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参与过“戊戌变法”革新运动的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先声人物。
首先，梁启超是一位大文人、大学者，这里我们不妨从先生本人的著述之丰简略了解一下。众所周知，梁启超从1892年19岁那年便留下了最早文字《读书分目课程》，一直到 1928年由于病魔缠身而不得不停止《中国文化史》、《辛稼轩年谱》的写作为止，短短36年间，先生之于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与著述均取得令同时代人难以比肩，以及后来者如仰高山的丰硕成果。其中，仅以长达148卷的《饮冰室全集》（未完）已有 1400万言之多。不难想见，任公于文事的理解和付出无疑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颖悟和勤奋的。
接下来，对梁启超这样一位具有无穷天资，以及对多门学科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大文人、大学者言之，想来在书法方面的涉猎恐怕仅仅只能是先生一生风云之中的一件“余事”……话如此，可细究起来；则任公于书法这一“余事”的领悟却又是不容忽视和值得研究的。谈到书法，梁启超于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研究都同样地取得过很大的成就，对后世人们进行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用“学许多家、兼收并蓄”（陈永正语）这句话进行概括梁启超在书法创作道路上所走过和历程及取得的成果是比较客观和恰当的。
在书法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一段世人皆知的历史告诉我们，斯时，是历史的车轮将华夏民族由强盛的专制帝国推进到了晚清及民国初的社会纷争、割据、内忧、外患四起……在那时，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那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受到康德、叔本华哲学影响而形成自身家数的美学思想的出现，将中国近现代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二者划开了一道明显的界线。随着近代主体艺术在审美方式上主观与客观对立分裂的倾向，于书法的审美，梁启超先生以其自身的学识与颖悟注定了先生在书法这一“余事”上的关注与研究。在梁启超尚未真正地将自己的书法理论研究指向具体的美学领域的前期，他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和关注大多依然只是停留在对“尊碑”的身体力行上。作为康有为的弟子门生，一直以来，梁启超在书法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认识上都是受乃师“尊碑”之说影响的，毕生尚碑的梁启超并不“碑唐”。梁启超较乃师康有为有着更加包容的学术思想。
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这已是过去近百年众多专家学者肯定的。在此，依笔者一孔之见，以为梁启超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的先声人物，其中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出发。中国近代史上，大批的志士仁人的思想形成与西方的哲学家们的思想形成有着截然不同的倾向。这其中，西哲们总是致美学于哲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思考，而在中国，明显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们则大多是从社会改革的角度形成自身的美学思想。于梁启超而言，在当时作为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社会活动家，其对美和艺术的思考以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为前题也就在所难免了。他在北大讲演中将在一般人眼中看来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写字称之为“美术”，而认为写字“成为美术的原因，约有四点。”即写字有“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表现个性的美。
第二，从学术本位出发。长期以来，人们为何对美学问题缺少关注？德国思想家阿多诺（Theodorv W Adorno）认为是因为在广大学者中间，对美学的怀疑与该学科的学院性有关，并且指出在学院派人士中，有一种避免不确定性和争议性的普通的惯例。梁启超先生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北京大学作书法演讲时的讲稿——《书法指导》中有说到“各种艺术之中，以写字为最高，旁的所没有的优点，写字有之。旁的所不能表现者，写字能表现出来……”这段话可以断定，梁启超在自己的思想认识范畴中将书法定义为众多艺术门类之首，想来这恐怕也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了。
梁启超先生能以“新的观照，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笔者按：主要是比较东西方艺术）研究书法美学问题可以得见。是时，先生认为“表现个性，就是最高的美术，”“而发挥个性最真确的，莫如写字。”“杨雄‘书为心画’的话，被后人借来说书法是心灵的图画，但也没有人明确地将‘心画’与艺术价值的高尚联系起来。梁启超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当时人本主义思想的反映。不管梁启超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思想把千百年来以临古为目的；以临摹成为理想的书法观，改变为将临古、习今统摄于抒发主体情性、创造有个性的书法的总目标之下。梁启超这一美学思想是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引自《书法美学思想史》第686页）
第三，从艺术思想特征的形成看。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现实的社会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峻深刻。同时，也因了明清一直延续着的重事功的主观唯意志论思潮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受到极大的激发，以及囿于当时社会以及文化的转型……人们从梁启超那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和能够积极地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不难看出，在先生把当时社会的种种变化引入到自身的哲学思考和美学思考之后，逐步地形成了自身的美学思想。缘至于此，对梁启超的美学思想进行剖析后，人们可发现，先生于美学的思考和体认有着众多的社会因素，可根本的明显的发韧却是由“实践性人格的造就”、“无所为而为的美”、“美变异为善的可能”、“近代因素和古代因素”4个块面组成的。至于先生还在一些文著中提出的“抑阴而扶阳”的美学主张，以及强调并推崇“须知理性是一件事，情感又是一件事。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该做，某件事怎样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等等的一系列“新民”思想，则可看作是梁启超本人对实践性人格的认知与体会的最高境界。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经历的东西方文化大碰撞，梁
启超堪称是一位很能将西方文化熏染转而化之为利我国人的智者。
第四，以对后世的影响论。与王国维一样，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产生在古代美学和近现代美学的交界。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美学思想在零碎、简略的形式中潜伏针对后来的美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对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第一人的研究，还因了梁启超于美学研究所涉及审美的“崇高”是较为偏重于外在形式的，但更多地带有意志实践的性质也是先生美学思想的根本之一。虽说梁启超在这一“余事”当中的论述往往因缺乏稳定性而难成系统，可仅仅这点，想来是不会影响先生作为中国书法美学在近现代的前进与发展中的先声地位的。在中国近代书法美学的发展史上，众多的如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家（尤其是在书法美学研究方面取得过较大成绩者）的涌现，以及他们当中大多的学理研究，显然在学术思维与思辨二方面都受到了梁启超那“为善、为美”的美学思想所启发和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