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从不骂人，他的平和、善良、勤勉、智慧，正是嘉兴人性格的体现。然而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骂人了，他痛骂的是“狗彘豺狼”。我想，他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应是愤怒到双手打颤。
事关缘缘堂，事关炸弹以及血与火，他不能不爆发。
缘缘堂，一处坐落于江南小镇的体现安居与艺术创造的文人书屋，平白无故被外族的炸弹夷平。这便是杭嘉湖水乡在那个不幸时代的真实写照。
一个再平和的人，面对那样的摧残，也无法不怒发冲冠。
丰子恺是极喜爱缘缘堂的。
建于石门湾的这座结构精巧的建筑，从设计到整个建造过程，都花了丰子恺很多心血。缘缘堂青砖黑瓦，朱楼粉墙，面积超过五百平方米，由三楼三底的楼房、楼前小院、后院组成。楼前小院的花坛里，芭蕉碧绿，牵牛花妩媚，蝶飞蜂舞。这座建筑，用丰子恺自己的话说，“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
丰子恺好不容易才在自己的老家石门湾木场桥堍的梅纱弄，修筑起这栋心爱的书屋。这还是他上世纪30年代初出版了二十多本书，积攒了足够建房的钱款之后才动的手。
建一座可心的书屋，并在其中对艺术作辛勤的探索，应是每一个艺术家的心愿。丰子恺算是做到了。
丰子恺一直确信，环境能支配文化。他认为缘缘堂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很适合自己的胸怀，同时，也可以培养孩子好真、乐善、爱美的性情。你看，春天到来的时候，他笔下的缘缘堂如此美丽：“门内朱楼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秋千亭亭地立着，檐下铁马叮咚地响着。堂前燕子呢喃，窗内有‘小语春风弄剪刀’的声音。”
很自然地，丰子恺把新落成的缘缘堂视作自己最理想的安息之所。他亲笔题写了“欣及旧栖”四字，雕嵌于大门的门楣。他甚至说：“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这栋令丰子恺十分满意的新居之所以取名“缘缘堂”，与李叔同先生有关。李叔同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位于1918年遁入佛门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出家时，把自己所有的画具都留给了曾经在浙江省立一师做学生的丰子恺，他深信这位丰姓学生的美术天赋。
丰子恺刚届而立之年，逢见昔日老师李叔同，就忽地立了宏愿，决心随老师皈依三宝，做一名虔诚的在家居士。那是1927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李叔同到丰子恺家做客。丰子恺当时居于上海北郊的立达学园校舍，他是这所新型艺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那天，就在丰子恺家底楼的一架钢琴旁，丰子恺朝着挂有一张释迦牟尼画像的供桌，双腿跪下，皈依了佛门。弘一法师十分感动地为其主持了皈依仪式。
丰子恺对自己读师范时期的音乐、图画老师李叔同，始终怀有崇敬之情。丰子恺对其有过这样一段精妙的评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
这位李老师当年教导学生丰子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亦即读书人要首重道德，次重文艺，丰子恺始终铭记在心。
丰子恺的故乡是嘉兴以西的桐乡石门镇，而出生于津门的李叔同的祖籍，是嘉兴东面的平湖乍浦镇。所以，论及乡谊，丰子恺对李叔同有一种天然的亲近。
这一天，两人还达成了一个艺术合作的意向，即共同编写《护生画集》，倡导“爱生敬养”思想。具体做法是，丰子恺绘画，弘一法师配诗，一画一诗互为映照，相映成趣。弘一法师的想法是：“此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鸣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
在达成《护生画集》的合作意向之后，丰子恺向弘一法师提出了一个请求，请其为自己在上海永义里的寓所取个宅名。弘一法师欣然答应。经一番思索之后，他说：“你今日既已皈依佛门，就请佛祖来择名，如何？”
这个提议很是新鲜。
择名的方法，亦颇为有趣：丰子恺在弘一法师的嘱咐下，将一张白纸裁成好几张小方纸，然后在每张小方纸上写下自己喜欢的字，再将小方纸搓成一个个小纸球，均匀地撒于供桌。
弘一法师双手合十念念有词之后，说：“此刻你便可以取了，想取哪个纸球就取哪个纸球。”
取一个，展开，是个“缘”字。
再次将这张纸搓成小纸球，与其他小纸球混在一起。第二次再取一个，展开，依旧是那个“缘”字。
真个是有缘，太有缘了！
于是，弘一法师高声宣布丰子恺的寓所为“缘缘堂”。
喜不自胜的丰子恺立即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缘缘堂”的横额，装裱后，高挂永义里寓所。此后，这一幅“缘缘堂”随丰子恺1930年迁嘉兴，1932年迁上海。丰子恺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就名为《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实在是太喜欢“缘缘堂”这个名字了，所以他后来出的几本随笔集，书名皆含“缘缘堂”——《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
“缘缘堂”跟着丰子恺居屋的一路迁徙，算是一种精神式、游击式的存在。直至1933年春，丰子恺在桐乡县石门湾自家老屋的后面，将之郑重落地，饰以砖木与花草，赋以文化与精神。
当时，因弘一法师写的匾额太小，丰子恺又请马一浮先生重题“缘缘堂”三字，高悬正堂。
此后，丰子恺一直在这座自己深爱的缘缘堂里居住、写作。他画的护生画也源源不断，一册接一册连续出版。弘一法师在世的时候，丰子恺将《护生画集》看作是送给弘一法师的寿礼；在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又将不断出版的《护生画集》视为对弘一法师的深切怀念。
护生画，是对爱护生灵与心灵的呼唤，是善的凝聚与结晶，是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表达，是中国人对生命前行得到护佑的期盼。《护生画集》里的作品，至今看来仍然是那么生动，充满爱意，惹人喜欢，被普遍张挂、复制、传阅、互赠。可以说，其生命力的旺盛，超越了时代。朱自清对丰子恺的漫画有过既深刻又生动的评价：“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
是的，护生画所表达的，不光是童趣，不光是稚气，不光是简单的人际关系，更是一种思想，是有实实在在的“核儿”的。
令人震愕的是，这个不断推出护生画的极为雅致的所在，这座庇佑了丰子恺五个寒暑的小楼，却于1938年1月被侵华日军用一把野蛮的火烧毁。留存下来的，是两扇烧得焦黑的门板。
那两扇烧得焦黑的门板，我亲手摸过。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带领一批嘉兴的作家、诗人去桐乡石门镇采风，那天是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亲自接待。这位有着圆圆脸庞的女士激愤地指着焦黑的木门说：“看，看，就剩这两扇了！”
那天，我们所有的参观者都用手感受了那焦黑的粗粝，联想到民族危亡之时那把野蛮的火，联想到温文尔雅的丰老先生当年的拍案骂人，心中都不免有些酸楚。
1937年11月6日，日寇的两架飞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接连投弹12枚，其中一枚很危险地迫近缘缘堂，爆炸在缘缘堂大门外五六丈处，惊得小楼都晃动了一下。也就在当天傍晚，丰子恺一家老幼十人，辞别缘缘堂，登上丰子恺的妹夫从南沈浜摇来的一只木船，避往乡间；接着，又拉家带口，一路往西逃难。丰子恺离开他心爱的缘缘堂时，还是心存侥幸的。他总以为，这栋建造得如此精巧的小楼，也有一定的可能不为战火所毁。
然而，逃难在江西萍乡的丰子恺获悉了缘缘堂被一把野蛮之火焚毁的噩耗。一时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人都愣了。在极度的悲愤之下，他即刻写下《还我缘缘堂》一文，在文中狠狠地骂人了。在那一刻，这位慈悲为怀的佛家居士咬牙切齿地大骂了一声“狗彘豺狼”！
这看似不是嘉兴人的秉性，但这又正是嘉兴人的秉性。只要到了一定的火候，嘉兴人就显露出这秉性！
我一直以为丰先生此骂，骂得精准，骂得及时，骂得解气。确实，这世间，也只有“狗彘豺狼”，才会以如此凶残的邪火烧向缘缘堂，烧向稻禾飘香的嘉兴，烧向美丽的中国。
丰子恺曾经这样概括：“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以为丰子恺自己，全然是过着灵魂生活的，他保持着一颗博大的同情心，总是在天下人看不见光明的时候，给人温情与希望；他总是以一颗童心并一颗佛心对待人世，将惜物与护生视为人生使命，以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而这一次，他的愤懑、他的怒火，也确乎是真切地燃爆在他灵魂深处。
侵略之火烧毁家园所引发的愤怒，不仅体现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也体现在他的画作里。他随即创作了一幅题为《嘉兴所见》的令人阅之震惊的漫画，画的是一位正在哺育婴儿的妇女，她的头颅突然不见了，只见颈子鲜血喷涌，而背景正是两枚由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画作的题词是一曲《梦江南》：“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
炸弹向谁投？
那八年，稻禾飘香的嘉兴，被捺入了火坑。
不仅是缘缘堂在燃烧，整个嘉兴都在燃烧。那实在是令人发指的八年！
那么，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再叙述这八年。
（作者：黄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