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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汲平2011-06-12 18:50:26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唐辉(《荣宝斋》期刊主编。以下简称唐)：史先生，前一段听说你还俗了，还请了不少圈内朋友说明此事，但大家还是特别想知道，你还俗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促成使你产生这样的想法?
史国良(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以下简称史)：我出家时对宗教充满了热情，在绘画方面前辈中的画僧对我也有所影响，所以想出家后把绘画与佛教、宗教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画僧这一现象，已经中断一百年了，它一直是佛门里面很独特的一支。我对我的师父星云大师在推行人间佛教这一理念也很受感动，他认为『活法就是佛法、佛法就是活法』。佛教就应该走向人群、走向社会、走向人的心里。传统的佛教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就是关心当代、关心人们的心理、关心社会从而更能体现人间佛教的精神，这种精神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这也可能是对佛教的喜欢及体验多年的西藏生活都有很直接的关系，我画西藏题材目的是以后能够更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同时能深入到我绘画的文化氛围中。自从我进佛门后就发现今天的佛教与一百年前画僧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在发展，佛教也在发展，文化时空都在变化。李叔同、星云大师他们处在文化传承的社会背景下，在那种和谐的氛围中文化人出家，人们并不感到特别。所以，对百姓而言，用绘画形式来弘扬或解读佛法是很陌生的。他们擅长用『工匠式』绘画来表现信徒膜拜的或做法事所供养的『菩萨』『三世佛』『阿弥陀佛』等。我与前辈画僧创作的理念是不同的，我所关注的是人与宗教的关系，宗教找到人，宗教就得以延续;人找到宗教，人就有精神寄托。人需要宗教的精神寄托，我想用这样绘画的形式来传播佛教的精神。而以前的画僧人画花鸟山水寄情于自然之间，是在修行过程中的一种自娱方式，他们既不用承担社会责任，也不用绘画形式来宣扬佛法。所以两种不同时空的绘画理念，在今天看来有着明显的区别，当我以我这种绘画形式出现在佛教时，佛教队伍里并不赞同。
唐：你说的不赞同，是佛教界对你的不赞同?还是社会上对你的不赞同?
史：两者都有，佛教界还是相对多一些，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以前的『画僧』样式虽然古来有之，但一直被边缘化。画画的和尚，正业是僧，不是画。画僧在佛教界是没有地位的。贯休、石涛、八大这些名字对佛教界颇为陌生。即使真画画的话，就是要画『佛像』之类的绘画。很少有画僧画普通百姓的生活，如母亲露乳房喂孩子等。最重要的是在创作题材上要有所选择。
唐：这或许是当代画僧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或艺术的理想与创造。
史：对。另一方面，我还受美术界带来的压力，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佛教界不被认可的历史上的『画僧』，在美术界却有着崇高的位置。由于他们自娱自乐的状态，那种超凡脱俗的僧人绘画，正是当代文人画品味中最为受用的一味。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我作为当代画僧的意义。相反却认为，画僧就应该画不食人间烟火的题材。我则认为时代不同了，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标准都发生了变化，我的创作理念是用绘画的形式来传播佛教的精神，这种精神包括社会责任、社会承担和社会意义。
我觉得我是发展、拓宽了『画僧』这条脉络。画出了当代『画僧』的人间佛教的理念。时代不同了，我应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子。这才不愧于『画僧』这一传承。
唐：如果我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我可以完全不理睬来自外界的压力。比如弘一法师出家后，他通过佛家的身份和行为去关注百姓生活和疾苦，引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摆脱苦难。如果你能够像他那样坚持下去，这个功德是不可估量的。历史不在乎当代人的评价如何，当代的评价往往掺杂了功、名、嫉妒等许多复杂的因素，所以，身后往往能得到较客观的评价。
史：正是因为我处在当前的情况下，才会感觉到有压力。我和弘一大师都是出家人，都曾是艺术家，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了，两个时代之间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中国文化在和谐状态的环境中。在那个时代一个文化人出家，不会有太多人非议。最重要的是他放弃了用绘画这种形式，作为传播佛法的工具。他站在了一个更容易被佛教界和社会能接受的高点上，避免了许多是非和矛盾。十分不易。而我在今天这个时代，却选择了用绘画这一形式，作为我弘扬佛法的方式，要把生活中最人性的、唯美的东西画出来，奉献给这个社会、也奉献给佛教，使有缘人在欣赏这些作品时，能感受到真善美的重要，使之更加热爱我们当下的生活，更加珍惜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这是一种更广义上的大爱。此外，我之所以还俗，有三个方面;首先;我在佛教界里没有太多发挥的空间，以前也没有类似我这样的专业画家出家。所以应该怎么做更合适，没有参照系。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这十五年中，我的生活样式常成为社会议论的话题。其次，我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毛病多，佛门里面的很多活动都不适合我，由此也影响了我的宗教生活;最后，家庭对我持有反对的意见，出家后的十几年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性格叛逆等。其实，我当年在决定出家时，也是做了很多次的心理斗争。我认为冯远先生说的很好，他说人在做出最后的选择和决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他自己的理由和原因。
唐：你还俗后考虑过怎样面对美术界及各界带来的压力吗?
史：还俗时肯定要比出家时外界对我的看法多。其实，还俗后也在乎别人的看法，相反这个『在乎』不但不会阻碍我的进步，反而我会把外界不同的说法当成一种参照，以促使我更好的发展。我以为，一个人心里只要还有目标和理想，外在的东西都是无所谓的，我都会坦然的面对。另外，还俗本身也是一种『放下』，就像在出家时，人们为了更好、更纯粹地进入状态，就必须做到心无挂碍。就在我出家时有人问我：『你能够放下人世间的亲情、物质和功名利禄吗?』我说：『都能放下。』他说：『你很自私、很无情，你连自己的孩子和家庭都不爱，怎么可能爱众生?』我说：『那放不下』他们又说;『你放不下这些，还能出家当和尚吗?』现在回想起他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处于矛盾中，那时候为了做一个纯粹的好和尚，必须全部都放下。从形式上是放下了，其实从心理上，我还是放不下。现在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出家与不出家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我们读《西游记》时，发现里面的人物为了应时都可以变化多端，其实和画画是一样的，都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我认为放下既是一种执着，也是一种社会担当。俗话说：『佛门为了修行，修行为了开悟，开悟就是为了做事。』回到社会上重新做事情，把开悟的经验用绘画的形式传播给社会其他的人。由此可见，还俗是一种以『拿起』的形式，放下负担、顾虑、世俗的压力。从而重新承担起社会责任，这才是真正的佛教精神。
唐：你在出家时得到了星云大师的点拨，与他建立了机缘。但在决定还俗时有没有征求过星云大师的意见?
史：我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半天都没讲话，后来才点了点头。算是默认吧!在佛门里还俗没有形式的要求，也不需要任何解释。当和尚出家可以还俗七次，不必直接和师父讲，与比自己戒腊高的师兄连续说三次『我要还俗』，就还俗了。这几年我受佛教的影响很多，从中体会到了很多的大爱、和谐、慈悲与善良，同时这些精神对我的绘画创作也是很有启发和帮助的。
唐：就在公布还俗的那一瞬间，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史：正如弘一大师所说的『悲欣交集』，当时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走了一个轮回，十五年后又回到了原点上，难免有很多的感慨。
唐：这个感慨是轻松的吗?
史：由心自发的这种感慨既轻松又沉重。当我身着袈裟后，感觉尘世与佛门就有了一定的界限。美术界认为我是和尚，佛门里则认为我是画家，而在这中间的状态里，我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正如原来我总觉得国外好，等去了之后才发现并非想象中的美，回头再宏观地看原来脚下的土地时，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地想回归的愿望。再如，从地球上看月亮很美，上面有嫦娥、玉兔、吴刚等，当真正踏上月球时，就会为之失望。因此，人要常常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来看待现实生活。所以，我现在肯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浮躁了，同时也会把多年的感悟，通过绘画语言的形式来传达给大家。
唐：你出家时还一直处在不稳定的状态，还俗后却踏实了。那么还俗后，再看当今的现实生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史：虽然我在献爱心，可是没有人能理解、接受。心离开原来的地方，就会不踏实。现在突然把心放回了才发现，其实佛教就在自己的内心，有了心就有了佛，有了佛就有了心。人有了佛心就安静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佛教的精神、理念和修为的方法等，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也会在我今后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唐：你现在重新看身边周围的人时，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史：之前我的性格特别直，现在看来，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刚柔并进才是最理想的。其实这个社会没有变，而是我观察事物的方式变了。同时我还学会了包容，现在的我，是以和谐相处的心态来面对世界。比如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前我就执着的认为红色好，而现在则是七种颜色搭配在一起才好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相包容。就像『月牙』，渔民认为像船、农民认为像镰刀、武将则认为像弓箭，大家要相互包容，『月牙』才更美丽。
唐：进入到佛门超脱后，就不会太关注外界。但是，当你还俗后生活中琐碎的、世俗的以及人情的东西，又要重新去面对。
史：其实这就是生活，如柏拉图说的『理想国』、陶渊明说的『世外桃源』，以及『乌托邦』『精神家园』等，我觉得这都是对当时生活现状的不满意造成，才会寻求一种解脱的、更理想的状态。现在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时，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唐：这也是人的一种定位，你在出家时也是怀有满心的真诚与美好的愿望，而真正体会到佛门生活时，才觉得自己在生活习惯、家庭担当以及绘画语言与追求等各方面的不适合。我想你在还俗后对生活的领悟以及绘画创作与艺术观念，都会有更深刻的感悟。
史：对，这些影响都会在以后的作品中以大昭寺为主题，充分的表现出来。同时把出家经历和对生活与宗教的体验，都浓缩到我以后的创作中，从而诠释当前的心态。
唐：我还是挺佩服你的，生活中敢于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你以前曾经在北京画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工作过，还俗后为什么把工作定位在国家画院了?国家画院对您回归是否有影响?
史：因为我出家后这十几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紫竹精舍中度过的，参加寺庙里的各种宗教活动，相对比较少，这种自由也更便于创作。不过，那时候也是很孤独、很苦闷。
国家画院是中国一个最好的、最完善的创作单位。对我这么一个充满了争议的人物，还有人敢用和重用，让我很感动，同时也感觉到了大集体的温暖。这些都是促成我还俗的契机。
唐：你还俗后，是不是已经转为『居士』了呢?那么还俗有没有文字上的形式?
史：还俗是不需要文字形式的，它只是传统的一个样式。我这十五年的宗教体验和生命体验是触及灵魂的，太深刻了。头上的九个戒疤不只是留在我的身上，而且还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成为终身的印记。每当用手触摸它时，就感觉心情慌乱，百感交集。此外对我作为艺术家和艺术创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出家前，我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是我的精神寄托。就像吴冠中先生所说的『殉道』，我也是以这样一种心态来从事绘画的。
唐：你回来也和家人团聚了。
史：对，这也是重新开始吧。
唐：这些年家里人也是很支持你的吧。
史：对啊，她一直没有抛弃我，她说：『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一定会回来的』，所以等了我十五年。从三十几岁一直等到头发都白了，这种感受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
唐：虽然你的人生经历很曲折，但到最后也是很圆满、很幸福的，我想这也是你勇于担当的结果吧。现在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感受，而且还没有太大的缺失，同时又回到了国家创作单位。如此圆满的结果，说明在以往的十五年，你参与了很多慈善的工作，在修行时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回到国家画院后除了在个人的创作外，你是否还有其他得想法，包括把个人的经历和大家分享?
史：我曾写了一本书叫《回望红尘》，现在我要调整好思绪把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再版时加入《回落红尘》这一章，为此书补充完整。同时我还想借《荣宝斋》杂志向大家澄清一下，过去特别敏感的事情，就是关于『史国良很注重市场』的议论。我在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回来的时候，当时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我在佛教界和美术界很孤立，当我找人帮我写文章来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几个理论家都拒绝了我，那种孤独相当自卑。当时的佛教界、美术界和媒体都排斥我，生活也很窘迫，我不能像一般的和尚那样满街去乞讨、化缘，这也不是我所追求的理想。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市场找到了我，于是我也选择了市场。其实，市场也是艺术创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再如，我曾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就像我当时回来的状况是一样的，举目无亲、没有资金、语言不通要生活下去必须想办法进入市场。
唐：这也可能是你有悟性的另一个方面，从历史上看，艺术和市场也没有对立过。既然艺术要在社会上传播，它就需要以市场做平台。与此同时，市场也没有耽误学术的提升，因此，市场也是检验文化审美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随着社会发展，物质都已经市场化了。现在消费水平逐渐上升，如果单靠工资或没有工资，而想从事艺术创作、适应生活以及出版、宣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自救的办法，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排斥、鄙视市场，或抱怨市场，要积极地面对它，研究其规律，让作品与市场有个很好的融合，得到市场的检验。具有学术标准的作品不一定能进入市场，反而进入市场的作品不一定具有学术标准，但是能在市场上扎根立足的，它一定是具有学术水准的作品。
唐：我们《荣宝斋》对你一直是不懈的支持。
史：我在《荣宝斋》期刊做了好几年了，那么多杂志我都尝试过，只有这本杂志最适合我，它综合了知识、市场的传播效果和学术水准，同时涉及了历史、文物等各方面的相关信息。《荣宝斋》期刊已成为艺术市场的工具书，也是所有的收藏家和进入市场的人应该必读之刊。我也感谢《荣宝斋》期刊这几年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以及做了大量的宣传。
唐：这也是一个相互信任的过程，对于艺术家我们也是有所选择的。你的学术水平和努力是有目共睹，这对期刊的整体水平也是一个提升。
史：我在出家的这几年中，『慈善』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社会责任也是一种社会使命。这些年我们国家的灾难特别多，无论是在美术界、佛教界还是在社会上我都积极参加，给予了很多奉献，这也是值得我骄傲的一方面。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位具有良知的艺术家、有责任的出家人应该做的;其次就是教书育人，我在艺术院校当客座教授时，很多学生反映我教书特别认真，都很喜欢上我的课，我也很感谢这些学生。因为我是个出家人，我想用这种形式来表达我对学生的爱，对事业能做点贡献。这些年除了画画外，我在教学过程中还整理了四本技法书，供大家参考学习。
唐：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采访，我想你的『放下』会让你更加轻松地面对生活与创作，社会也需要更多有责任心的人去担当各种社会责任，希望你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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