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化陶艺语言的再探索--评吕品昌陶艺新作 作者：彭迪

拜金主义的大潮，日益消解着包括"凡高精神"在内的一些古老而珍贵的信念。潮势所及，金钱万能，它衡量艺术品的商品价值，甚至还独断其艺术价值。艺术的准则和艺术家的灵魂，面临来自市场的挑战和诱惑。

应该承认这种危险--没有市场，艺术品的价值就只能保留在热爱艺术的灵魂里。不过，也应该肯定，保留在灵魂里的价值还是价值，甚至是一种更为珍贵的价值。它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在热爱艺术的灵魂间进行交流，尤其艺术价值。只是这种交流方式和目的，在崇尚经济实效的今天，犹如凡高当年的作为，未免过"迂腐"。

当然，吕品昌并不是那种自视不凡、故作清高，刻意与世界或市场为敌的人。他只是觉得内心中有一份由来已久、挥之不去的愿望：深入陶艺，用纯粹的陶艺语言去交流同样纯粹的情感或心得。就时尚原则而言，这种愿望"奢侈"而"迂腐"，是难以"快速生效"以至可能"血本无归"的艺术冒险。但无论如何，这位陶艺家不想遏制己愿，只想满足它，实现它。因为，陶艺早已融入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一直相信这一点：执著和尊重生命的灵魂，是人生最有价值、最值得追求的一种境界。

于是，他致力于纯化陶艺语言的探索，再探索。

记得１９９１年的《装饰》杂志，曾"纯化陶艺语言的探索";为题，专文评介了吕品昌的陶艺创作。１９９４年，在中国美术馆看到《吕品昌陶艺雕塑展》上的一系列作品，今天又看到这之后的一大批新作，深感这位青年陶艺家初衷未改，一如既住地沉浸于纯化陶艺语言的再探索。时过境迁，他的艺术探索自然有了大幅度的推进。“ 把纯化陶艺语言的美学课题置于非形式主义的视野中，在不割断形式与意蕴、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文化相互联系的前提下对待艺术的自律性，是吕品昌一直在思考探索的课题。作为他的题解，他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流露的艺术迹象--形式因素的意蕴化和形式意趣的民族化--今天更加突出和稳定。这两种迹象已在《中国写意》、《石窟》、《景德镇》、《阿福》、《历史景观》等系列的新作上，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他的陶艺美学特色。

不难理喻，形式因素意蕴化的增进，根本地取决于陶艺家对质料特征和性能的把握，并最终使这一切与操作主体的生命状态有机契合。诚因为打通了材料性、工艺性的通道，细敏的生命情趣和微妙的感觉意象，才能如此流畅地进入吕品昌的陶艺形式结构。品度《石窟》、《景德镇》等系列作品，其间如丝如缕的悠长意味，是那么生动自然地由泥痕火迹中表露出来，令人油然生起一种会心的亲切感和被人洞察的诧异感。除了工艺技术方面的功力保障外，陶艺家的创作心态也非常重要?quot;我始终相信，怀着开放的心灵去感受和接纳这个世界，是艺术家应有的人生和艺术态度。"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吕品昌把做陶看作他生活中的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以致其创作时总能保持松驰的临界心理状态，把生命与质料的对话充分地记录下来。丰富的情趣和意象溢满每一道划迹、每一个指纹或每一处空洞，冷凝的形式仿佛有无限的生命力在跃动。一位批评家指出：吕品昌的陶艺是漫不经意的，却又不是漫无边际的。此言甚切。究其原因，当缘自陶艺家开放的创作心态。也就是说，松驰的临界心理状态，使他的天赋和修养的辩证感觉力得以充分的发挥。

在形式因素意蕴化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景观》系列。不仅仅因为它代表着陶艺家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更在于该系列直观地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入和突破。

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艺术家一样，吕品昌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希望身边的世界生机勃勃、日新月异地向前推进。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情怀的文化主义者，希望发展的一切不至于诋毁文化的相对性、失落自身的历史根基和文脉传统。这份难解的思想纠缠，化作他观照历史的复杂眼光和情感体验。在他的感受中，中华文明历史是那么悠久，那么富有人文精神和自然魅力,那么执著地延续着一种从容达观的生活态度和辩正睿智的世界观；然而，历史的原则和方式，遭遇现代文明的现实冲击，如同"秀才遇上了兵"，以致似乎难以让国人从困窘、被动和自卑状态中超拔而出。

对于这份历史感，吕品昌没有给出学者式的解答，却赋予它以贴切的美学表现形式。端正规矩的造型架构和残缺无序的表层处理，凝重刚健的板块起伏和轻盈畅快的点线戳划，敦实浑厚的体积量感和空灵疏透的釉色质感，作为极富张力和暗示力的形式因素，将陶艺家的复杂情感体验融入《历史景观》。形式因素的意蕴化，使他这一系列的陶作，秉有超越往常水准的精神指向性和精神深度。尤其重要和可贵的是，吕品昌是在陶艺的立场上，是以陶艺语言的坚持，实现他的这种深入和突破的。这意味着他诉诸《历史景观》的精神蕴涵，在表现方式上是陶艺化的。

吕品昌陶艺新作的另一突出特色，是形式意趣的民族化。

如果说他早些年已有这种探索意向的话，那么可以说，他今天的创作不仅加强了它，而且在作品上富有成效地体现着。历史与现实割舍不掉的联系，以及切入肌肤的当代文化体验，不断加强人们对文脉的关注和探索。一种在大文化环境中追求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回归"气氛日益浓郁，横向移植和纵向拓展的综合创造日益明显。敏感于社会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气的变化，吕品昌进一步增进了原先的信念和自信，他的融合古典陶艺意趣和现代表现形式的探索更趋深化。

在吕品昌的作品上，形式意趣的民族化不是在题材内容上因袭俗套，也不是在形式上做一般的矫饰文章。而是本着材料和工艺的规定性，将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笔墨"，创造性地转换为陶艺自身的语言。这种语言转换可谓"书画笔墨的意态化"，或者说"写意笔墨的再写意"。《中国写意》系列作品，鲜明而典型地体现了陶艺家的探索意向和语言转换的美学风貌。那些随意拈取、感心会意的生活题材，那些信手捏就、浑然天成的陶艺形象，包括结构、纹理、色泽、影调和斑剥的塑痕，都带有豪放洒脱、疏略恬淡的文人作风，笔意中透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格调与情趣。

就形式意趣民族化的探索而言，《阿福》系列作品显示了陶艺家禀承乡土情趣、取向民间艺术的角度。在此，吕品昌同样实现了创造性的语言转换。他巧妙利用泥料的柔软性、延展性和可塑性，最大程度地夸张了民间雕塑的扩张感和饱满感，合乎物性逻辑地开发出陶艺语言的表现潜能。由形式意趣上流露的民间艺术般的幽默和喜庆，使《阿福》系列看上去颖异而又亲切、陌生却又熟悉，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感。

吕品昌的陶艺新作，显示了纯化陶艺语言的多种维度和卓有成效的探索成果。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的是，这位青年陶艺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围绕陶艺本体展开的，因此，他在现代陶艺语言方面的建树多是本体性的。这种建树，增进了吕品昌陶艺创作的艺术个性和审美感染力，使其艺术追求进入一个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境界。进一步说，吕品昌陶艺作品所展现的探索意向和角度，也为有志于现代陶艺探索和创造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照和启示。中国陶艺现代形态的建设，是一项任重道远的文化工程，它需要热情，也需要胆识。吕品昌以自己的热情和胆识，为这项文化工程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如果说他这是一种凡高式的"迂腐"的艺术冒险，那么就应该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加入这种冒险活动。

２００１年２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