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现代另类方法》－第二章：现代物质乌托邦在中国当代建筑方法论中的意义（作者：高明潞）

　　　　　　　第一节、建筑在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最重要的显学之一

近20年来中国建筑的发展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即便是在国际建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据统计，中国过去20年的建筑总合相当于中国过去1000年的建筑总量。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水泥和脚手架在中国。这种量的统计数字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建筑在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最重要的显学之一。这是因为，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建筑在中国显得如此重要。在今天的中国，建筑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居住和工作的物质空间的功能性，也超越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建筑概念本身，它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都市化文明转型时期的最为重要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建筑体系的运作是在中国的现有的实用主义的政治体制中进行的。它折射了政府与商界、房地商以及房地产商与建筑承办企业，企业与建筑师之间的复杂的关系。因为它是目前都市中最有劳动力市场的领域，所以，建筑业吸引着全国最多的农村进城的劳动力，成为中国当代移民浪潮的主要引擎。近年，全国已经有一亿一千四百万农村人口移到城市。仅上海就有3百万民工。在2020年这个数字在中国将达到3亿到5亿。这个数字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在1820至1930年的100多年之间从所有的从爱尔兰向美国的移民人数也不过是450 万人。 这种都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决定了城市建筑业的发展。而城市建筑发展的灵魂则是城市规划理念。如果城市规划不能对上述的城市发展的规模和居民结构有所预测并在都市规划中先行一步，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这种缺乏预测的都市规划现在则到处可见。

　　所以什么是中国的“现代”都市模式就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最核心的问题。显然这“现代”不是现代主义的风格问题，也不是材料和物质方面的科技性问题， 而是一种都市规划的哲学性问题。它是对历史文脉、社群组合、都市的地理和人文性格，工业生产的合理布局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思考和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于是从早期的诗歌、小说、美术、电影等艺术领域转移到了建筑。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建筑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和热衷还只是一种“现代性”的纸上谈兵的演练，一种只局限在个体标志性建筑物范围内的讨论和实践，那末目前建筑界的“现代性”的思考则完全融入到了中国的活生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大众生活之中，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建筑学本身的领域。甚至也超出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本身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性问题之一。

　　　　　第二节、现代性是物质乌托邦的核心，中国是物质乌托邦的全球化试验场

　　中国建筑的现代性是另类的。是没有办法用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去解释的。可以说直到1990年代，中国建筑界还从来没有产生过现代主义运动，1930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一段，但是很快因为抗战被中断。与日本比较，中国的20世纪初的所谓现代建筑时期从一开始就是古典复兴，而日本一开始就从欧洲学习现代主义。中国的再一次现代主义建筑现象在80年代刚刚出现时，它的理论支撑并不是西方的现代建筑，相反是后现代主义。那时候，中国的建筑理论，如果说有建筑理论的话，都是在讨论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实验的可能性。原因是那时候人们对建筑的看法仍然是，标志性和雕塑意义上的建筑艺术，它是精英主义的，是没有市场化和都市化基础的个人理想的投射，尽管在现实中，那时的一些建筑设计也不是建筑师和学者完全可以选择的，很大程度是被长官意志所干预后的产物。所以1980年代的建筑是没有都市观念的都市建筑。

　　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迅速性往往使我们难以捕捉到它的逻辑性。也怀疑我们是否有一种现代都市建筑和规划的模式。他看上去没有，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都市建设是有一个非常武断霸道的模式的。中国的都市建设的现状是，没有规划，但是有模式。这个模式其实并非完全由官僚和市政府所设计的。这个模式是那样的雷同，你可以在任何城市哪里看到。那就是我称之为的“纽约加洛杉矶的模式”。

　　比如，成都这一六大古都之一，现在已面貌全非。成都（大概很多大城市）可以说就是纽约和洛杉矶的各自的负面的结合。纽约的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的象征（负面是对人的世界的压抑，但正面是人们购物交通的便利）。洛杉矶是现代交通和科技的象征（负面是人被交通异化，因为都市是为汽车设计的。但是他的优点是社区的分散与自然关系亲和）。但是，当我们的许多大城市追求高楼大厦和现代交通并存时，却失去了它们在西方原形所具有的平衡。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心，当你从商厦中出来后，你得步行到街角的步行天桥，到对面却搭乘出租。非常的不方便。而在纽约，高楼大厦之间，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跨过马路到街对面去买报纸。这不仅仅是方便，同时也是人和人、任何城市之间的亲和。

　　可见，我们的都市的模式可能是对我们自己的异化。这是中国的建筑师、开发商、以及大众所共同梦想的现代都市的模式。没有人强迫我们。20世纪初的包豪斯的方盒子没有在任何一个西方城市成片成片地出现，却在21世纪的中国出现了。是我们的建筑师让它们在中国批量生产。就像我们的汽车。 但是，用的都是别人的品牌。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和长官及大众理解的和愿意接受的现代都市的景观。建筑师不应当只是抱怨长官场意志，先应当然反省自己。

　　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又抱怨西方建筑师把中国当作试验场。其实，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试验也是它们的乌托邦的理想。它们的试验大多集中在标志性建筑方面，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并不大。而标志性建筑对艺术性、形式感、象征性、技术的复杂性和材料的到位等等的要求极高。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向西方建筑师学习。我们需要知道，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在今天，任何既有的现代、后现代主义的程式在中国都会失去有效性。似乎我们正处于一个“同代性”contemporaneity 的时代。

　　我们不把contemporaneity 称为 “当代性”。这是因为，当代性仍然有一种线性时间的意义。他似乎又是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发展过来的。而“同代性” 则不强调时间的线性逻辑，而是强调一种共时状态和共识价值。所以，他注重的不是单纯的历时性的发展逻辑，而是一种历时与共时共存的原则。同代性的核心原则可以被总结为，同步性，同化性和共生性。同步性 synchronization ，就是指各个异文化区域的当代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在对话和交流中展开的。在此意义上，传统和现代的文化结晶在价值意义上上是平等的，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分。只存在适用于不适用之分。所以，我们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去看中国的建筑奇迹。

　　但是，面对同代性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和理论家的准备是苍白的、极为缺乏的。 我们无力去主导这个物质乌托邦的建设。所以中国成为世界建筑的试验场即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这一情境中，不可能要求外国的建筑师向中国人一样去深入地了解中国的都市文脉。但是，从本土文化的角度出发，了解和引导外国建筑师怎样在建筑本身的因素之外去考虑中国因素是完全必要的。他们需要了解和把握一个地区的文脉的统一。 这是否与同代性相冲突？同代性是否允许差异性？ 而那个差异性应当在那里？ 只是建筑的技术和艺术形式的差异吗？

　　　　　　　　　第三节 建筑是乌托邦，但不是自我妖魔化

　　但是，由于建筑有是拉动中国的初级市场经济的最为有活力的领域， 而这活力的表征之一则是都市的扩张。所以都市建设在没有前瞻的规划的指引下即进入了疯狂的状态。什么叫疯狂？疯狂就是极度的非理性。甚至到了狂癫的地步，那就是失控，甚至自我幻觉化，和自我妖魔化。重庆的城建就是一例。过去5年中，重庆建了12座长江大桥，与大桥相伴的则是路建和社区的崛起。又因为地基成本的昂贵，促使楼房层数不断升高，在中国的城市中，重庆的高层楼房数量位于前几位。但是重庆的都市之梦是在夜景，霓虹灯将山城的夜景装点得甚至比曼哈顿还要壮观。但是，白天看到了它的“丑陋”的一面，它的那种城乡混杂的真相。所谓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重庆的梦境就是中国普遍的“都市物质乌托邦”的缩影。它比上海和北京更典型，因为重庆是最典型的中国转型城市。这个物质乌托邦就是现代、无所不有、科技和材料的争奇斗艳、社会财富的象征（如银行、大公司写字楼）、和人间的物质天堂（如商厦、剧院、舞厅）所组成的都市景观。

　　从本质方面将，建筑本来就是一种物质乌托邦式。因为建筑不象绘画，它无能力以再现的手法去表现宇宙的结构和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感情。但是，建筑的抽象的立体几何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表现在现实中看不到的乌托邦精神的最好的途径，而都市规划则是众多的个体乌托邦的王国。所以它是一种高度理想化诉求的物质形式。但是，如果失去物质形式和精神诉求之间的统一和平衡，那末本来作为这一乌托邦的主人的人就要被异化，人会被都市异化。
古代都市的设计是理想的宇宙或者显示的政治结构的体现。它也是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写照。不同的文化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和表现。比如，中国的墙的系统在建筑中的作用。虽然墙是一种世界现象，但是只有中国发展了一个完整的墙的系统。从国家的墙、城墙、院墙到影壁和屏风。更重要的是，墙不仅仅是建筑的物理成分，它同时是历史的时间象征，是社会关系的空间界限和文化的身份的表征。中国的古代城市的布局也是一方面与中国的古代星相学有关，也与皇权社会的秩序有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技、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的意识促生了全新的现代都市乌托邦理念。艺术界的构成主义、未来主义和包豪斯运动同现代主义建筑的国际主义、功能主义等共同为建造一个现代都市的乌托邦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和居住公寓楼成为主要的都市建筑。多元的公众活动区，特别是商业区、金融区代替了以往的以皇家宫殿和贵族花园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在典型的新型都市，如纽约，几乎没有中心，没有广场，所谓的“时代广场”不过是一条并不宽阔的街道而已。

　　我们看到，中国目前的都市建设正在飞速地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变得更为商业化。街区中心大多以商厦为主，而且必须是城中有城，城外加城。中国的城市的特点是有各种“城”的称呼，如食品城，商城，文化城，电子城，书城、影城等等。所以，在中国，高楼、霓虹灯、广告、购物广场和步行街这些都市的表情比世界上任何都市都发展的迅速、极端和浪漫化（或者媚俗化）。它是中国都市的物质乌托邦的不可缺少的外衣，是它的符号王国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那末中国的当代的乌托邦式什么呢？只是现代化、是新，是奇，是高科技和高贵奢侈。还是一种良性的转化？是从农业向工业，传统向当代的健康延伸。是要有节制的控制，还是要任其自然的发展？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沉溺于技术、材料、商业功能和任意开发，不注重历史文脉和城市的自然肌理。这就是异化或者就是“都市的妖魔化”。

　　本来乌托邦是一种在统一理想支配下的幻觉。但是，中国目前的乌托邦有太多的杂音。在上海和北京，中外大师都要作实现自己的乌托邦。这就必然造成了北京和上海的都市建筑是试验场的现实。因为人人都要做标志建筑。没有统一的城市和社区规划。太多个人的风格和神秘性。太多的喧嚣。造成了统一的彻底失落。真正的同代人，却又是独生子女式的同代人。每个建筑都是独生子女。我们确实应当思考，中国的都市规划是否是在全面的销毁历史文脉？这种销毁和抛弃或许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但是它的时代价值和人类（如果说不只是中国的）文化的价值何在？而这种销毁的动力是否来自以往的政治乌托邦的空间理念与现代物质乌托邦的潜意识的整合？正是这种整合的动力促使形成了中国现时的现代城市模式？

　　建筑说到底是为人的。所以建筑学不是材料学和空间学本身。而是人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的一部分。但是，目前中国建筑界的实际情况是，太少人关注所谓“建筑”本体之外的问题。缺少理论的关注成为建筑界的致命要害。建筑界和文化人文学科的隔离就像目前城市中辉煌的商厦与普通老百姓的社区之间的巨大隔离一样。不注重人文，而是以经济商业等物流优化为基本要素去规划都市建设，那么它的物质乌托邦就只能是幻觉，妖魔化和对人的异化。它最终必将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