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沉入了这片海。
变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
——张承志《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
（1）
——重要的不是艺术。
栗宪庭先生如是说。
在《重要的不是艺术》这篇并不算很长但是去很重更要的文章里，栗宪庭先生表述了他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思考，在这里，我并不想在他的基础上接着讲，更不会是照着讲。或许，除了借用一个标题外，我不会从他那里拿走任何东西，由一个相同的起点开始，我当然希望能够有完全不同于他人的思索。这一次也不例外。
对于艺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对于艺术创作者，以及艺术理论写作者来说都会是一样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喋喋不休的讨论，为什么而艺术？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另外一种是为了艺术之外的一些什么东西而艺术。
为艺术而艺术，让艺术成为艺术，这是一切艺术的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宏愿。其实说到底理由也非常的简单，如果当艺术不能够明晰的了知自己的存在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区别于他者的根本所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艺术很难成为一种有价值、有理由存在的存在。在艺术的内部寻找，或者说创造属于艺术自己的逻辑和规定，不能不说是一种必要。然而，在是与不是之间，有的时候区有着太多的朦胧和模糊，或者说游移不定。对于严肃的思考者来说，当他面对艺术的这一种现实，他是焦灼而无奈的。
在艺术里，艺术本身的东西自然是重要的。
但是，也应该同时明晰，艺术，从艺术成为艺术的那一瞬间，它都没有真正的独立。艺术的存在，同时需要太多的艺术之外的东西作为供给和根基，艺术是娇贵的，但是它又不会是离群索居、超然世外的性格，当然也不太有可能。比如说文化、比如说时代，艺术可以脱离开这些东西而自在逍遥么？肯定是不可以的。尽管，很难规定在它们面前艺术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肯定、抑或否定，但终究也只会在它们提供话题的基础上，艺术才有可能表述它的态度，假若艺术会凭空制造一些话题供自己讨论，大约那也不过是痴人说梦般的呓语了。那样的艺术，有一点装饰、有一点情调，这我不否认，但是我也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它们不是艺术。由此而言，艺术作为艺术，并不全然是艺术内部可以决定的。
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就应该有所思维和选择了。因为两者，都同时是双刃剑，偏执于任何的一隅，对艺术都是一种伤害。
其实，对艺术的伤害，也早已经是斯通见惯事情了。
艺术史，我看到的不仅是煌煌佳构，还有血与泪的挣扎和蹂躏。
——或许，艺术，不应该回避环境的现实。
（2）
我只关注作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相反，我倒是认为没有艺术家，只有艺术，或者准确的说，只有艺术作品。艺术家，只有在他进行创作或者沉浸于艺术的时候，他才是艺术家。
在很多的时候，艺术家，仅仅是一种称谓。
所以，我的讨论会从朱麟麒的作品开始、从艺术开始。
如果在这里我如他人一般，给予朱麟麒及其绘画创作一种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叙述和罗列，那么我无疑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对某一位艺术家的评论，只是锦上添花、或者是无谓的陈述，那么我想到应该是搁笔的时候了。
（3）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错觉，当代的艺术、艺术家缺少一点东西。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对于艺术创作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我没有自信把握。
——它是游移的。
朱麟麒擅长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并且他也创作了很大一批有关西藏题材的人物画。面对他的作品，我的一些纷乱的思维开始稍稍的有了一些清晰，我不否认，在很多的时候，一些几近抽象问题也只有在面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时候才能够在原有的黑暗里看到一点星火。
我想到了李伯安。
我也想到了李伯安的《巴颜喀拉》。
相信李伯安对于艺术、对于西藏都是有足够的真诚的，他最后累倒在画室里、生命在自己未竟的画作前结束，我可以不无残忍的说，对于艺术家，这种结局是一种完美、一种可以足以震撼人的心灵和灵魂的完美、一种大美和最理想的归宿。李伯安的死，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已经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文章对对此有过关注河讨论。但那是不够的。当代的中国艺术界，所有的人、应该从李伯安的事件中找到一种可以沉潜下去的东西。首先，这是一种态度——对待艺术应有的态度。
我可以回答我自己的提问了——
在人心浮躁、艺术家视“生效”为成功的不二法门的今天，李伯安以苦行僧和殉道者的姿态面对艺术和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体现了他的坚强和尊严。而死亡成为这样的艺术家成名的前提，这沉重的代价需要我们深思。
（李伯安：当代画坛的一粒后悔药；左新）
——苦行僧。
——殉道者。
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
我们缺少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谈理想主义似乎是有些不合时宜了，也似乎没有太多的人还在关心理想。现实，现实的诱惑与刺激，相对来说要来得直接、来的有把握。但是，理想是不能够丢的。我不反对艺术家有现实生活的追求，但是，艺术家，毕竟是一些特殊的存在、一些可以称得上是神圣的存在。艺术家，应该以自己的对待艺术的态度和姿势，告诉世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面对生命、面对人生。当艺术家不能够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可以说，已经不需要再有艺术家了。文化中，艺术是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又是一个最深沉的因素。一种文化，当它自身已经出现缺憾、并且依然带着这种缺憾来指导人的生存的时候，那是错误的，但是文化不会自己发觉，所以艺术，在这种时候就应该以它应有的姿态出现，首先是文化、然后是人本身，给它们一些引导。高更是这样做的，他在塔提希岛思考的问题、关注的话题，后来成为每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都不会回避的问题。我这样理解艺术、也是这样理解艺术家，但是这样的艺术家已经不多见了。
作为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把它交给所有的创作者。
答案，我没有。
我只期望，有一些艺术家，以他们的创作、以他们对待艺术的感情告诉我，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艺术家？或许到那个时候，我对艺术、艺术家不会再有疑惑。
当我怀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和感情来面对当代艺术的时候，自然会有了更多的疑虑和茫然。但是我没有绝望。我还在期待。能够有所期待，这也是我对当代艺术创作者的最根本的态度了。现实的缺憾并不能说明什么，况且，能够明确的知道缺少的是什么，弥补的工作，是不困难的。
希望，朱麟麒能够在西藏人物绘画上继续下去。
很长时间，我们都在讨论水墨的问题，具体地说，有人很悲观的想象，传统的水墨还有必要在这个时代存在吗？他们做过很多的讨论、也进行过很多的实验，他们想证明或者说在寻找一个理由——水墨，能否继续承载当代人的所思所想？他们当然是希望有一个肯定。但是事实是，他们一直都在徘徊。我只想说，水墨不是问题，或者说不是最根本的问题。道理很浅显，艺术的尊贵，不在于材料媒介的层面。艺术所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是人的灵魂，至于艺术家选用的是水墨还是油彩，并不重要。
西藏人物绘画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西藏，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地域存在——而是信仰，是，归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就开始有一些创作者开始这一题材的创作了，或许是受到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乡土情结和寻根文化的影响，西藏，自然就成为绘画者非常理想的取材的所在。已经有很大一批优秀的创作出现了。通过这样的一批作品，我们认识的不是西藏，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命运、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创作者的惰性，当一些人的创作取得成功的时候，模仿和窃取随之而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指望在从他们的画面上聆听生命的炫音了，大同小异的外表下，掩饰不住的是灵魂的苍白和空洞。很长一段时间，我拒绝欣赏这一题材的创作。因为，那不是真实的西藏、也不是创作者的真实的自我，我有些失望。
错误，不属于西藏，以及西藏生活着的那些人。
尽管如此，还是期待能有让我能够为之感动的西藏人物绘画的出现。其实，我们都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我们的文化，缺少一种真诚的信仰，正是因如此，当我们的文化受到一种不无野蛮势力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恐慌了、茫然了，但是很快我们又被同化了，而且是心甘情愿。我们以为自己接受了更文明的教益，其实不是。一切的劝导和指引都会是无力的。我们只有依靠的信仰的力量了。信仰，信仰的情感，我们缺少一些必备的基础和前提，至少固有的正统文化里面没有提供给更多的因子。所以，在西藏，或者在我们文化其他一些曾经不被关注的地方，当它们能够给与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是我对一切的西藏人物题材绘画者的期望。罗曼罗兰说道：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水墨不是问题、技法也不是问题，当一位创作者想要展开自己的西藏人物绘画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灵魂，和信仰。深入一切。只有深入一切，才有可能更好的诉说一切。我把深入的痛苦和艰险寄托了……
朱麟麒的绘画不是最终结局——如我所期待的那样。
只是，他会有可能接近。
通过朱麟麒的绘画，给了我一个漫无边际的诉说的由头。我把这些话说给朱麟麒，也同时说给很多人。因为，我认为这些才是重要的，才是最应该说的话。
借一段话结尾——
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各种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与你们一块寻找人道。
我终于描写自己的母族了。
但是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
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
你并不是随时随地能发现这种光辉的。
（张承志《心灵史》）
2010.01.28
于京华天畅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