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杨振中的这次访谈有点偏离预设的轨道，所有关于他的个人创作经历以及他的作品的提问，几乎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去了，我心想“这位艺术家当真不能聊”。而当提问展开至杨振中这些年在上海参与过的策划工作时，话匣子打开了，在杨振中的生动讲述中，我不由地希望自己也经历过那样一个时期。好比说某一日打个电话，快递员可以给我寄过来一个展览。然而这种“有意思的事情”怎样也不会重演。
Hi：这次展览有不少以前的作品，像《鱼缸》、《上海的脸》等。这些老作品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展示方式?
杨：其实以前也是这么展的，我就想复原当时的样子。鱼缸那个其实是1996年的作品，我是完全复制当时的样子，连那个电视机也是老式的，现在都是平板了。因为这个作品首次展出是在杭州一个叫“现象/印象”的录像艺术展，吴美纯、邱志杰他们策划的，也是所谓的中国第一次录像艺术展，当时只展览一两个星期，后来都被拆掉了，除了录像带还能留下来，其他东西都再也没有了。
Hi:这次展示与当时是一模一样吗?
杨：不做改变，就是复原当时的样子。大厅里展出的《上海的脸》也是，这时候我已经到上海了，1998年时我们策划过一个“晋元路310号”的展览，展览名字就是地名，没有具体策划人，就是自己凑钱租了房地产商的一处空房子，连着好几套，我们一人一间就开始做东西，有摄影、有录像，各种形式。
《上海的脸》是在第二年我们策划的“超市”展上展出的。这个展览比较大型，我、徐震、费平果三个人策划的。我们在上海找了一个商场，租了六七百平方米，就在淮海路上，现在的K11附近。这个商场其他商铺都租出去了，我们拿下这块地方做了一个小超市，然后邀请了30多个艺术家为这个超市订做作品。我们规定必须做那种批量生产的作品，看上去就像是超市，画册也做得跟商品图录一样。所有参展艺术家每人做两套作品，一套作品放在超市里卖，一套作品放在后面的展厅展览。
Hi：有点命题作文的感觉?
杨：有点，但不完全是。“超市”真挺命题作文的，每个人得做两套，其中一套还必须是批量生产的。但每个艺术家可以把自己的风格跟我们的主题发生关系，实际上在内容上，艺术家是可以自己发挥的。要求“批量”是因为在1999年，艺术家们还有很多顾虑，他认为艺术品不应该这么批量生产，不应该这么卖，那我们就想打破这些，而且还规定不能卖得很贵，就是那种超市价格，几十块几百块。事实上，有很多的经典作品也是在“超市”这个展览里出来了。
Hi：反而“限制”带来了出彩的地方。
杨：这种限制，有时候你觉得是限制，但也可能打开了别的思路方式。
打包展览，快递到门
Hi：后来你们还做了哪些有意思的展览?
杨：我们还做过“双胞胎展览”，就是把一个展览拆成对称的两部分，一个空间拆成两半，两边一样，然后我们要求艺术家做一模一样的两个作品。实际上两个作品是有一些区别的，但看上去差不多，或者内容上一样，形式上不同;又或者形式上不同，内容上有所区别。然后观众进来后就很恍惚，好像从这边进入和那边进入是一模一样的，两边又不通，你出来走进另外一边又是反过来，但还是一模一样。
Hi：现在再策划展览和当时的心态会有变化吗?
杨：还是有。毕竟时代不一样。那时候没有太多的展示空间，然后我们找的都是一些非正常的展示空间，可能临时租一个仓库，找一个地下室什么的，各式各样，我们甚至做过没有空间的展览，就像我们做过一个“快递”展。
Hi:门对门吗?
杨：我们在报纸上登广告，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你打电话的话，是快递接的，快递公司就会安排人把这个展览送到你家里。整个展览就是一个行李箱，当时有40多个艺术家参加这个展览，也就是说，快递员将展览送到人家家里，要打开箱子将40件作品一一展示。
Hi：挺有趣的。
杨：而且，每一件作品不一样。有些就是一次表演，快递员就需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一个表演，有的就是一张照片或者一个概念的作品，然后我们培训了15个快递员，专门为这一次展览做的培训，后来这些快递员都熟悉了整个流程，知道每个作品该怎么表现，怎么给观众看。
革命的对象不见了
Hi：谈到心态，对比以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是特别有钱，那个时候当代艺术比较地下，所以那时候做这些事情完全是公益的，没什么目的性，就是一个兴趣。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人做事所以自己来张罗，没有一个策划人，那我们作为艺术家也可以，一个人完不成，就几个人凑在一块可能就完成了。其他的艺术家也都是朋友，对主题感兴趣就会来参加，现在来看，从1997年到现在，我们在上海已经15年了，这种活动大大小小至少有十几个了。
Hi：那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态?
杨：其实2000年后就慢慢变了。1999年的的“超市”展，展了三天就被封掉了，因为被认为不正统，报纸上骂得一塌糊涂。主流的报纸什么都骂，说这怎么能叫艺术，艺术难道是这样的吗?但现在慢慢地，装置、录像这样的艺术也进入到了官方体系，加上民间美术馆的兴起，以及创意产业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创意园区，艺术空间越来越多了，条件是好了。那时候我们像是地下活动一样的搞，突然由地下转向地上了。这种改变首先是经济上，现在渐渐变得没有钱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做大的展览。可那时候，我们那么大型的展览也没有花多少钱，大家凑凑也做出来了。
Hi：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主办方得为参展艺术家提供这提供那的。
杨：对，那时候我们是自己策划自己搞，但现在很多参展艺术家都很大牌了，你邀请艺术家来，在没有任何资金的情况下会很困难。另外一方面，心态上不一样。以前地下活动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革命感，说幻觉也好，真的也好，就是你在做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时，你其实是在跟某种东西对抗，但现在，包括我自己做东西时，那种抗争的感觉变了。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是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因为之前革命的对象不见了，变成了自己，只能跟自己斗争。
Hi:那以前是整个体制吗?
杨：那时候管你的人太多了，消防也来管，说封掉就不让展，我们还得偷偷地展，先封锁消息，在展前几天突然发出消息让大家来看展，然后展一两天就算了。现在你得和自己的惰性，以及意识、顾虑啥的，好像你做了这么多年了，该出手时应该如何，你得在一个高度上怎么样，你要如何能够更加放松，反正就是要跟自己斗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