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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汲平2012-07-03 14:55:54 来源:2008年3月ARTGUIDE/艺术指南
《概》:您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个整齐的动作,好像是喊着口号向前冲,当初您创作的动机是什么?
王:这个动机挺简单,我回国之前在澳大利亚感觉生活学习状态特特紧张,情绪特别低落。因为我在西安的时候就挺压抑的,出国后状态也是不好,从小生长在贫困区,各种压力特别大,体会特别深。回国之后来北京,几个哥们整天聚会,有时还谈起纯精神上的那些话题,都是些事业上刚起步的穷哥们,都没什么钱。最近这几年都好起来了。但是又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大家都开始向钱看了。
《概》:如果不考虑到主题,憨态可掬的农民其实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群人,您觉得通过这个载体表达你的艺术观念是吻合的吗? 王:我觉得是非常吻合的,我个人的感觉我们的社会发展太快了,我刚回国的时候,感觉到北京一天一个样啦,感觉是一种恐慌,而这种恐慌感不是我一个人存在的。我周围的哥们成天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低落的,谈论都是房子、车子,而且那时候的压力特别大。后来感觉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周围的房子突然就起来了,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达到这个状态呢。虽然我们那时都是很单纯的,我们跟他们那些人比起来不一样,你感觉这个社会每天都在动,新闻每天都在炒,动的不是那种文人纯精神状态,或者创作中哲理性的状态,我觉得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我还是想体现生存状态,我没有考虑哲学啊人文啊,没有大的思想变化。 那个时候我认识圈子里的人很少跟搞艺术的在一起,我认识的一些哥们大都是搞其他的领域。有大学里的老师,或者一些学工科、学文科、学管理的,而现在这帮哥们都在我这儿,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小圈子。我们跟别的艺术家比起来,还是比较单纯的和互补的。
《概》:当时你出国留学,学的也是雕塑是吧?
王:对,在那边学了2年。
《概》:您鲁美毕业,然后在西安美院任教,为什么想到去留学呢?
王:我在西安美院工作时学历还是本科,长期看还是不行,立不住的,再说我对西安那边的工作氛围不是很适应,并不是西安人不好,而是西安那边的整体地域性,比如穷困,观念落后,人与人之间受红色思想的影响,关系根深蒂固,很难融入。我特别不适应,因为我那时候也还比较小,突如其来的打击精神上接受不了,怎么办,学习会改变命运,因为我家没有其他的关系,只能靠自己。在当时出国是一件非常牛的事情,大家伙都在争着往前跑出国去留学,没想到我一下子学习了四年英语,人家才学习了一年、二年的,直羡慕我呢。 其实那时候国内有些地方发展很好。当时鲁美本科毕业后有一个去厦门集美大学工作的机会。如果去了厦门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啦,厦门那地方待遇可能特别好,起码衣食无忧。不过现在回北京后,我特别满足,觉得北京从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健康的、积极的。只要你努力,还是可以拿到你自己生存的空间。而地域性的东西,比如沈阳、西安,像这种环境它是一个根深蒂固,难以生存,提不到公平。所以我对现在比较满足,来北京时候我对一切都能接受,所有的成长我都体会到了。
《概》:澳大利亚在雕塑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吗?为什么会选择澳大利亚呢?
王:说实话,是学费比较便宜,而当初我的英语条件不好,我98年才开始学英语的。
《概》:您在澳大利亚有没有什么创作?
王:在那时我只是搞了一些装置性的东西,我那时候主要是为了完成学业。
《概》:平时和其他艺术家交流吗?
王:我们搞艺术的不怎么交流艺术,这个圈子有很多地域性的,他不是跟你坐下来去探讨一下问题,他主要是发泄,发泄完了就走,没法去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发现跟其他领域的哥们还经常谈,他们实际上很了解艺术,可能对技术上不懂。我这边的哥们有搞策展、有的搞文学的、有搞管理的,都是相通的,很全面。有一个搞管理的哥们,对音乐很喜欢,经常会谈一些音乐。我觉得不应该跟搞艺术的谈,因为跟搞艺术的谈太局限啦。
《概》:现在您的的作品已经成熟,也有很多人喜欢,应该进入一个创作期了?
王:我觉得现在压力小啦,我也在调整自己。就是2004年,那时候状态不好,后来跟香港有一些商业合作,在经济上也缓和了一下,以及国内的知心朋友在一起经常聊天,情绪上也就缓和了许多,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后来有了房子和孩子后,心情就不一样,慢慢没吵没闹。除非有找上我了,要没人找我不会主动出去。我觉得应该是先生存后发展。
《概》:今年有没有什么计划?
王:我今年计划做一次展览,出个画册,在国内露个面,因为以前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合作,在国内没有做过,国内也没有参加过太多展览。跟香港和新加坡没有签约,只是合作。虽然没有签约,但我也不希望跟香港其他的画廊合作,跟香港之外的画廊合作是可以的。
《概》:现在创作和工作有时间冲突吗?
王:我现在状态就是静下心来创作。工作上没有冲突,我们工作时间非常少,我的作品出的也比较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奔波,一直没有停。我97年毕业,毕业后就在西安美院教书,教书期间就学英语,主要的精力就是学习,学了好几年英语。01年终于把雅思考过去了,然后出国,我一点基础都没有,却把雅思过了,当时那帮哥们很惊讶。出国又学了两年,压力特别大,语言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那时候就像傻子一样在学校里,脑海里每天都是词,那时候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怕有不过的学科然后重修交学费。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你不努力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回国之后,呆了一年,然后去首师大工作了。
《概》:雕塑的语言有好多种,选择直线一直是你的风格,有没有想过去改变它,而去做另一种风格的东西?
王:目前没有想过,因为现在已经做得很顺手,而且这个风格已经被认可了,都是这么大的,也有很大的,就像放在我工作室门口的那个。 有的时候做东西,过程一直在变,每个人不一样。就像我在宋庄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去的人特别多,包括宋庄的一些人经常带着一帮人去,一个人给我一个解释,我感觉他们理解得特别好,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好玩。 有人说,这的确是我们年轻人发展运动中一个共同趋势,一个社会形态,还有人说这只是一种形势上的视觉符号,怎么说的都有,但我无所谓,我的形像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我,怎么说都行。
《概》:您当初第一批作品出来的时候,得到大家的认可,是不是也很有成就感?
王:没有,我当时只是平静了一下,我只是想这回终于出作品了,能生存下来啦。你想我买了两套房子,还等着还贷,我就是很实际。
《概》:您在首师大任教,怎么会在嫘苑找工作室,太远了。 王:嫘苑不是便宜吗,我喜欢这间工作室。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喜欢静,因为我不欠别人,我就是怕别人老是找我碴,我脾气又不好,怕把我自己弄燥起来。
《概》:现在经济不是问题了。
王:是。钱在我的心目中曾经很重要,但是我现在把钱看得很淡,就是现在已经经历过了。那时候钱在心中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因为它涉及到我的现实生存问题。
《概》:在您这么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有没有特别要感激的人? 王:肯定有,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我在鲁美上学,上学期间,感谢我那些老师,他们从基础教起,让我终身受益,这是其他学院赶不上的,从技艺及苏联的教育体制上,结构主义的那种,是别的学院读不到的,而老师基本上都是有责任感的老教师,非常好。我们一直在训练技术。接下来是我上西安,在西安我不是感激我们学院的老师,他们的那种关系网,让我看不惯。后来在西安外院认识了四个人,一个是英语老师陈健、英语教育系的寇有为、一个是西班牙外教VANESSA、一个是在读外院成人教育的小哥们罗三林,这四个人在外语学习上给我很大的帮助。最后是在澳大利亚,还要感谢四五个同学和事友。回国后又要感谢我在首都师范大学的院长,他能够欣赏我,还要感谢香港画廊的老板,和我在商业上的七年合作,我在澳大利亚之前就已开始有过合作。
《概》:怎么跟香港老板认识的?
王:我的一件作品在第四届全国美展上获奖了,他从画册上看到,然后他就从我的同学李占洋那打听到了我。
《概》:跟您同期的艺术家里,您觉得您是不是最有实力的? 王:没有,没有比。不过,在发展中会很有信心的,没有自信心的话,就没法做了,艺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职业,也是一个爱好。
《概》:您现在还在任职,有没有想过,放弃这个职位,专心创作?
王:想法肯定有过,但是我一合计,他不影响创作,跟创作不冲突。我目前教的是雕塑课,只是插到别的专业里的一个课。
《概》:如果跟画廊合作,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王:什么样的合作方式都行,首先得要守这个行业规矩,我也会守规矩的。
《概》:香港的画廊对你的作品每年有数量要求吗?
王:没有要求,我非常喜欢与他们合作,到一定的时候,他们总是能给我一些机会,马上就给我打电话,我总是很兴奋,他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创作状态。你能感觉到他们挺到位,挺细致的。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到他特别尊重你,不是用嘴说,而用实际去做的。
《概》:一个大的雕塑你创作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王:这个时间不好说,有时做一段时间,不愿意做啦,就包装好,放在那里,过个十天半个月,你感兴趣的时候,想做的时候,再把它打开继续做。其实他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是一个创作感觉的过程,这个结果他是没有标准的,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着急的时候,很快做了一个,当时感觉很好,然后一看不行。还得重来。
《概》:雕塑的拷贝有规矩吗?
王:有规矩的,一件作品最多可拷十二件,自己收藏四个,自己收藏的叫AP,另外八个出售,最多也就十二个,这是国际上的惯例,这是行规。你要是不遵守这个行规,市场就不好做了。
《概》:一年可以创作多少作品?
王:最多也只能做10个。 其实雕塑1个作品也可以做展览,我在澳利亚看到一个展览,是一个女性,她不是一个艺术家,她是学医的。可能是她的心理状态特别好,特别细微,她的作品都放在墙上,都是小雕塑,放了一墙。小雕塑里放了医学仪器,挺好看的,它那也能做个展览,就那么几个,可能跟医生职业的灵感有关系,和那习惯和观察角度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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