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喜欢唱歌，大概是受表姐的影响。表姐读中学时长得清秀，不擅言辞，但好唱歌，唱的是“小二黑结婚”以及“红莓花儿开”一类的中外民歌，但不参加演出，只悄悄在她的屋里唱。由于她爱管我的学习，我总是远远地躲着她，时常和一些邻家的男孩子八方去淘气，只有她的歌声还让人可以接近，日子一长我也会唱她唱的歌，只是我不敢在外唱，如果被同学们听见，会嘲笑我是“假女娃子”，这是当时最难接受的嘲弄。
在学堂教了一首歌，叫“我是一个小画家，”那是我唱得最起劲的歌，因为这是课堂学的，我大声地唱，也没有人敢笑话。
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院，里面住着两三家过去的有钱人，院子很大，有许多果树和一个水塘，我和小伙伴夜里总爱去捉迷藏，偷摘水果，还装鬼吓人，留给我很深的记忆。
院里有一女孩，比我大一岁，模样很可爱，我听过她唱歌，从她的歌声中才知道什么叫银铃般的声音。由于不同学校，彼此认识而不说话，她也从不和我们玩，她也爱唱“我是一个小画家”，好几次她刚一唱，我便也跟着唱，但开口总跑调。每当她从我家门口走过，我会躲在一边偷偷看她，每到此时，心总是跳得厉害，偶尔也一个人跑到她院子里装作玩，听她唱歌，只是不再跟着大吼。那年我十二岁，好像有些早熟，至今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与她没有说过一次话。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甚至还记得她的歌声，这大概不仅是因为音乐的魅力。
由于爱唱，嗓音又还不错，小学念完姨妈劝我去考川剧学校，说到了川剧校不交学费，还包吃住，可以天天唱，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看着一家人窘迫的惨状，我倒真的去报考川剧学校，并还被录取，可一想到我这一生便要伊伊呀呀地去唱那些我既听不懂又不喜欢的戏文，我最终还是改道去学了徒弟，先在电镀厂学抛光，后在上海一家玻璃厂学习在玻璃器皿上描花。
唱改成画，但唱仍是主要爱好，民歌、外国歌曲，特别是电影插曲，几乎全会。我不会认简谱，但一有空便会跑到电影院听广播，跟着学，跟着唱。那时的电影院大多在剧场外装有喇叭，让看不起电影的人听电影，特别周末周日好些地方总有坝坝电影(露天电影)，即便离家很远，也要跑去凑热闹。最让人开心的是可以混票，只要趁入场混乱时蹲着走便可以平安无事了。惟一不爽的是，常常深夜回家喊不开门，弄得十分狼狈。
文化革命前夕，鬼使神差的被借调到主管部门临时组建的“轻工文工团”，去支农支边，经过专业歌舞团的短期指导后便参加上山下乡到农村宣传，到三线建设基地巡回慰问，这一去，竟混了两年。也就是说，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演出。上演的节目大多还是自编自演，我除了登台，还要从事创作，写词编曲更是家常便饭，可惜我仍不会看谱，所谓编曲也就是凭感觉瞎唱，然后由别人记下来整理，就这样好些曲目还大受欢迎。两年多的专业演出让我过足了吹拉弹唱兼爬山涉水的瘾，至今一想起享受专用车辆，穿军棉大衣，吃小灶总有说不出的快乐，更何况我还是业务队长，常常还有比一般演员获得更多的“照顾”，这大概也是我最早享受过的“特权”。
三十岁以后，对音乐的爱好渐渐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我很少唱歌，更难去卡拉OK，即便十分精采的演出，我也极少光顾，但录音机、随身听到眼下流行的MP4我都一样也未放弃过，我总会利用机会听音乐，无论写作、绘画，还是干其它事情，我都喜欢听“背景音乐”，而且十分有利工作。特别是人在旅途，戴上耳塞，闭着眼睛听音乐是极大的享受。
虽然爱听歌，我却记不住歌星们的芳名、大名。爱听古典乐曲，却常常分不清舒伯特还是莫扎特。对一些看似熟悉的江南丝竹，也常常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我特别喜欢藏族歌曲，一张“唐古拉风”，一张“向往神鹰”竟成了我外出必备的精典。我喜欢的歌手有腾格尔、李娜、容中尔甲、韩红……尽管喜欢这些歌手的演唱，可我却很难唱出完整的一首歌，也许是没时间学，但我想更多是瞎折腾的我已无法对音乐专注。尽管音乐只是我精神的保健品，而不是每日必须的正餐，但我不敢设想没有音乐的日子，特别是没有我熟悉并能唤起我对美好憧憬的音乐。没有音乐，人的一生该会是什么模样？我不知道这世上有没有拒绝音乐的人，但我知道，远离音乐和不喜欢听音乐的人多少都有些偏执，甚至缺乏对生活的热情，缺乏宽厚与博爱，也许还会演化为心理障碍，这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在我认识的杰出艺术家、作家或是摄影家中绝大多数人都酷爱音乐，只是爱的方式不同，有的外向，有的内敛，各得所好，尽乐其中。
这兴许也是一种境界，和音乐一样妙不可言。
至少，我这辈子也无法再离开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