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是一场关于“艺术国学”的访谈，通过采访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负责人、汉字研究方向负责人韩绪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宣传部部长、艺术国学研究院山水研究方向负责人刘海勇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器道研究方向负责人周武教授，围绕两大层面展开：一是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宗旨和对中华文化赓续创新的使命担当与未来作为；二是“汉字”“山水”“器道”三大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基础研究思考。
汉字艺术 文明基因
★采访者（中国美术学院在读博士 刘黄舒晨）：韩老师，您是“艺术国学研究院”的负责人，中国美术学院成立这一研究院有什么样的战略思考？
韩绪（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艺术国学研究院负责人、汉字研究方向负责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深入践行“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创作及艺术研究相结合，是一项非常生动且具体化的举措。研究院是在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教授（现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谋划下确立的，应该说这一步工作非常切合中国美术学院自建校以来的学术追求，同时也吻合“中国美术学院”校名的这六个字。
今天经常会讲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来说，这肯定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我们应该从自身学科的深度以及学院近百年的艺术实践和学术研究当中去找答案，找到具体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抓手。
★采访者：我们都知道中国美术学院有许多专业，为什么将“山水”“汉字”“器道”作为“艺术国学研究院”下设的研究方向呢？
韩绪：艺术国学研究院设立的这三个主要方向，其实是整个学校在打通所有学科专业时所提出的几个研究大方向，这不仅仅是针对单个的院系、单个的专业和单个的学科，它既符合如何去具体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同时也把学科专业都有机地打通了。
举山水方向的例子来说，“山水”不仅仅是学科专业当中的中国山水画，我们将它上升至中国艺术国学的山水观。中国人如何观看山水？它其实是对世界的一个观照方法，又是对世界的表现方法；汉字也是一样，它既是命名这个世界的一些词，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所有的“经史子集”都是由汉字这个“容器”来进行承载，同时还拥有了几千年的优秀书法艺术，所以“汉字”研究将美术学、设计学、影视动画，以及建筑、园林打通了。“器道”更加如此，它其实已经上升到国学中极具中国传统智慧的层面，以及“可见”与“不可见”的两重关系当中。对器道的研究不仅限于手工艺中的造器、造物，它跟今天设计学科中的造物、美术学科中的造物联系在一起，既有可视的像，也有可感的神与道。
所以会发现这三项研究正是站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科视角，来做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解读，同时又是下一步教学、科研、学科改革和提升的具体抓手，通过这几个方向将整个学校联通起来。
成立艺术国学研究院的目的在于我们希望用一个更加聚焦的平台，能够把三个方向的研究、创作、传播、推广再上一个台阶。综合来说，这是整个学校聚焦在“十四五”期间提出的具体举措之一。希望在马上到来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在以三个方向为核心的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的各项研究当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今天，我们在两个五年规划交接的时候，既要做好对前面四五年初步探索工作的总结，也要把未来五年，甚至在更长时间内，对整个学校及艺术国学院研究院这个特殊研究平台的规划和思考当仁不让地做细做实，一步一步真正地去回应国家大政中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擘画。
★采访者：作为“汉字研究方向”的负责人，面对当下因AIGC技术蓬勃发展而即将到来的视觉无限生成、无限制造的时代，您认为汉字艺术、汉字创新设计的“作为”是什么？
韩绪：汉字本身既是舞台，也是演员。无论哪个专业，哪个研究方向，其实都要面对媒介的迭代变革，以及大家观看、欣赏、阅读等等乐之好之的形式上的变化。今天我们都知道“文生图”，可以用智能方式，比较快捷的，甚至是低门槛的，将原来可能需要多年磨练，甚至是从童子功练起的一些非凡技能变得容易掌握起来。但是，从中国美术学院对于研究和创作的要求来说，对汉字研究的设定，我们既应该保持对所有新技术的开放包容以及敏锐的探索，同时也要保留传统文化当中最优质的部分——与人、人心发生关系。无论是汉字艺术，还是今天在社会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汉字传播、汉字创新设计应用等等，无论从哪个角度，仅仅用新技术是不可能完成所有工作的。
对于艺术国学研究院中汉字方向的研究，希望能够集中所有专业的力量对汉字，特别是其中的书写展开深入研究。汉字书写用一支普通的笔锥，将我们的手、眼、身、心进行完全的打通，这不是所谓的智能和简单的现代技术能够完成的。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的优势，如：将宣纸换成液晶屏，将毛笔、墨汁等载体换成电子的元素，但是人的参与以及人心在参与过程中，随时体会和感悟到变化，手眼身心联动所产生的愉悦，不应该被机器所替代，内在的艺术反馈应该回馈给人本身。
从设计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如何将优质、优美的汉字字形传递给社会大众。比如在小学教科书当中，在孩童第一次识字、写字、认字的一刹那，给他最优质的汉字视觉形态；在社会商业界存在的大量宣传、推广文字口号、标语等设计当中，如何将汉字最优美的字形以及最优质的视觉传达研究出来且能够发挥到极致。我想艺术国学研究院汉字研究方向要做的有两方面重点内容：一方面书法需要去研究和进行创作实验；另一方面设计也应该去做研究和实验。随着时代更迭，我们不断拥抱新技术，但始终不能忘记要保有国学、艺术等对人心、对美好生活以及良善社会的有效促进作用。
★采访者：从您以往的论著、演讲等学术活动中都能发现您一直都很关注“汉字书写”，这对于“艺术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韩绪：书写其实简单说是参与，今天还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做“具身”。对此人们往往认为是要加入一些外部设备，比如说外骨骼或者外部感应器，或者说它可以随身携带，但是外加的生硬的东西，其实真不如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汉字书写。因为汉字作为非常特殊的自源性文字体系，首先它具有记录性，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记录信息的手段；同时又可以是自我表达的手段，甚至是一种自我放松、自我发泄的手段，这些在其他民族和文化当中是很少有的，也是其他文字语言系统完全不具备的。
汉字的“书写性”，无论是在做艺术研究还是设计研究当中，都始终绕不开，哪怕是在标准字库上也体现无遗，也许第一眼看上去比较死板，但仔细观察它、放大它的笔画，还是沿袭了汉字的书写标准，灵动带有时间性的这些特征都融合在里面。所以书写这件事，无论是我们做阅读、做传播，还是做艺术表演，都应该成为汉字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虽然在设立艺术国学研究院汉字方向的时候，并没有特意去强调书写性，而是把汉字作为中国人命名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中国人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是大前提。我们正是因为有了书法、有了时间性的书写，书写带给汉字特殊的、可以在未来始终使用下去的灵动和参与感，这正是研究当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埋藏在汉字研究方向中。
山水为体 文化铸魂
★采访者（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 赵天宇）：刘老师，您是艺术国学研究院执行负责人，同时也是山水研究方向的负责人，请您谈一谈山水研究方向设立的初衷与定位。
刘海勇（中国美术学院宣传部部长、艺术国学研究院执行负责人、山水研究方向负责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谱系中，“山水”早已超越其自然地理的范畴，成为一个蕴含深厚哲学思想与人文价值的文化符号。“山水”作为中国人独有的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所谓“一滴水可以映出整个世界”，这种观念促使我们从中华文明最深厚的根脉中，探寻支撑民族精神的力量。山水文化的研究，不仅关乎山水画的技法传承，更是对完整的中国山水思想体系和人文价值体系的探索，其核心的意象观念、造形法则、审美意蕴等，无不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宇宙、自然和生命的独特理解与深刻感悟。
在新时代背景下，“山水”研究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更加宏阔的视野。作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国学研究院的核心研究方向，不仅承载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更肩负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责任。因此，系统梳理和阐释山水精神，是解读中华文明密码、彰显文化特质的关键路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化对山水文化的系统性研究，探索其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
★采访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定文化自信，您认为对于山水方向而言，如何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扮演好自身角色？
刘海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是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浙江省社科联对哲社重点研究基地的学习和宣讲部署，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目标、高质量推进工作的契机。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精准地指向了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也正是我们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基本遵循。对于山水方向的研究而言，这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的梳理与阐释上，更要勇于探索传统与当代的创造性连接点。
我认为，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回应社会现实，具体到山水方向，就是要解决三大现实问题：第一，应对当代文化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精神缺失，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写意精神”的式微。若缺乏“我之为我”的精神内核，文化自信便失去了价值锚点；第二，是根据人民的眼光，以人民之需为方向。对内，我们的学术研究与资源对教学的精准赋能，对外，我们优秀山水文化如何传播到世界；第三，直面AI技术浪潮下，人类感受力面临弱化乃至“弱感”“无感”的危机。确保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失人文关怀与价值引领。这三个层面的思考，为山水研究方向设定了清晰的价值导向。
★采访者：请您谈一下山水方向研究在响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文化层面号召的落实路径。
刘海勇：去年我在第十届全国艺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协同发展联席会上，以“要做真科研、真创作——构建艺术学知识体系的前提思考”为题进行发言。强调艺术研究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回应时代需求，这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是契合的。高世名院长在5年前就带领我们进行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它不仅是总结历史规律，更是探寻传统画学精神与当代审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这正是在学术层面激活传统，从而增强我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底气。
在“十五五”规划建议落实方面，基于问题出发，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对外传播，计划持续进行研究成果的海外传播，将已有成果和后续出版的著作翻译成外文译著，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第二，在学术体系的构建当中，将不同方向的学科交叉融合。通过建立学科专业群来促进学术发展，同时进行理论创新，通过文献整理将传统的优秀文献进行新的阐释；第三，在乡村振兴方面，将山水文化研究转化为赋能乡村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比如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着中国美院与温州市政府联合主办的“山海风——雁荡山水艺术大展”及系列学术活动，其价值就是实现文旅融合、文教融合、文商融合来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助力文化产业的发展；第四，绿色发展，在山水文化研究的过程当中，强调山水文化及其在环境保护、生态意识的共通性方面的研究及其现实的转化。
★采访者：艺术国学研究院山水研究方向的成员中，大都既是专职研究员，又身处学校专业教学一线，请您从个人角度谈谈对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刘海勇：我们深知，“人才培养”是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赓续中华文脉的根本所在。在教学与创作中落实全会精神的核心在于：培养不仅是技艺精湛、更要具备深厚文化修养与鲜明文化立场的时代新人。山水方向研究人员应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灯塔”，在教学中深耕传统文化的沃土，引导学生在深厚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在艺术追求上勇攀“高峰”，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创作出既蕴含传统风骨，又焕发时代气息，能够传递当代中国精神气象的作品。
希望能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贡献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尽的力量，来赓续经典的艺术国学，树立开放的写意精神，重建当代的中国山水学。
器以载道 心物传承
★采访者（传统热成型手工技艺与数字化设计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 覃爽）：作为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艺术国学研究院器道方向”负责人，请您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谈谈“优化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思想观”。
周武（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器道研究方向负责人）：以“器道”研究优化造物思想，是回应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向深入，文化治理与文化创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艺术国学研究院的“器道”研究方向而言，这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工艺技法传承，深入到造物思想的层面进行一场深刻的“现代化”转化。我们的核心回应在于通过“器道”研究，重塑并优化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思想观，使其成为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滋养社会美育、赋能当代创新的活水源泉。
★采访者：当代工艺文化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
周武：当前，传统工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繁荣表象下潜藏着一个核心问题：“器”与“道”的疏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重“技”轻“理”：对精美技艺和形式符号的追求，掩盖了对背后“造物哲学”——如“天工开物”“格物致知”“材美工巧”“物以载道”等思想体系的深入挖掘与当代阐释。第二，“古”与“今”的割裂：传统工艺要么被博物馆化，成为遥不可及的遗产，要么在产业化中，其文化内核被稀释，沦为浅表的视觉元素。第三，“用”与“美”的失衡：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用性与精神性、审美价值之间失去平衡，造物失去了传统中“致用”与“载道”相统一的智慧。这一问题，本质上是传统造物思想未能充分融入现代文化治理与创新体系的表现。
★采访者：“器道”研究如何优化造物思想观以回应时代精神呢？
周武：我们的“器道”研究，正是针对上述问题，从思想层面切入，为传统工艺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内核驱动。
第一，坚持“两个结合”，为造物思想注入新的时代灵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人民性与中华优秀传统造物思想中的“工以致用”“物与我谐”等观念相结合。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面向未来的创造。例如，传统“格物致知”强调通过对事物的精研达到心灵的升华，我们将其与“实践出真知”的现代理念融合，引导当代设计在材料、工艺与功能的探索中，实现人文精神的灌注，创造出既好用又富有精神内涵的“新物器”。这使传统造物思想不再是故纸堆中的理论，而是指导当代创造的、活的哲学。
第二，服务国家战略，以“道”统领“器”，构建中国设计话语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如果“器”是具体的工艺品、设计品，那么“道”就是其背后的价值观与美学体系。我们的研究致力于从传统造物思想中提炼出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文质彬彬”的审美观、“匠心独运”的创造观等核心基因，并将其体系化、理论化。这为“中国设计”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评价标准的话语根基。当我们的产品、建筑、空间不仅能展现“中国风”的形式，更能体现独特的中国智慧与生活方式时，便是对国家文化战略最有力的践行。
第三，推动文化创新与社会美育，让优化的造物思想观“活”在当代。优化的造物思想观，最终要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文化创新上，我们推动“器道”研究与现代设计、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不是简单复制传统纹样，而是运用“惜物”“节用”的可持续思想指导绿色设计，运用“巧法自然”的思维启发仿生设计。这使传统文化基因成为前沿创新的“催化剂”。在社会美育上，通过展览、工作坊和公共教育项目，不仅展示“器之美”，更解读其“道之深”。让公众理解一件器物背后的哲学思考、伦理秩序与情感寄托，从而提升全民的审美素养和文化认同，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
总结而言，艺术国学研究院“器道”方向是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回应，核心在于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赋能”。我们通过系统研究、现代阐释与跨界实践，优化传统造物的思想观，使其从历史的“陈列品”转变为参与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驱动当代文化创新、滋养社会精神生活的宝贵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源自造物智慧的独特力量。（本版内容根据访谈整理，经韩绪、刘海勇、周武审阅。采访者：刘黄舒晨、赵天宇、覃爽；文稿整理：邢志强、彭倩、杜昕）
结语：通过本次访谈，我们深刻感受到“艺术国学”立足中国美术学院近百年学术积淀，深入践行“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具体、生动的学术行动力。艺术国学研究院不仅是对学院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升华，更是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和研究找寻到了一条既面向未来又根植传统的坚定航线。从而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未来学术发展提出思想创新和实验路径，将艺术智性转化为推动学科建设和回应时代挑战的具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