，一个要研究，一个要教学。教学要承上启下，我强调的在画院拿着纳税人的钱要有责任感，社会能养的画家我们不养。为什么？要承担了社会的责任，责任是什么？我们这次两个院办展览，责任就要梳理所有艺术家对社会的贡献，这是社会的画家没有责任，没有必要去梳理的，所以这也是画院存在的价值所在。
它为中国的美术发展提供什么？这个我觉得我们慢慢地办画院就明确了这方面的目标，我的想法就是社会能养的画家我们不养，没必要，活得比我们在画院更好，有上千万的，以后有可能上亿的没有必要养，这种体制，可是我们要承担的要对得起前人，要研究中国艺术的精华。你自己要创造出什么来，要教学生什么，要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艺术家拿着纳税人的钱体现的社会责任，这个是必须要明确的，所以我们选择画家是非常严格的，你的人品、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爱心，对于社会整体的认识。所以我觉得画院的发展必须要明确这方面的东西。
记者：从北京画院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以后的一些工作当中或者是文化部相关的文联单位有没有给北京画院或者整个国家画院具体的指向呢？
王明明：我们这一次画展同时要开一个研讨会——画院发展研讨会，我们请了全国画院各省、市级的画院领导来研讨，所以我们想通过看展览找出一些艺术的规律，我觉得一个是人才培养的规律，出作品的规律，研究画院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的定位，刚才我说的这些社会责任感。周总理定的“研究、创作、教学”，在这几块里面应该起什么作用。
所以我希望通过各方面的研讨，每个画院根据地域里头不同的特色怎么去发挥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北京画院应该是立足于北京大的视野，但是一些地方的艺术家有风土人情特点？
王明明：一个省本身有文化积淀，画院有一些时间比较长，有一些比较短，不论长短都有文化积淀，办这个画院的时候就应该有这个目标，对这个省里面的文化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在全国画家里面的位置怎么能够出来更好的画家达到国家的水准，我觉得十六大提出对文艺界机构的标准是“国家水准，民族特色”。国家水准不是说机构归属于谁，是要求最高的水准，代表国家，比如一个皮影戏演得非常好就是代表国家。
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艺术品种是最高的，表现得最好的就是国家的，可能它是一个县里面民办的，我觉得这个标准，一个是民族特色。
记者：谈到民族特色和代表国家标准相应有一些展览方面，比如说去到国外的展览我们看到中国去国外的展览，目前很多都不是很高的标准。
王明明：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这次十七大也说到了文化的大繁荣，我们的繁荣首先要有民族意识，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并不低，只是过去我们的经济水平低、国家贫穷，可是并不代表你的艺术低。
齐白石等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艺术成就和解放以前的生活水平不一样，不能国家生活水平低、话语权没有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低，产生都是在解放以前产生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国民、我们自己艺术家本身要有自信心，外国人就跟中国人要说起法国的艺术家或法国的文学家可以夸夸其谈，法国人要说中国的艺术家一个都不知道，这种反差我们的标准不能拿外国人知道多少的标准。
外国人去评价中国人艺术的好与坏，我们应该主动地把自己好的东西拿出去，让外国人知道中国画到底是什么，中国艺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经典的作品超乎时代，当然现在艺术我很尊重，可是有些东西我们的艺术通过媒体强势的话掩盖了我们对于经典艺术的研究。
这点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展览也是要这样来做的，就是要把我们一代代艺术家所创造的成就展示在我们现在人的面前。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意识、有自己文化战略的推出这些经典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次展览的意义，很多人问我们中国画革新了这么多年，反观这次展览会带来很多的反思。
艺术走在前头，我老问这个问题，艺术是不是一代更比一代好？不尽然，京剧发展到高峰（梅兰芳时期的高峰），我们现在再怎么唱也达不到跟中国画一样，中国画再繁荣我们怎么冒不出几个大家来，在我们传承、继承对中国画的认识、底蕴、自信心各个方面信心不足，外来的冲击多于我们对继承、传承的要求。
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看完展览去反思，对于我们艺术的自信心我觉得是会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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