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文
祖籍蓬莱的书画大家于非闇，生于北平世家，家道中落后忙于生计，中岁以前曾任教员、记者，好读书，尤喜宋元名人小简，雅慕当时学者与考证之学，中岁后他专习中国花鸟画，继承宋代院体花鸟的正宗正脉，绘画作品色彩具有绮丽洗练、瑰丽端庄、独具匠心，作品融合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绘画的元素，表达了自然景物的精神和情感，并为工笔花鸟画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的图式和经验，成为山东籍画家中可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诸公所作同相辉映的之一，为近代中国画坛中著名艺术名家。
一
于非闇（1889-1959），原名魁照，后改名照，字仰枢，别署非闇。于非闇原籍山东蓬莱，在四代之前移居北京，于非闇的曾祖于明保、祖父于钟英、父亲于文森三代都是清朝举人，都以教书为业。其父于文森属内务府正白旗汉人，母亲、妻子均是满清宗室，皇族后裔。于非闇的母亲是旗人，可谓“天潢世胄”，她性情豪爽、为人勤劳，家中之事总亲力亲为。生有子女6人，
于非闇1889年4月21日生于北平，兄弟三人，他叫于魁照，二弟于魁耀，三弟于魁焕，于非闇还有三个妹妹。北平这个元明清以及民国初期的首都，吸引了全国各地、各族的精英来此施展才华，大量珍贵收藏也通过各种途径汇入北京，使北京成为一个聚集各种物质文化结晶的城市，于非闇与二弟于魁耀、小弟于魁焕都从小收到良好的教育，1896年开始，于非闇在家中及私塾读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甚是喜爱，1900年庚子事变后，于非闇家居住在西四牌楼附近，于非闇家被洗劫一空，他的爷爷与父亲不得不以经营小贩来持家。他们提篮沿街售卖，日出而作，日暮而归。当时于非闇家家传的古董、字画、名砚等有的丢失，有的拿到当铺换钱，生活异常窘迫，但是，从名门望族走出来的于非闇有两件让人称奇的事，一是他从小喜欢名家字画，家中原有的古画、古缂，于非闇的父亲总是命他写字一样的摹写出副本来，亲戚知道于非闇有这个爱好，也把一般密不示人的家藏字画拿来，由他临摹“备份副本”，因此于非闇审读名家佳作时，“若饥鹰，若饿虎，对于所见名迹拼命的去看，唯恐有一丝忽略”。于非闇虽然没有钱买，但过眼时以为过了当时，则再也可能见不到如此佳作，于是心摹手追，自然更是加倍体味其中的玄妙；二是于非闇的家中生活再困苦，也耽误不了他对京剧的喜好。当时他家住西四牌楼附近，与金秀山、刘鸿升、黄润甫等诸名角大腕均住不远，三天两头见面。于非闇极迷刘鸿升，他的《探阴山》《铡判官》《二进宫》诸戏，于氏全力摹拟，垂数年逼肖。于非闇对金秀山的雄沉，黄润甫的老辣，吞吐，扬抑，顿挫，曲折，操纵，巨细诸法也深有体会，一有场面，于非闇还为诸亲友唱《白良关》的尉迟宝林、《双包案》的假包公等，歌未罢而四筵为愕。
少年的于非闇受大伯父器重，当时大伯父在山东府衙从事幕僚工作，17岁的于非闇随大伯父漫游齐鲁，当时，大伯父有莱阳人刘福为仆役，他为人谦虚，很瘦且伛偻，但做事严谨，对于非闇的大伯父非常恭敬，因此深得于非闇的大伯父的信任与偏爱，于非闇从刘福的口中听闻武松、黄天霸诸人的故事，刘福还护送于非闇到济南日照楼学习、读书，传授他技击之术，让于非闇亲身感受到“人不可貌相”和为人处世需要深藏不露的道理。不仅如此，于非闇的大伯“于书无所不读”，经常教他“经世书画，金石碑刻”，于非闇深情回忆大伯父时，感叹“可惜我的童年未泯，不能得到万分之一”。此时的于非闇在家学加持下，他书法自晋唐朝楷帖入手，学习文征明的楷书，上溯秦汉篆隶，隶书以乙瑛、郑固、张迁为主，家中收藏有法帖书画、印谱拓片，笔墨纸砚十分丰富，受家庭熏陶匪浅。
二
1903年，于非闇考中秀才，1905年，正值光绪之际，八旗官学都改为学堂，“堂遂以科举废，由世君伯轩商借，改为公立第二小学”，17岁的于非闇当时住在大拐棒胡同，距离西单头条胡同的北京公立第二小学不远，于是进入公立第二小学正式接受新式教育。于非闇曾在《自我绍介》中说：“我本来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学习些工笔花卉，五六年的光景，只学会了怎样调制颜色，怎么配合衬托，不过在那时，我对宋人的画，已有相当的认识。”
1908年，于非闇考入满蒙高等师范二部学堂，历三年肆业。满蒙高等师范是在“蒙旗兴学”的背景下，即在蒙古各盟旗兴办新式学堂，由“废科举，兴学校”的维新思潮影响和清廷颁布之关教育章程逐步兴办起来。1907年5月6日，学部奏于京师设满蒙文高等学堂，并奏派伊克坦布为监督(校长)。翌年，清廷部咨宪政编查馆，正式批准创办“满蒙文高等学堂”，所附《章程》规定：“本堂为造就满蒙文通才，以保国粹而裨要政为宗旨”。此“高等学堂”除设满蒙文科之外，“并附设藏文科”，两科学生一律同习各种学科，以备行政任使。学堂聘有满蒙文、藏语文、俄英日语教习等，除学习蒙、汉文外，还习日语、俄语、算术、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绘画、书法等课程，此外尚有政法、测绘等选科。
1911年辛亥革命后，年时年23岁的于非闇加上姓氏“于”，并改用山东蓬莱原籍，开始向民间画师王润暄先生学画，王润暄名德顺，乃宫廷画家，曾供奉清朝内廷，花鸟、草虫无一不能，于非闇向王润暄学习饲养昆虫及研制颜料之法。于非闇对中国画颜料的研究可谓深厚，他对颜料的研究，最早也是源于家藏，“我家在清际，得了不少的旧纸旧颜料，后来虽连房子也卖掉，桌椅板凳都属了人家，但是这些东西，还得以保存着一部分”，“吾家所藏石青石绿，皆内库贡品，到吾家在咸丰庚申年。漂治法得自王润暄先生，王先生能画工笔草虫，所治颜料有独得之秘，予以其法调治，补唐宋人旧画，若无缝天衣”。对颜料的研漂使用等，都需要耐心和专注力，而耐心和专注力作为工笔画家所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从勾线到三矾九染，无一不是需要这种素养的加持。于非闇长期把玩书画材料的经历，自然从中获益良多。于非闇曾在《北平晨报》零星刊载了对石青、胭脂等颜料的介绍，后在《新北京报》的“艺术周刊”专栏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颜料的文章，介绍了花青、赭石、石青、胭脂、白粉、朱砂、石绿、藤黄、石黄、雌黄、土黄、银朱等颜色的材质、性能、使用效果、发展情况及品评，详考备述，于非闇沉湎于书画材料研究，甚至以痴癖自美，形成独特的雅致情趣。
1911年之后，于非闇的父亲每日借酒浇愁，对他们兄弟管教极严，严格教他们功课，于非闇的母亲对于丈夫对孩子的严厉教育，便替这群孩子打着疏通、变通、通融的办法，维系家庭的和谐。
三
1912年，师范毕业的于非闇回到自己曾经就读的公立第二小学校高年级任教员，于非闇在学校工作期间，微薄的薪水，常常使他的家庭经济捉襟见肘，尤其在1917年旧历6月23日，于非闇和夫人爱新觉罗-素君结婚。于非闇的夫人是爱新觉罗世家，虽然“容貌连中等都差的很远，而且还是一脸的细白麻子，背也有点儿驼”，但于非闇的妻子人品、心性、持家、教子都好，与于非闇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多年，从来没有闹过什么过节，他留下了5个聪明的孩子。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于非闇以教师为本业，同时保持着多种爱好:“先生凌晨起，夜分不寐，于读书作画学书刻印之余，则谈天说故，种竹栽花，当编辑，充教授，考证闲情之学，笔之书以鸣其闲情”。
世面多变乱，家道遭中落，于非闇作为“北平一民”，他的生活常常陷入困顿之中。1918年，于非闇家因为贫困，不得以将祖母梁氏的陪嫁20多间房屋卖掉纾困，于非闇曾似乎自嘲地称自己于“窝窝头”别有独钟，“吾日出而作，入夜且不能息”，每日食之而不厌。兜里有几枚硬角子，三毛钱吃回小馆得果腹即意满，偶尔花上六毛钱则快似过小年。临到五十来岁那一年，他每月教师薪水六十元，但不能按时发，月初盼下来三四成，月中再挤出三四成，常常到月底都发不全。家里大人孩子揭不开锅，他只能搜出旧存的字画来换钱。街面上的古玩店不“吃进”，他退而与沿巷“打小鼓的”游贩交易，对方出价至低，他护揽家人苦捱日子。于非闇还有个写书法的“手艺”，真草隶篆皆擅。那些年月他白天教书，晚上就为诸多商家所用的帖子、传单以至于酒瓶上的贴纸书写不停，文徵明的细书楷体字，《乙瑛碑》、《张迁碑》的隶书，市面上一阵时兴的“浓墨宰相”刘墉的行楷，于非闇都能手到擒来，每写一张，大略是能换得两大枚小钱。1922年，于非闇因为“索薪时间”，被关进司令部，贫困成为横亘在于非闇面前的艰难处境。
好在于非闇是一位豁达的人，遇有好友晤谈，每侃侃直言，略无掩饰，日子在煎熬中度过。1925年，于非闇学治印，开始学赵之谦，于非闇的家庭本来就是书香门第，自小习见，过眼大量的印谱，眼力甚高。1926年之后，于非闇专门研究古铜印和封泥，对汉以前的古玺印情有独钟，但他自认为是难以学到手的，1927年，于非闇在《北平晨报》找到一份编辑工作，开《闲话》专栏，不仅有了固定的收入，他的文章也留下了那个年月的真切记录，比如，在副刊发表《治印余谈》等文，其中有云：“是以为合明清以来诸谱录，如秦汉印谱，特不过为治印之标，而本端赖拟乎为学以养之，其直接关於治印者日小学、曰书法、曰金石碑版。通小学，谙书法，学之本以立，游心於碑版，以极其变。而画之理与法，亦关於治印焉。能如是，取秦汉诸玺印，博观而约取之，则所为印，均为吾之印，非摹甲仿乙之印也。夫而後文何诸说，弃之可也。浙徽诸派，不观可也。探源追本，真足津渡後学”。除制印外，于非闇延续习画的习惯，1927年，他创作的传统国画《山水》，汲取宋人构图和龚贤等画法，画作苍茫壮阔，水墨淋漓，颇有大家气象。但是，对于于非闇一家来说，他家备受父母疼爱，当时为北平市立三中的优等学生小弟于魁焕善于运用吴昌硕的画法画画，艺术潜力极大，不幸因为北平学生向军阀段祺瑞请愿，虽未被机枪子弹打到，却是因为躲避摔伤了内脏、摔折了腿，未及20日遂与世长辞。三弟于魁焕早亡，使得于非闇的母亲一度精神失常，得了疯癫症，成为于非闇及其父母一家心中一生的疼痛。
四
1928年5月，于非闇所著《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及《都门豢鸽记》出版发行，“未遑专致於是，时向报馆投稿，以博温饱，自谈艺之文，以至小说，靡不撰作，若《非闇漫墨》、《都门钓鱼记》等，皆是时之作也”，于非闇在社会的知名度越来越，他绘制的作《花卉》、《雪景山水》在博得专业人士的好评。
1928年6月，随着国民党军队开进北平，于非闇所在的报馆被迫关闭，他不得不重新治印、鬻画维持生计，他在艺术上并不满足，1929年，年届不惑的于非闇正式拜师齐白石，向其求教山水、篆刻。于非闇向齐白石学习绘画，但他的绘画作品中仍然追求宋人高古的气韵，精到的笔法与色彩的艳丽并不像冲突，不会因“艳”而显出“俗”，艳美之色与高古之意，整体的贯穿在于非闇的作品之中的，逐渐成为于非闇艺术的一格基调，也是识别其作品的根本。在齐白石的传授绘画技法过程中，于非闇也开拓了艺术视野，壮阔了艺术格局，于非闇也重操教师职业，在1929年进入北平京市市立一中担任图画教员，兼任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教员。实现了在20岁的时候为小学教员，30岁又兼中学教员，40为讲师、大学教授的身份转变，进入当时中国绘画的艺术殿堂。在担任私立华北大学美术系教员期间，于非闇白天到学校授课，晚间又赶到报社上班，他还为入室弟子教书法、绘画等，他无论是在院校授课，或在家授徒，都对学生非常负责，讲授过程往往能“因材施教”，善于抓住学生心理，深入浅出地讲解画理、画法，分别引导学生练习不同的画法和书法。他从不保守，更不吝惜时间，除当面示范外，还将他的作品和画谱、字帖等借给学生们使用，他对肯学习的学生不止教画的技法，还带他们参加艺术活动，以扩展学生的艺术圈子，多得一些名家教导，使学生树立各门的风格，他的私淑弟子很多成为国内和世界知名的画家。
在此期间，于非闇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绘画作品入选民国政府第一届全国美展。民国之前的中国，美术作品作为稀缺珍贵的文化财产被皇家和收藏家垄断，创作、赏鉴及批评的权利则掌握在文人官宦等社会精英阶层，在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在“公民”、“启蒙”和“美育”等概念下，倡议设立美术馆、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剧院等，从实践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的规模宏大的艺术展览，中外观众近十万人。展览不仅有书画，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也有金石、摄影；不仅有当时画家作品，还有古代的及外国的作品参展。济南的本土画家张愚谈、俞剑华，以及籍贯山东的李苦禅、于非闇等参加第一届全国美展，山东绘画的新生力量在中国画坛展露头角，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的展览中，展示了山东美术在现代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与城市发展、商业运作、经济因素等诸多因素构筑的一种新兴文化现象。于非闇在展览会上阅览大量奇宝，而且他不但能看入选的作品，那些落选的投稿作品都有幸亲眼看见，而且替他们鸣冤叫屈，显示出他对艺术的真诚和真知灼见。
1931年7月，于非闇在《北平晨报》连载的《艺圃》专栏对老师做了这样的介绍：“……其中有一最负盛名之人望，富于想象之画师，艺术界中之泰斗，年已七十二之老翁，曰齐白石者，其作品印象之雄伟，实罕俦匹”。于非闇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开始学习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书法一直持续到晚年，其大多数作品的落款中采用的书体。在于非闇看来，“瘦金书”书体紧密遒劲中寓萧疏风流之致，独具灵动锋芒。学习赵佶的书法，对于研究他的绘画帮助良多，于非闇一直主张书法和绘画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画重要特点是不能完全脱离书法，尽管写字不是画画，尤其研究花鸟画，必先学会拿笔运笔的方法，否则是舍本逐末。他的工笔作品通诸勾勒，运笔能寓劲健於柔媚之中，轻重滑涩，十分耐人寻味。
五
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大千应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邀请，来北平参加画学会在稷园举办的秋季联展。在这次联展上，张大千展出《仿石谿山水》、《墨荷》、白描《天女散花》，笔墨淋漓，意态生动，为古老传统的北平画坛带来一片新意。尤其引起轰动的是张大千与于非闇合作的一幅《仕女扑蝶图》，这幅画是张大千拜访于非闇时，两人在于非闇的画室中合作的，于非闇画了两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请张大千补景，张提笔画了一个简笔仕女执扇作扑蝶状，又随手题诗道：“非闇画蝴蝶，不减马香江。大千补仕女，自比郭清狂。若令徐娘见，吹牛两大王”，《仕女扑蝶图》展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徐燕荪认为“徐娘”是张大千公开侮辱他，于是延聘北平梁柱大律师具状在地方法院控告张大千恶意诽谤。张大千与于非闇商讨后，聘请曾代理过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时任北京政法大学校长，梁柱大律师的老师代理官司。官司还未打到法庭，经傅增湘、周养庵等从中调停，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但徐、张的“梁子”由此结下，并引起了长达两年的一场笔战勹在这场笔战中，徐燕荪在《实报》上撰文挑战，于非闇在1930年重新在《北平晨报》担任编辑和记者，他在副刊及画刊上发文与徐燕荪应战，于非闇成了张大千的代言人，也与张大千成了莫逆之交。张大千时常关注于非闇的绘画艺术，曾劝于非闇弃小写转工笔，专攻双勾花鸟画，并配以瘦金书题款。从内因讲，于非闇学习工笔重彩画是“由博及约”的艺术规律使然，也是于非闇“发现自己把握自己”的结果，从外因来说，张大千的建议从客观上促成于非闇，以拯救两宋传统画法为己任，宋除刻意临摹学习人工笔重彩画之外，向民间画人及齐白石汲取艺术营养，1935年,时年47岁的于非闇在张大千的建议下，开始“人弃我取，出奇制胜”、“兴废继绝”的工笔花鸟画创作的艺术旅程。
为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创作技法，于非闇用功甚深。比如，为了掌握物象特点，于非闇还养了不少花和鸟，他观察过鸽子，对鸽子的各式姿态了然于衷。一次，友乃求之作大幅的翔鸽图，他为之犯难。平日放鸽，只是仰观，从未俯视过鸽子如何飞翔。于是，他登上高高的城楼俯视鸽群起落，而后动笔描画，本无意于养鸽的于非闇，却意外成了专家，且著有专著，可惜被画名所掩盖。
1935年到1937年，于非闇和张大千、张善子昆仲举办过多次画展，其中，1936年5月举办的《张大千、于非厂、方介堪画展》获得时人好评；1936年8月14日，于非闇在中央公园水榭举办的历时5天的《于非厂画展》，展出了他在侍母养病2个月的画作，引发画坛广泛关注，汤尔和、福开森等重金购买作品，周肇祥在《艺林月刊》有高度评价。
成就于非闇工笔花鸟画的艺术成就的，还得益于他在1936年到1943年，他应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之邀，创办“国画研究馆”并任导师的经历。北平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于1937年1月创建,在古物陈列所馆藏陈列之外,附设国画研究馆授徒课业，自1937年5月1日始至1946年底,历时10余年,共招收5期学员,计266人,在民国时期的北平画坛,形成一个以故宫藏画为研究对象的画家群体。在教授过程中，国画研究馆以“临摹古画”为主要教学内容,国画研究馆教学研究活动在黄宾虹,于非闇、邱石冥,俞致贞,田世光的主持下,精研古画，于非闇身体力行，临摹、研究了故宫收藏的大量绘画，为创新发展重彩工笔画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
不仅如此，于非闇潜心研究宋徽宗赵佶以及宋元缂丝的画艺，心摹手追，不废日夜，此时，他的工笔重彩画摒弃过于工巧细密而失掉笔墨高韵和整体精神，其画面典丽繁复，而对象的布置繁简得当，形象刻画精微生动，线条劲挺有力而准确严谨，极具节奏感。于非闇的工笔重彩设色清丽、匀净而典雅，富有宋缂丝画的装饰性日益凸显，题画的瘦金体书法成为他的典型书风，瘦金书特征鲜明而带有行书流便快捷的自然形态，作画的技法和表现手段，已经呈现成熟的风格和面目。
六
沦落期间，山河破碎，于非闇为了生存，在艺术和生活之路上艰难的跋涉。
1937年4月，于非闇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次展览是国民政府时隔10年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大展，4月1日至23日，在南京刚建成不久的戏剧音乐院和国立美术陈列馆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其规模、声势远远超过了1929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张道藩、滕固、何香凝、傅斯年、徐悲鸿、潘玉良、叶恭绰、吴作人、吕凤子、陈之佛、刘海粟、高剑父、齐白石、常书鸿、林枫眠等美术界知名人士等63人组成了阵容庞大的筹备委员会，从事关于展品的征集、陈列、保管及其他各种事项。筹委会聘请了国府主席林森为展览会名誉会长、名誉副会长为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会长则是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副会长为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钱昌照，可谓阵容空前。于非闇以《实报》特约撰稿人和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与张大千、方介堪等共同参加这次美展，周肇祥、高奇峰、黄宾虹等都是国画组的审查人，于非闇虽然没有拿出作品参加展览，但他撰写了《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闻见录》一文，对展览进行宣传报道，他还与画家张大千、谢稚柳、黄君璧、方介堪等人结伴畅游雁荡山，阅遍山中美景，又于归途中同游浙江天台山，于非闇见天台山之“春云满山，时桃花正旺，红颜白雪”之佳境，念念不忘，绘制《雁荡春雪》，他力追宋人，汲取缂丝名家沈子蕃的艺术养分，采用传统工笔勾勒，以罩染法层层迭加，植物颜色以白粉为主，辅以淡薄矿物色的敷色法没骨渲染的配彩法等画法，使得画面生动活泼。鸟雀每片羽毛的画法都是由小弧线连接成的一片整体，在其颈部与胸部的衔接处用干笔浓墨梳出上一部分再掺杂到下一部分的羽毛，让人感觉鸟雀在苒苒飞动。竹石线条肯定有力，繁花笔法灵动，婀娜多姿态，虽巧而不漂，突显大家之法。水口与鸟雀成为了“动”的因素，给春雪增添不少生气。
1938年，日寇侵华，此时的于非闇为领干薪养家糊口，被迫在伪华北教育总署直辖编导会挂名办教育刊物任编导，虽然生活困厄，却是创作热情不减，先后创作了《梅鹊图》、《仿黄筌竹鸠图》等画史名作。其画作《仿黄筌竹鸠图》画面古朴沉着，高阁雅调，给人以淡泊宁静，平和安详之感，画中采用道君皇帝焦墨写竹之法，酣畅挺拔，颇见其趣。俩只雀鸟神态各异，栩然欲活，其黑色翎毛也与墨竹相得益彰，良好统一了画面的整体色调。画中酣畅挺拔的瘦金体题跋与工笔绘画气韵相通，潇洒俊逸，异彩纷呈。为了家中的生活，于非闇一直在创作和参加展览卖画，1939年，他与张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联展，《玉堂富贵》、《金盆浴鸽》、《松壑鸡》、《山茶水仙》、《牡丹猫蝶》等都是他当时描摹的题材，对艺术，于非闇总是一丝不苟，“对于花木，只要从四面八方观察分析和比较它们的精神面貌，是比禽鸟易于描写的。但是，它们在风、晴、雨、露和朝阳夕照动静变化的时候，却也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体会琢磨”，赋予花鸟画四时变化，甚至注重外部环境对花鸟的影响，从而更加传神生动地艺术化再现花鸟，成为于非闇在花鸟画艺术的贡献。
此时的于非闇艺术持续精进，1941年，他担任伪国立美术专科学校花鸟画教员，他的工笔花鸟绘画艺术进入成熟期，工笔花鸟作品布局巧妙，、取法、设色直追宋人，生趣盎然，他说，“花鸟画无论是工细还是写意，最后的要求是要做到形神兼到，描写如生。只有形似，哪怕是极其工致的如实描写，而对于花和鸟的精神，却未能表达出来，或是表达的不够充分，这只是完成了写生的初步功夫，而不时写生的最后效果。古代绘画的理论家曾说‘写形不难写心难’，‘写心’就是要求画家们要为花鸟传神”，形神兼备构成于非闇工笔花鸟画的艺术探索，也构成和于非闇工笔花鸟艺术的重要特征。
七
1942年，于非闇为了生计，担任伪国立北平图书馆代理秘书，干了七八个月后离职，于非闇重新回到失业状态，他在北平各大公园进行写生，创作《墨叶牡丹》《绿牡丹》等，他在在《杂耍》中写道：“在沦陷时，看到故宫牡丹憔悴，和两三位画友，画了三四年才把几百年培植下来的失调护缺营养的老干画下来，尤其是御花园浮碧亭那几株最老的---”，虽然在日伪统治下，于非闇感觉到万般无奈和遗憾，但都不能泯灭他对北平的无限热爱，于非闇寄情北平牡丹的写生，以此度过难捱的时日，这些写生素材成为于非闇日后创作的源泉。
1946年9月，在张恨水、方奈何的邀请下，于非闇担任北平《新民报》“北京人版”编辑，从事撰稿工作，他以《生活谈天》为题目，长期连载文章，与张恨水联络北平画家，发起济贫画展，齐白石、徐悲鸿、周肇祥等纷纷响应，卖画所得款项捐献穷苦百姓。
1947年5月20日，北平学生爆发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于非闇联想自己弟弟于魁焕在“五四运动”的惨死，撰文支持学生运动，不料一篇文章被扣，另一篇被删改，他一气之下辞去《新民报》北平版编辑的职务，从此又陷入失业的状态，不得已再次以课徒卖画为生。此间，他收授的弟子中，其中有过两名美国女学生，一位即是史迪威将军之女史文森。
1948年底，北平已被解放军围困逾月未解。人心惶惶，时局岌岌可危，不少文艺界人士正为前景迷茫而担忧。于非闇虽然不得已变卖绘画参考资料等，来维持生活，但他的心境平伏，未受世局所扰。此时，他笔下甚动，或为斋前所养之“来亨鸡”写照，或以毕种名鸽入画、又或于御苑名园取景作图，以创作为遣闷之途。因此，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是于非闇创作生涯中的另一黄金时期，他画的《水仙》，采用白描手法，水墨双钩，把兰花的姿态表现得极其优美，清而不凡，秀而雅淡，用工笔双勾重彩花鸟画，从古代绘画遗产中汲取传统精华，注重从写生中体察物理、物情、物态，他作画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注重文化和内心的修养与绘画书法的结合，生机勃勃的气息，在美术界将传统文人气发挥到极致。
随着战局和政局的改变，新中国成立了。1949年底，由老舍倡议成立“新中国画研究会”（后改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在叶浅予、唐怡介的推介下，于非闇成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员，被推举为首任副主席，后任常务理事与经济审核组主任，于非闇迎来了自己艺术创作最后的旺盛期。在他的画卷里，蓝天更加澄碧，翔鸽更加自如，牡丹更加富丽，笔法更加坚挺，色彩更加明亮，构图更加严谨。吴冠中曾言：“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此现象自近代以来便成顽疾，这是多数画家止于进步的主要原因。于非闇中年学画，却能脱颖而出，是在于其画外功夫。
此时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作品，将民族、民间、民风的趣味色彩融入到作品中，突破了传统文人画的瓶颈，把浓墨重彩的中国民间绘画色彩应用到工笔花鸟画中，体现了雅俗共赏的意蕴。他所作的《玉树临风》作品，运用了掏填法，掏填法是起源于民间壁画的描绘方式，用到双面敷色法，按照花叶的向背姿态顺势而作，再在画作背面罩染一层底色，颜色更显古朴、画面厚而不腻，很多技法被之后的很多画家学习借鉴。
他善于安排时间，利用自天光线好时作画，下午光线差则到花店、鸟市散步，观察花和鸟，晚饭后看书、阅报，开启了全新的艺术创作时期。
八
1950年时年六十二岁移居护国寺北帽胡同。晚年的于非闇，矢志不渝地进行艺术创作，始终没有忘记花鸟工笔画的创新发展。
1953年，于非闇到沈阳博物馆临摹《写生珍禽图》和赵估的《瑞鹤图》，功成名就的于非闇对五代、两宋的现实主义技法进行深刻的再认识，并结合自己写生创新工笔重彩花鸟画，显示出师古而不泥古的艺术追索。他在1953年被邀作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代表，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1953年举办“全国国画展览会”，于非闇以《牡丹图》参展，在这一年创作《大芦花》、《仙鹤》、《桃花春禽》、《墨竹喜鹊》、《和平万岁》、《梅竹锦雉》、《辛夷虾蝶》、《青松》等精品，他广泛参加社会活动，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美术组副组长，1955年出版《中国画颜色的研究》，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还与齐白石、陈半丁、何香凝等十三人集体创作大幅作品《和平颂》献给世界和平大会。1956年，于非闇因患胃病入院，康复后，他为表示他个人对党的感激，他刻了一块图章，文曰“再生”。这一年，于非闇出席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在分组会上发言介绍作画经验。他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过北京市文联理事、中国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和全同政协文化组成员，他曾受文化部委托，是我国当国礼的大型花鸟画创作的组织者和制作者，如庆祝苏联建党四十周年、印尼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等。
1957年，于非闇任北京画院副院长，任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时，画院自上而下敬重敬重于非闇、把他看作长者，亲切地叫他“于大爷”。于非闇对学生也是关怀备至．除认真教导外，每年春秋．带头让学生拿出一些较好的习作．在中山公园开办画展、卖了画作为学生们的颜色、纸笔费，鼓励学牛继续学习。于非闇关心学生，不仅教授技法、传授经验，更是通过联展等提升学生的知名度，提升社会的认可度。1957年2月，在北京举办“于非闇、张其翼、段履青、田世光、俞致贞写生花鸟画展”，他创作的精品工笔花鸟画《梧桐》《山茶蝴蝶》《梅竹双鸠》《红梅白鹊》《烟波红莲》《国香》《白荷》《山茶白头》《杜鹃图》等。同年10月，于非闇出版了《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一书，将自己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弟子，广惠美术爱好者，1958年，于非闇创作的工笔花鸟作品《直上青霄》《丹柿图》《牵牛花》《紫凤朝阳》等，示范了他在《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一书的艺术理念和绘画技法，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展现了工笔花鸟画的创作过程，再社会上引发好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于非闇对艺术的追求可谓穷尽一生，即使在“古稀”的风烛残年，依然对艺术执着追求。1959年于非闇在70岁大寿当日，他在颐和园看到牡丹初放，当即速写以补充资料，他每画完一张画，还挂起来自己寻找不足，以便再画时即改正，因此，即使于非闇晚年作品，艺术含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张比一张精湛，一幅更比一幅精妙，他在70岁冬天画了一张《牡丹双鸽》，次年参加美展，博得观众广泛赞誉，他在病榻听到这一消息也没有沉醉在自我满足中，仍向学生讲该作品的某个局部尚有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创作中要极力避免，让绘画更加完美。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甚至于非闇医院之后，他的思想上还极为乐观，他一直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会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于非闇自己也没有想到，病痛最终没有再给他留下时间，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创作的“牡丹鸽子”遂成绝笔。在去世前，于非闇忍着疾病的痛苦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题跋《喜鹊柳树图》说：“从五代两宋到陈老莲是我学习传统第一阶段，专学赵佶是第二阶段，自后就自己的栽花养鸟的一些知识从事写生，兼汲取民间画法，但文入画之经营位置亦未尝忽视。如此用功直到今天，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泉源，浓妆艳抹、淡妆素服以及一切表现技巧均以此出也”。
1959年7月3日，于非闇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70岁，葬于京郊丰台，他在画上的题跋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创作历程，这位蓬莱籍可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诸等比肩的一代名家巨擘终归南山，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既饶有古趣，又有所创造，他的谦逊执着，高妙精湛的工笔花鸟画艺术，留给山东乃至中国的书画研习者宝贵的艺术财富，也寄托了广大艺术家无限的思念。
（作者系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张伟）
参考文献：
杨良志《读于非闇漫记》，2024年1月《北京晚报·五色土》
马国权《于非闇：近代篆刻名家》，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
老舍《悼于非闇画师》，1959年7月7日《人民日报》
北京画院编《妙于陈恪一于非削、陈之佛绘画艺术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年版
金纳《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俞致贞文集》，山东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蔡风林《清朝后期的蒙古族学校教育》，《民族教育研究》1992年版
林夏瀚《治学、怡情与交游场域——于非闇的书画材料研究刍论》，2022年7月《古戈爾藝術》
于非闇《负暄续录》，1932年第51—56期《湖社月刊》
于非闇《谈秦前用笔》，1940年3月31日《新北京报》
于非闇《非厂短简（五四）·鹿毛笔》，1932年3月18日《北平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