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学历与学术造假，竟能铺就一条通往教授、博导乃至首席科学家、权威学术机构院士的坦途。近日江苏某高校的一则新闻令舆论哗然，也击穿了公众的认知底线。然而，这出闹剧并非孤例。从多年前中国美协杜某为他人代笔、造假入选全国美展，到各类抄袭、剽窃作品入展乃至获奖的丑闻，学术、艺术殿堂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着“皇帝的新衣”。我们不禁要问：这股渗透多领域的造假之风，究竟何时能休？
剖析这些乱象，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存在的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首当其冲的，便是僵化的评价机制，它成了造假之风滋生的温床。
为何伪造头衔、证书能瞒天过海？为何买来的论文、专著、专利可助人晋升？根源在于，许多领域的评价体系患上了“懒政”痼疾。评审时，只认证书上的签字与印章，不察实际才干；只数成果数量，不辨内容真伪。当评价体系只问“有没有”，不深究“真不真”时，这种“数豆子”式的失守的评价关口，就为造假者提供了作弊的土壤。名与利的双重诱惑，推动着造假之风的蔓延。踏实钻研者易被埋没，擅长钻营者反而脱颖而出。它毒化了学术与艺术环境，破坏了社会公平。这既是评价机制的尴尬，更是其危害性的真实写照。
在评价制度的漏洞中，造假呈现出了两种共生形态：
一是买卖双方的利益合谋。不少美术界人士都曾收到“卓越美术贡献奖”“某某艺术大师”之类的邮件，或是有偿挂名专著、担任主编乃至出售专利的邀约。这些明码标价的“荣誉”，真实与否已不重要，只要肯掏钱，便可“誉”满天下。对造假者而言，虚假是通往名利的捷径。一纸光鲜头衔，胜过十年寒窗寂寞；一项伪造成果，便能撬动职称、项目与经费的大门。于是，总有“杜某”们铤而走险，也总有人头衔累累却能力贫乏。社会对虚假头衔与成果的“刚性需求”，滋生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市场，成全了扭曲的利益合谋。
二是自我加冕的廉价造假同样泛滥，不少人毫不费力地为自己戴上诸如“某某书画协会理事长”等子虚乌有的头衔，招摇过市。无论哪种形式，当虚假成为流通的硬通货，诚实便沦为奢侈品，对个人与社会皆贻害无穷。所幸，美术界仍有大批画家不为所动，他们或许头衔寥寥、职称不高，却以硬功夫赢得业界敬重，名归实至。
正是社会对于头衔的盲目迷信，才使得弄虚作假的行为大行其道。面对“院长”“博导”“名家”等光环，我们往往不自觉地仰视，高估其可靠性，却低估其造假的可能性，更疏于追问其背后究竟是真实力还是“皇帝的新衣”。
那么，造假之风，何以根治？
其一，改变评价体系，打破“唯指标化”的桎梏。推行代表作制度与实质性的同行评议，使评价标准从统计数量，转向鉴别成果真伪、评判其价值，并考察个人真实能力，摒弃“数豆子”式的僵化评审。
其二，健全监督机制，强化惩戒力度，实行终身追责制。对造假行为“零容忍”，不仅要“摘帽子”“追票子”，更要让其学术生命与社会信用破产，形成有力震慑。
其三，推动社会认知的集体转向。我们应共同打破对头衔与身份标签的追逐，为成果去伪存真，并以此为基础评判其真实价值。当公众都能以慧眼拒斥浮夸，造假的生存空间自然会不断萎缩，再绚丽的虚假泡沫也终将一触即破。
造假之风何时休，这一掷地有声的叩问，既是警钟，更是期盼。答案不在别处，就在于我们能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塑认知，让诚信扎根、让真才实学者得享荣光，营造出学术与艺术领域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
（作者系安徽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