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4月初出生的，到今年年满72岁了。真是弹指一挥间，转眼成了一位年逾古稀有余的年老人了。
我过去身体一直都很好，自从前年疫情开放以后，先后感染过两次，身体被新冠病毒的摧残狠狠地打压了一下，明显地比以前差了一些。
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以前，虽然是个六七十岁的年老人，但思想上完全不服老，整天忙忙碌碌地闲不下来，一直在专心地进行中国画艺术的研究、创作与展览。除此之外，还从2017年至2023年用了五六年的宝贵时间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做了一些社会公益性的工作。
青少年时代的尹维新：
一
我是湖北鄂州市人，原鄂城县。家乡距离武汉市只有二十多公里，是鄂城县靠近武汉市江夏区的最边缘地区，出生地在鸭儿湖的内湖红莲湖畔，在一个三面环水的湖岸边长大的农村人。
回忆我上吴屴小学读书时，一到四年级是个糊里糊涂的完全没有开窍的学生，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记得最深是对学习汉语拼音最没有兴趣，反应特别迟钝，尤其对声母和韵母非常陌生，一窍不通，感觉是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再加上受同村那些年龄比我大的同伴们影响，特别爱玩，还特别喜欢看电影，乡村里没有通电，放电影都得用那种发出隆隆声的发电机发电。放电影的场地一般会选在村子里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方，或者是选在生产队里的稻场上，用2根长长的笔直的木杆子（帆船上使用的桅杆）竖起来挂上边框黑色中间大块雪白的幕布，发电机都会放在距离幕布比较远的偏僻位置，发电机启动后产生的电带动那个放映机的转动，是用一种比较落后的方式放电影。我们小的时候，放的都是些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战争片，还有封建旧社会穷苦人民生活的片子等。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有“甲午风云”，“地道战”，“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白毛女”，“苦菜花”，“洪湖赤卫队”，“敌后武工队”等，是在这样一些战争片子的影响熏陶中成长的。记得在小学四年级以前，一到晚上年龄大点的同学总是带着我模仿着电影里的模样做战争游戏，打打杀杀，咚咚、啪啪，冲啊，杀啊地追跑吼叫，饶有兴致地玩到很晚才肯回家睡觉。
由于我们这帮同学们晚上总爱出去如此疯狂地玩耍，最后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将学习成绩玩垮了。导致我的小学四年级成了个留级生。现在还记得，当我拿到四年级学年成绩通知书是留级时，因为害怕挨打，幼稚可笑和愚蠢的我将留级的那个“留”字给抠掉了，以为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就可以不知道我是留级。
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是读私塾的，由私塾先生传授他的传统文化知识。记得我父亲有个中等大小的木板书箱，书箱子是用老黄色的油性牛皮纸包面，纯铜包角，配上两个纯铜锁扣，非常考究与精致，是家里面所有的家具用具中最为显眼的一种。书箱子里面装满的都是那些古线装书。记得我小的时候出于好奇心，很喜欢翻看父亲那个书箱。每当看见那些书箱里面有许多古装白描人物插图都非常兴奋，这些白描人物动态生动，栩栩如生，非常动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些历史名人，有的还是古时候的皇帝。如孔夫子，孟子，荀子，还有秦始皇等等。我在六七岁大小的时候表现出和乡村其他儿童不一样，对这样书中的人物，花草或者风景等插图兴趣浓幽，只要翻到这些人物，虽然不识字，那些人物是谁全然不知，但我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总会情不自禁地拿着笔照着这些人物描摹。可以这么说，我虽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但依然会毫无顾忌地大胆摹写，最有成就感的是画什么都像什么，印象最深的长大了才知道画的是孔夫子，他穿的古装衣服宽袍大袖，双手举在他的胸前，身子好像是微微地向前倾着，正在讲述着什么的那种神情，直到如今还记忆犹新。
由于我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在村子里算是最有文化和知书达礼的人了，当父亲知道了我留级了以后，把我叫到他身边。他没有像别的父母亲那样粗暴地打骂我，而是语言平缓地给我讲述了古时代孟子的母亲“断织教子”的故事。
在这里，为了现代人方便理解，穿插着给你们介绍一下乡村妇女们纺线织布的具体方法与过程。
过去农民们穿的衣服以及做被子所用的棉布布料都是靠村姑们先纺线再纺织成布。农村人纺线是用纺线车纺出棉线，再将纺出来的棉线用土织布机织出土棉布。我生长在乡村，小的时候每年的冬春季都会见到我的妹妹和我的母亲以及乡村里各家各户的妇女们坐在土织布机上织布。土织布机卷起一卷“经线”的开合依靠人的一双脚轮换踩踏；布的纬线靠着织布人的左右手来回丢送梭子，穿梭于布的经线开合的一瞬间。
用一句话讲，如果说要将棉线织成可供人使用的棉布，需用人在土织布机上手脚并用熟练地操作完成。她们一边织成棉布，一边将织成的棉布卷成一个圆柱形的布卷，卷在土织布机的尾部。
我的父亲说；孟母教育他的儿子，并没有打骂她的儿子，而是将孟子叫到了她的土织布机跟前，拿着一把剪刀，当着孟子的面，将土织布机上全部的经线果断地剪断了。她和孟子说，你看看，如果这个经线不剪断，用梭子就可以织成我们可以用来做衣服和被子的可用之布，现在我将它们全部剪断了，再也没办法织成有用的棉布了。你如果现在不好好刻苦用功读书，就好比这个布把经线剪断了一样，以后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了，你的一生就等于成了一个废人。
我记得听了父亲讲述了这个故事后虽然感觉到比较有意思，但由于年龄还比较幼小，有点似懂非懂，只大略地知道父亲讲的这个有趣故事是希望我要好好读书。所以小学4年级我开始有点儿开悟了，从此知道要发奋读书。
晚上不再与那些大一点的同学出去玩耍了，每天晚上睡觉前会把白天在学校上课所学课文里的字、词、句、段落大意（课文里面每一段落的大体意思所在）和中心思想（整篇文章主要的中心内容）不仅将他们背诵得滚瓜烂熟，还要做到领悟其中之意。记得那个时候农村里都是使用的煤油灯，或者使用一个汤勺，平放在人的跟前高处，给汤勺里添满食用油，汤勺里还需要放置一根灯芯，点燃灯芯才会使室内有一点微弱的光亮，我就是在这种灯光下学习的。我每天晚上学习的都很晚，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比较早地惊醒后，头蒙在被窝里面，将头天晚上背诵记忆过的课本知识内容再重新地记忆一遍，第二天上学来到课堂，每次被老师点名提问或者背诵课文都不会让老师感到失望，考试结果几乎都是门门功课100分。
二
记得小学四年级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叫邱立诚。
他有一只脚有点残疾，走路有点跛。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午全校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唯独邱立诚老师总是将我们班的同学留下来延迟放学，留在教室里听邱老师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童话故事，同学们都非常有兴趣听邱老师讲的那些有趣的故事，每当讲到精彩好笑的故事情节时，总会引起全班同学笑得前仰后合，兴致盎然。
邱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很多都很有教育意义。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至今还没忘记，故事的名字叫做“枣核的故事”，故事主人翁叫“枣核”，这个童话故事，说的是“枣核”小朋友不仅天生就超级聪明勇敢，鬼点子特别多，神通广大，灵敏活泼。最有趣的是别看他人只一点点小，但是他却非常厉害，足智多谋，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那样善于七十二变，机智勇敢地跟坏人斗，每当枣核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临危不惧，总能凭借他的机灵应变和聪明才智转危为安，险中取胜……故事情节滑稽、讽刺和幽默，妙趣横生，余味无穷
我们四年级同学都特别喜欢班主任邱立诚老师，因为邱老师不但给了同学们的快乐，还增长了同学知识，增强了同学对好与坏、善与恶、真与伪的辨别力，受到了良好品德教育。
除了以上介绍外，邱立诚恩师还做了一件让我受益终生的事情。一天早晨，当我上学来到教室，刚进教室的门，突然发现靠近教室门这一头黑板边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张不大的红纸，红纸的上面写有四句顺口溜，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我班有个尹维新，门门功课一百分，刻苦努力肯用功，年年争做好标兵”，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64年。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如果看到了学生的进步，用这样的形式去鼓励学生，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激发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由此“年年争做好标兵”成为我内在的一个巨大的驱动力。再加上我的父亲那次“孟母断织教子”的故事，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双重配合下，给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个孩子的教育既有家庭教育，也有学校教育。孩子幼小的时候，应该多以激励性的教育方式为主，这样可能对孩子的成长将会更好。说到此让我记起来曾经在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儿童艺术教育研讨会”会议期间结识了大会邀请来讲学的台湾儿童美术教育家——陈处世先生，他是中国台湾屏东县潮州镇人。之后我们有过多次友好的交流。
在1998年我应邀赴台艺术交流期间还专门去拜访过陈处世先生及家人。后来我也邀请了陈处世先生来我们华中师大做过一次儿童美术教育的学术讲座。他不仅是一位儿童美术教育家，还是一位儿童文学家，在中国台湾出版过《处世寓言故事》系列多册，深受台湾儿童的喜爱；他又是一位中国传统的皮影戏戏剧人物作品的收藏家；同时还是一位水彩风景画家，他是多家集于一身的儿童美术教育奇人。与陈处世先生的相处，使我了解了陈处世先生具有丰富的儿童美术教育实践经验，其儿童美术教育理念源于日本和美国流行的儿童美术教育思想。他主张在儿童美术教育中实施“赞美法”，他将“赞美法”称之为“激励性教育”，其教育宗旨与目的是激发儿童美术活动创作欲望与兴趣，鼓励儿童美术活动中取得的进步与成绩，促进儿童在美术活动中不断成长。陈先生的这种赞美教育方法我是很赞同的。但是，我还认为激励性的教育也不能是无实的，或者随意地夸大的赞美。因为这样的夸奖不符合孩子的美术活动中的实际表现给孩子以赞美，将会使得孩子容易养成虚荣心太强，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需要教育者们在幼儿美术活动过程中善于发现孩子的实际进步及表现的具体方面所在。比如是造型上的某种独到性，或表现内容的多样性、新颖性与奇特性，还是使用颜色上的大胆性、丰富性与协调性等。在我看来实事求是地对孩子实施以恰如其分的赞美效果将会比较好，会给孩子具有一种心悦诚服的成就感，有利于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同时还会间接地使得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一种“诚实与客观”和“不弄虚作假”的良好品质。
比如说我前面介绍的小学班主任邱立诚老师给我的符合实际的良好评价与及时的鼓励的那“四句顺口溜”做到了实事求是，他的赞美性鼓励的顺口溜符合我当时学习成绩的实际表现，在我从小学4年级到6年级共3年的学习阶段中起到了一种不可低估的激励性作用。
在此，需要给你们具体地介绍下，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还是非常不易的。
1966年我小学毕业的那个年代，社会的教育资源极其贫乏，我们庙岭区一共有3个公社，大概每年有近千小学毕业生。那时我们区的所在地仅有一所“鄂城县第六中学”，1965年以前这所县立六中每年只招初中生一个班，一年只招生56名新生。可是到了1966年的这一年招收初中新生的招收方式发生了改变。就是将一个班的56名新生招生指标提前分出来28名指标，分配到全区各个小学推荐免试入学。被推荐条件是“根红苗正”，家庭出生为“贫下中农”，由各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负责推荐；其余的28名新生指标，留给全区近千小学毕业生通过初中升学考试后择优录取。这样一来，这一年对于那些参加初中升学考试的小学毕业生来说，思想压力将比往届小学毕业生的压力更大！
尹老师在1966年毕业前，为了能够考取初中，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几乎把小学6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上下册共4本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几乎做到了倒背如流。
至今我还难以忘怀当年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及考试完毕后的一些情景：
每个考场内外都安排有监考老师负责监考。第一场考试的科目是语文。考试内容写一篇命题作文，作文题目是“你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以后”。因这样的严格监考的考试环境是我小学几年学习所有考试的第一次，令我十分紧张，大约开考了十几分钟我紧张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第二场考试科目是算术，我记得我的每一道题目都计算三遍，直到其得数确信无疑是正确无误时才会慎重地抄写在卷面上去，力争做到滴水不漏。谁知考完后出了考场，同班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一起，相互对各题的答案，却深感意外地和班上平时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答案都互相不一致。那时候因年纪太小，原本还很自信的我，此时心里面却完全没底了，顿时感觉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地忐忑不安……。记得考试前父亲特别强调过我必须考出好成绩能够上初中。他跟我说：“今年你要是考不起初中，我就找一头牛给你放”！我怀着胆怯的心情回到家里，父亲很关切地问我考得如何？我非常丧气地告诉父亲说：“放牛吧”。
此后在漫长地等待录取结果的日子里，非常难受地煎熬着，简直是度日如年…每天假装出门去捡粪，拿个粪箕粪耙跑到我的外祖母那个村子里的一个要好同学家聊天，以此来消磨时光，骗父母亲说是出门去捡粪（那个年代生产队按照斤两多少给捡粪者记工分，到年底参加生产队里分红。），可是呢，我根本上无心捡粪，每天上午到那个要好的同学家里，两人坐在他家床上的蚊帐里一起聊我们的未来理想，幻想着考取初中后将会如何奋斗等。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接近中午了，从这位同学家里回来路过我们的小学时，惊喜地看到了一位从鄂城六中来的尹贯群老师来到了我们的吴屴小学，只见尹老师戴着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上身穿的白色短袖衬衫，青蓝色七分短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个小布袋。此时正好遇上了几个在初中就读的二年级学生们，暑假没事正在小学里打乒乓球，他们发现尹贯群老师来了便问尹贯群老师：“尹老师过来是不是给吴屴小学送初中录取通知书的啊？吴屴小学今年考几个？”尹老师笑着告诉说：“吴屴小学今年录取4个学生，推荐2个，考取2个”。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立即开始了紧张。大家跟着尹老师走进了一个教师办公桌子跟前，尹老师从他的布袋里拿出来了几位同学的录取通知书，同学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我不好意思挤进去，站在老师和几个同学的外围。大家安静地听尹贯群老师念录取学生的名字：尹老师念的第1名，第2名不是我，我心虽然很有失落感，但还在期待着，看后面是否会念出我的名字，当念到第3名还不是我时。我紧张期待的心一下子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似的特别痛苦与失望……谁知当念到最后一名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于是我奋不顾身猛地一把将紧围在办公桌前的同学们扒开，我需要眼见为实！当我看到了桌子上摆放着的一份录取通知书上是“尹维新”的名字后，按捺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兴高采烈地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家迫不及待高兴地告诉了父母我被录取了的好消息…………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但每当回忆起这个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过程的往事时，我的心情依然还会难以平静！
记得我进鄂城六中就读时，我的作文有时候被语文老师评为优秀在班里给同学们念的；我的数学老师姓周，叫周光艮，女老师，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她个儿不算高，是个地道的武汉市人，一口纯正的武汉话。我们入学快到一个月的国庆节即将到来的一天，班主任周老师问：“同学们，我们要办一个国庆专刊，有哪位同学喜欢绘画，有会画画的吗？办专刊需要画主刊图和插图，花边等，请有这个特长的同学举手。”因为我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协助过班主任老师画了抗美援越专刊的主刊图和插图，我大胆地举手了。国庆节前便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完成了国庆专刊任务，同学老师都比较满意。
我刚进初中的数学学习成绩也很好，我的数学作业，很讲究整洁干净，我是一个喜欢求100%的人。说句很不谦虚的话，我从初中到读高中的数学成绩一直保持优秀，特别是高中数学的总评成绩是100分毕业的。绝对不允许我的平时练习作业，单元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99.9分。我习惯于下死功夫。自从小学邱老师的“年年争做好标兵”的这句话，刻进了尹老师心中后。我不放过一个在学习中遇到的任何难题。不攻破学习中的每一个难题，决不罢休，后来为什么能开创冰竹画，我想这应该与过去学习数学养成严谨的思维品质与做任何事情都具有那种坚定的信念有关。做事特别认真，像学习数学那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冰竹画创作中所出现的各种难题，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
我是1985年从湖北艺术学院调来华中师范学院的，由在母校从事的行政工作转入到华中师范学院从事专业教学工作。我是怀揣着一个画家的梦想，怀揣着一个教授的梦想来到华师的。记得我自从1975年上大学学习开始一直到我的老来，我从来没有寒暑假，从来没有星期天。我是遇事肯下功夫的人，具体表现在做任何事情尽可能地追求完美。一路走来就是那句古话，朝着一个既定方向和一个预期的高度，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坚定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迈进。我把我几十年走的这条路叫做一种“乌龟路”，脚踏实地慢慢往前爬行。从幼小的我就锻炼出来的一种品质——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马虎或者随便地应付，都会很严谨，细致、思维缜密地对待。
比如现在还记得我在学习高中数学的时候，往往遇到的数学题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大，我们必须利用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找到解题最优化的切入口，一旦找到了正确的切入口，后面的推导便迎刃而解，将会很顺利地一步一步推算，直到最后推算成功，那种独有的成就感应运而生的心理感受特别美，特别的享受，久而久之数学变成了我的一种兴趣。记得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常常是“同班中有的同学的老师”，总会给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解数学中新学单元的内容与解题思路的路径以及运算的方法。我学习不仅是要知道如何解，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解，不仅要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对待每一个新的知识点，不学通，学懂，学透，决不放弃。
鄂城六中短暂的学习阶段，任教我们班数学教学的周光艮老师经常在同学面前展示我的数学作业本，因为我的作业绝对不允许有一个疙瘩，每次作业特别干净整洁，一丝不苟。
如今往往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和我们家因祖祖辈辈是农民，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可能具备前瞻眼光，会将我的高中数学作业本全部保存完好留存下来。高中毕业后不到一两年早就不知踪影了。不然那些作业本保存到现在，拿出来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记得1966年9月1日，我们新生刚入学初中时，全班新生56个同学中，相互熟悉的除了4个同学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以外，其他同学都是陌生的。就在入学刚满一个月国庆节休假回来后的当天晚上晚自习时，班主任周光艮老师微笑着来到了我们班里，在教室的黑板前高兴地宣布了一件同学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无比振奋的特大喜讯，她说：“同学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班里56个同学中，以10%的比例将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出6名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同学们一下子像炸开了锅似的感到无比幸福与欢快！在上个世纪的1966年的那个年代，全国亿万人民都心向北京天安门，敬仰崇拜毛主席！现在居然让我们这些从没有见过天的乡旮旯里长大的乡下娃子不仅要去北京首都，还将要见到我们亿万人民无比敬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美梦成真啊！大家此时的激动之情真是无以言表了。
那个时候的学生们都非常的单纯。记得那天晚上周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强调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通过入学一个多月以来从不认识到认识，根据班上同学中的积极主动的实际表现与学习成绩优秀事实的初步了解，你认为哪6位同学可以代表我们去北京见毛主席，你就写在纸条上，最后收集起来选出我们班的6个同学代表来”。我记得我们班56个同学，我是37票当选。当时我14岁，心想我能当选很有可能与我利用了绘画特长主动积极地报名画专刊和我平时学习成绩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有关吧。
我们鄂城六中的赴京代表是校长周启超老师和刘元孝老师带队，专车把我们送到鄂城县，到了鄂城县以后，县委石绍昌书记在鄂城县大礼堂给全县的赴京代表作报告，当晚有鄂城县京剧团专门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京剧演出，演出的京剧曲目叫《风雷渡》（这个京剧团后来是湖北省京剧二团）。我们听完报告看完戏的第二天，又用专车把我们送到武汉的武昌站，包了几节火车车厢，全鄂城县的初高中生赴京代表由县委石绍昌书记带队。当年坐的是绿皮蒸汽式火车，从武汉到北京好像需要两天一夜，那个时候北京好像只有一个“北京站”，到北京站是下午三点。下了火车来到北京站前的北广场，早已经有十几辆新的客车等待着这些到站的学生代表们的到来。将我们接到了北京的三里屯外的“五建五工区”，安排在刚建成还没有正式交付使用的新楼房里，给每人发送一条全羊毛毛毯。三里屯这里是个大使馆集中区，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农村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几种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包括外国儿童，都感到非常的新奇。我们这些代表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天，几乎每天给我们发送两个烤的咖啡色面包（这是我们农村孩子们从来都没有吃过的食品，第一次见到这种食品），天天有专车送我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尹老师是从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才知道人间有大学，后来读书主要是冲着名牌大学读书的）、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一些地方参观学习，听报告，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年龄小什么也听不懂。
当我们来北京约十多天了，还没有接到我们什么时候见毛主席的通知时，大家都急切地等啊，盼啊！就在我们快要回家的前一天中午，终于等来了准确消息，第二天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午餐后，带队来北京的县领导和老师组织了我们全体代表来到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组织我们20人一排，十排一个方队，训练我们走方队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天刚亮我们早早吃过早餐，排成方队来到了指定地点，即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王府井往东的东长安街马路北边等候。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66年的10月18日这天，北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代表们在等候的几个小时里，一会儿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一会儿齐声高唱红色歌曲，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约一点多钟的时候，终于听见了路边高音喇叭里响起了熟悉而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大家开始了躁动，都不约而同地伸长脖子朝着西边望去，只见西边一片好似红色海洋的波浪一样，每人手握红皮色的毛主席语录，挥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阵阵震耳欲聋的激动无比的高呼声此起彼伏，尤为壮观！
不一会儿，来到我们面前的是排成一个箭形的摩托车队率先走过，紧跟其后的就是我们一直期盼的毛主席坐的敞篷车缓缓地行驶到了我们的眼前，只见毛主席头发花白，满面红光，鹤发童颜，面带微笑，左手拿着军帽抓扶着他身前的横栏杆上，右手不停地向马路两边的代表们频频招手……，随后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谢富治……… 等， 许多我们十分熟悉的中央主要领导与首长们都先后一一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此时我们的心情激动得几乎快要蹦出来了…久久久久难以平静！
几十年来，经常会回忆起这个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最有纪念意义最珍贵的幸福美好时刻………
曲折音乐路——与音乐失之交臂
1967年“文革”以后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很遗憾的是如此难以获得的升入初中的学习不得不被中断了。我们开始失学了。我在失学的近两年时间里，正好遇到身体不好，成天莫名其妙地咳嗽不止……成天全身无力，其他同样大的不上学的同学们都帮助家里干农活，在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去了，而我却体弱多病不能参加队里的体力劳动，只好在家里休息。这个时候我已经15岁多了，本应该也一样去田地里干农活。但我的父母出于健康要紧的考虑不让我出工参加重体力劳动。我在家一边帮助家里担水，做点家务，一边自学拉二胡、京胡和板胡。在这个偏僻的湖岸乡村里，没有老师，也不识音乐简谱，由于自幼就对音乐、对胡琴类以及吹奏类的音乐特别有兴趣（比如记得我才四岁时，在我的那个偏僻的乡村里，县里派来了一位姓涂的年轻人来帮助我们村子工作，住在我们村的西头一户大哥的家里。在一个春雨过后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突然被从西边传来幽幽的悦耳箫声而心动不已，激情之下驱使我偷偷地背着大人悄悄出门，不顾门外漆黑一片，泥泞路滑，顺着箫声摸到了那个大哥哥家里，依偎在吹箫的小涂面前，一直痴迷地听着他吹箫到结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了），于是就将曾经学会的熟悉的歌曲曲谱找来，对着会唱歌词的曲谱下面所标注的各种不同的节奏符号，寻找其中的节拍规律，时间久了，那些音符的不同节奏标记与演唱节奏的规律找到后，也就慢慢地破解了简谱的内在奥秘。一年后我由对简谱完全陌生的门外汉到不论多么陌生的简谱曲子不需要提前练习，拿来就可以直接对着陌生的哪怕京剧里那么复杂的曲谱按照准确的节奏和音准流畅地用胡琴拉出来，用嗓子哼唱出来了。
与此同时，在近两年时间里，除了自学拉琴和自学简谱外，特别钟爱从小一直爱好的绘画。经常拿来父母亲和邻居们的黑白头像照片，对着照片摹写真人头像，或拿来白纸摹写一切可以摹写的图画。我虽然不知道人像照片如何绘制，但是我就按照照片上的五官轮廓特征和明暗光影变化依葫芦画瓢似的摹写描绘，虽然绘画过程中的方法不正确，可是画出来的结果却是与照片的形象特征，光影深浅不差上下，得到了邻居们的夸奖，使我很有成就感。记得最有意思的有一次邻居大哥的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遗憾的是他们家没有在老人身前为其照相留念，当他看到我会画人像时，就来找我帮助给他们的去世的老父亲画一幅遗像作纪念。当时我很为难，担心没有照片作为参照会画不好，但又不好意思推迟，只好说，我没有把握画得让你满意，可以尝试性地画画试试看。
于是在动笔画之前，就努力地回忆这位大哥的父亲身前我熟悉的面孔特征长相是什么样的，待到心里面已经对这位老人有个大体轮廓形象了，便开始根据人的五官生长的规律边画边回忆其形象特征与特点，谁知艰难地画完后，这位大哥与他们家的人都说画得很像，非常满意。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后人在近两年跟我说我几十年前给他们凭着想象记忆性画的那幅老人遗像直到现在还供奉在他们家堂屋的神几龛上作为纪念。
另外，我自幼对篆刻也很有兴趣。在读小学高年级开始就特别关注到家父有一枚用篆书体刻制的一方印章，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种弯弯曲曲的字是“篆书”，只是对父亲印章里那种弯曲的笔画很感兴趣，就将父亲的印章拿来作为摹写对象，学着父亲印章里的弯曲笔画摹写。从摹写中寻找这种书体笔画的规律。
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刻制印章必须在石头一头的平面上先写出姓名的反字，再用尖刀沿着这些反字笔画刻制出来。开初“反字”我不会写，后来发现了写出的正字照到镜子里就会显示出反字的小窍门后，便用铅笔照着镜子里面的反字摹写到磨平了的石头平面上进行刻制。这就是我自学刻制印章的学习过程与方法。我学会了如此刻制印章后，附近的有些村民找我帮他们刻印，只要有这个要求的我不仅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有的人的印章刻制好了还亲自送到他们的家里。记得那时在我还那么小的时候，大胆地给当地农民刻制过多少枚印章确实记不清了。
要说我自学二胡和京胡，还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学习拉琴的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非常困难，虽然爱好京胡和二胡，但是就连2元几毛钱的一把二胡和京胡都买不起，自学京胡和二胡的初学阶段都是找别人借琴来学的，学练几天得赶紧要还给别人。到了比较熟练地掌握京胡二胡可以参加学校排演伴奏的时候，就可以用学校的京胡和二胡来伴奏了。
我还告诉大家，我的第一把二胡还是在我已经四十岁生日的时候，由我的两个最小妹妹红梅、玉梅看到哥哥爱好二胡，买来一把二胡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了我。到了63岁退休后才用我自己的费用买了第一把二胡。2015年到武汉音乐学院那边一个专门制作二胡的师傅那里购买的，由一位我认识不久的武汉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吕文婷老师帮我挑选的。听师傅说，这把二胡曾经有位武汉音乐学院的在校研究生借用去参加上海的全国二胡比赛独奏过的一把二胡。这把琴的音色确实不一般，特别纯正，清脆，悦耳…是我这辈子用得最好的一把琴。
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有了这些特长，也遇到了一些良好机遇，不过很遗憾地失去过两次比较好的机遇，下面就和你们聊一聊失去过两次机遇的小故事吧
1、我失去的第一次机会是可以去从事专业剧团的京胡伴奏
在1969年春季，当我重新进入到初中阶段学习的时候，我的京胡演奏曾经考取过京剧团。
为何有机会考取过京剧团呢？是由于鄂城县京剧团的琴师施老师来农村举办了一个京胡短训班，这个班的所在地是在我们庙岭区的“卸甲公社”。短训班里从老师那里才知道原来京剧伴奏谱和唱腔谱是不完全一样的，它的伴奏谱是在唱腔曲谱基调不变的情形下“加花”。何为加花呢，就是在唱腔曲谱的曲子里间夹进与唱腔不一样的音。比如唱腔里的2 3两个音的中间加花后（间夹了1 和 2）变成了伴奏曲谱是21 23。 京剧团的施老师为了考考我们学员们的听音能力，就说他不会简谱，只会五线谱。需要请一位学员来帮助他。帮助的方式是，施老师用京胡拉一句伴奏曲子，这个学员就将其拉的伴奏曲子用简谱的形式以准确的节奏板书在黑板上，让其他的学员们抄写下去各自练习。经过考核只有我会。我成了全班学员现场的直接翻译员。接下来的实践我实现了施老师的要求，做到了施老师给我们拉一句伴奏曲子，我就可以按照简谱的节奏在黑板上准确不误地反映出来一句。记得自从这次考试后，我每天早上不管在哪里练琴，那个京胡老师施老师总是在离我有十几米远的地方专门观察着我拉琴。当时虽然对老师的这一异常举动有点疑惑，但并不知道施老师对我比较特殊注意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只觉得特别奇怪。但由于我胆子一向比较小，只能将这个不解其故放在自己心里，不敢近前多和老师说什么，直到短训班结束了事
待京胡短训班结束回到了学校上课后的有一天，京剧团的戴团长带两名女演员，从县城坐两个小时班车，再步行半个多小时来到了我的中学（大屋中学）说是来找我京胡伴奏面试的。我从教室出来，因我的京胡不在学校，放在家里，就带着团长和两个年轻女演员到我的家去拿了京胡，在原来小学的一位老师的宿舍里面当着他们伴奏了一段红灯记里铁梅的一个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那两个女演员不面对我，是背对着我唱的，我在一旁伴奏。我的伴奏从起腔直到曲终，因为刚从培训班回来，这一段学的得很熟悉，所以伴奏的几乎是天衣无缝。但是后来却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不了了之了，我以为京剧团没有看上我也就作罢了
谁知两年后，当年来考我的那位戴团长，因为机关干部被派到农村来支援三秋（秋收，秋耕和秋种）他又刚好被安排住到了我同街的同学严家富的家里。后来听我的同学和我说；住在他家的戴团长问他说，“你们这个街有个尹维新吧？”严家富回答说“那是我同学”。戴团长说“尹维新他当年考取我们京剧团了。”同学说“那他为什么没去呢？”
“因为被另外一个年轻人顶替了尹维新的这个名额，所以尹维新就没有去成。”
由于知道这个信息时已经时隔两年了，早已经淡忘了。所以当我听到了这个晚到的信息也就无所谓了。
2、第二次又失去了去部队从事专业的二胡学习与演奏的机会，给我的心理打击比较重。
1972年秋，我经过面试被南京部队前线文工团看中，因区武装部以独子不征兵政策未予批准入伍。
到了高中的二年级那年的秋天，秋季征兵工作已经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区教育组突然来到高中学校我的教室，通知我去区政府参加部队招文艺兵的面试。当我去了接新兵办公室才知道这次征招文艺兵是去南京部队“前线文工团”拉二胡，部队文工团是从我们区教育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我有拉二胡的特长才找我出来面试的。
部队文工团专业军人让我当他们面用二胡拉了一曲，还表演了一段诗歌朗诵，完了以后说看中我了，部队前线文工团的那位军人问我说：“如果部队要让你在部队做一辈子专业拉二胡不转业，愿不愿意？”我立即回答说“愿意”。他还告诉我说“如果说我们把你送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专门学二胡，好吗？”我又立即回答“那太好了！”后来我们区接新兵的一位部队首长、一位军医和部队文工团的那位文艺兵共三个军人把我带到区卫生院，去要求地方允许我新兵入伍单独体检，此时我们区的秋季征兵的体检工作已经结束了，来到区卫生院时，区武装部的戴部长正在召集参加这一年的新兵体检的全体医护人员们开总结会。我记得当时把我留在会议室外等候，他们三个军人进了会议室去找部长商量，差不多快大半个小时才出来。只见这几位军人高高兴兴地把我带往区卫生院这里来体检的，结果我发现他们从区卫生所会议室出来时，一个个都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用很遗憾的语气告诉我说，“非常遗憾，我们向地方再三要求给你体检，但是区武装部长就是不同意，武装部长说你是独子（那个年代有独子不征兵政策的规定）。而且，我们还要求说前方部队需要这样的艺术人才，结果你们区部长说前方需要，我们后方也需要啊。”就这样一场欢喜一场空，再一次失去了我最想去的在部队文工团从事专业二胡的良好机遇。
这件事确实对我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打击！从我18岁开始每年到了征兵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一直渴望参军。这次不仅是可以梦想成真入伍当兵，而且去部队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我自幼的酷爱——二胡的学习与专业演奏。所以，当令人遗憾的结果告诉我后，我的内心非常痛苦！一气之下，没回学校向学校请假，直接跑回家里，有20多天没上学，在家里玩了一阵子后才又无奈地不得不重返学校继续上课了……。
从此我这辈子与自幼酷爱的戏剧与音乐都因故而失之交臂了。尤其是南京部队文工团这个难得机会的失去，直到如今只要一提起还颇感遗憾呢。
虚心接受农村劳动再教育——吃苦带头，以身作则
这辈子从小就爱好艺术，不仅在二胡与京胡的自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自学，同时只要有一点空闲，就兴致勃勃地画画，小学课本里的插图、轮船，大炮和兵舰、连环画里骑着战马，拿着刀枪剑戟武士的英勇形象等都是我摹写或者记忆想象绘画表现的题材。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阶段，学校的各种节日专栏板报等我是个个体承包户，一直坚持着从没有间断，说到我一直保持着画画兴趣这里，尹老师在读高中学习期间为了画画还发生过一件非常值得一提的故事，也顺便讲给同学们听听：
故事发生在1972年春的高中二年级上学期，大约是小麦已经开始抽穗的季节，麦地都已经是成片的麦林了。
我在高中读书住在校内，学校在我们区政府所在的小镇上，有一个周末从小就开始有的娃娃亲的妈妈李阿姨交给我帮她家做一件事，让我上学顺便在镇上买一只小奶猪（猪崽子）回来养。因农民那个时候都时兴家家户户养猪。我来到学校后周一的早晨就买好了那只小奶猪，用一根绳子的一头系在小猪的脖子上，另一头系在我们寝室的床脚上。准备当天晚上请假将小猪送到她的家里。可是不巧，中午午餐后高中的副校长——罗福惠老师（现为华中师大原校长章开沅先生的弟子，硕博毕业留校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交代我完成一项比较紧急的绘画创作任务。罗老师说学校接到县教育局通知，将在全县举办一个主题为“勤俭建校”的学生美术作品展览比赛（在此之前，我们高中发动过全体师生停课一段时间和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过一场自己做红砖土坯，自己烧制红砖在一座荒山头上建学校教学宿舍楼活动），罗老师说学校知道我多才多艺，会乐器也会画画，经研究这个创作任务就交给了我来完成。
当我接到了这个艰巨任务后，连续几天无心听课，沉浸在这件作品的创作构思和绘制上，每天下了课就跑到罗老师办公室去画画，而买来的那只小奶猪需要当天晚上送走的事却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几天后，等到这幅画画好时，我才猛然想起那只小奶猪的这件重要的事没有及时办理。立即慌张地跑到我的寝室看那只小奶猪，发现床脚上只剩下一根绳在那里，小猪早已挣脱绳索跑到不见了。这下子可吓坏我了，赶紧和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施卫生跑到学校附近的漫山遍野地寻找那只小猪，可是学校周边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麦林，两天没有上课到处寻找却不见小猪的踪影。心想这算是完蛋了，这只小猪是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了～…到了周末原本是应该带着小猪送到他们家的，可是，眼下是没有猪可送了！完全没有胆量去面对她家，因为不知道如何向她的妈妈交代……那个时候的农民手里的钱是相当的珍贵啊！
她的妈妈在周末那天下午就开始站在通往他们家的路口上一直等我等到天黑都不见我的人影。她妈妈看到我的同学路过这里时问我的同学才得知小猪已经不小心丢了……她妈妈听到这个难受的消息后，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大度与宽容，放下他家的经济损失不管，却特别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因为过度地自责与焦急，被急出了什么毛病来，不忍心再给我一点压力。最让我无地自容和过意不去的是，她妈妈不但没有对我有半句责备，反而特地送来了肉和鸡蛋，一个劲地劝我千万别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好好读书就行了。……这件事成了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深感内疚的惨痛教训！
当然，任何问题都存在两面性。从另一方面看，罗福惠老师代表学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是他和学校对我才艺能力的一种认可，是给了我一次特别难得的学习绘画实践的机会，是学校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有意地培养我，使我的绘画创作能力与水平通过这样的美术创作活动得到一定的提升，成功与失败与否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或者教训。小猪的丢失不能说是因为完成这个绘画创作任务所致，而是我完全应该先将小猪送回去再回学校画画也不迟。因此，主要的责任应该由我自己承担。
说在此，特别感恩学校！特别感谢罗福惠校长给我提供了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与绘画创作实践锻炼的好机会！
在1975年被推荐入学进了湖北艺术学院，专业是美术系的师范美术。
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当区教育组根据艺术学院要求，上艺术学院美术专业学习的学生必须进行美术绘画专业测试，需要给招生办交一幅绘画作品，当我获得上大学是去艺术学院学习时，心想我填报的大学志愿都是依据我高中学习成绩选报的学校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长沙铁道学院的桥梁专业等。虽然从小爱好绘画艺术，但是没有上艺术小学和艺术中学学习，让我直接上艺术大学，没有绘画艺术基础，拒绝交作品，不愿意上艺术大学。当区教育组得知我不愿意上艺术学院后严肃地告知我，大学名额已经分配完了，只能去上中专了，无奈下从我堂兄尹维昌那里找来了一本杂志封底有一幅列宁的四分之三侧面肖像素描头像，我对这一幅画很感兴趣，便用铅笔描摹了一幅后（我入学后才知道这是俄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画的，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作者——列宾的素描作品。美院我的老师“蒲新诚”教授还肯定了我的那幅列宁的肖像素描临摹作品画得还不错），自觉画得还很像就交给了区教育组，教育组又通知我去鄂城县教育局招生办进行美术面试，记得去县教育局招生办面试的那天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来到招生办只见一位文雅且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中年男老师，温和地微笑着接待了我，拿出了一张不大的白纸，让我当这位老师的面创作一幅绘画作品。当时我用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情随笔用线条勾画了一幅江南水乡景色的画，画面有近水远山，近水的水面画有帆船，远山的山脚下画有凉亭，天空还画有飞鸟等，画完后很不自信地交给了这位老师，老师说面试结束了让我离开了办公室。当我准备去车站坐车回家的街上不巧又遇上了刚才在招生办接待我面试的那位老师，那位招生老师又是面带微笑着告诉我说：“尹维新回家等待通知书吧，你已经被录取了”。听到招生老师这句话，压在我心里面这块沉重的石头顿时一下子就落下了。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多少年来为了追求未来美好理想的我一路走来的那些曲折的跌宕起伏的历程，确实是一波三折啊。
比如小学努力学习好不容易在1966年考取了县立第六中学，却遇上文革时期中断了近两年的学业；直到1969年春，我曾经就读的鄂城县县立六中被拆销改办为高中学校，初中下放到我毕业的吴屴小学代办，那个时候称之为“小学戴帽”。
说句实在话，上学读书是我内心渴望的首要，在初中停课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经常特别想念那段短暂美好的学习时光，曾经几次一个人步行七八里路去了初中六中学校，爬到与我曾经上课教室临近我座位的窗台，双腿跪在窗台外沿平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座位一盯就是十几分钟都舍不得离开。如今虽然上学读书终于有了希望，但一想到又要回到那个已经离开了几年的小校和一些幼小学童们一起上学放学，心里面确实是五味杂陈。
记得我在吴屴小学读初中的那段日子里，确实觉得非常的尴尬，已经是1.7米高的自己每天要与那么小的小学孩童们走在一起去上学，感觉非常不好意思。为了掩盖这种尴尬局面，每天上学前总是先将书包藏在自己身上的衣服里面，不让别人看见我背着书包是去学校上学的，假装自己在路上闲逛的样子，等到了学校我才将书包从衣服里面掏出来上课。
初中毕业后的1971年春，又去了原来就读过一年的原鄂城县六中继续读了高中，虽然初高中的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指望高中毕业可以参加高考，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谁知又遇上了全国大小城市的知识青年和农村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和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
我们这届高中生也不例外，不能参加高考，全部回乡参加劳动锻炼……心里面确实难免产生过一些抵触情绪，心想在初高中学习不仅学习成绩一路优秀，而且多才多艺，高中毕业前能够自创过可以演出近一小时的戏剧文学剧本，还自己为该戏剧作曲，自导自演……特别是数学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实现了满分毕业，如此的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冲着名牌大学而努力发奋读书的，然而这个年代城市、农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不能直接高考，必须下乡、回乡接受劳动锻炼的再教育………当然，那个时候在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内心虽然都会因此有思想上的抵触情绪，但是，我依然积极地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深入农村生产劳动锻炼的第一线，虚心接受再教育，磨炼思想意志，参加农村基层生活实践，积累社会实际工作经验，准备将来更好地为社会多作贡献。
我回到生产队的第一年是1973年初春，我被生产小队安排到了鄂城县水利工地先和村民们一起大上马兴修水利。后来到了农忙季节大部分农民都必须下马回家耕种田地去了，我申请继续留在了县水利工地做长年施工。施工初期我由一个普通的回乡知青民工，因一边紧张地投入建设施工，一边在工余休息时间积极主动地为建设工地的好人好事写新闻报道稿，县指挥部多次录用了我的报道文稿在工地广播站进行了广播，成绩突出，受到了工地负责人的重视与重点培养。提拔我当上了工地民兵营副营长。
在县水利工地长年施工的那年夏天，遇到了多年罕见的连日大暴雨，湖水猛涨。县水利工地指挥部接县委领导下发的紧急防汛通知，组织了全县常年施工的全体民工奔赴梁子湖岸边的广家洲大堤防汛抢险。我奉命带领了全营民工参加了这次县水利建设指挥部指挥的防汛工程的紧张施工。
我们全县民工队伍日夜兼程，赶赴了广家洲大堤现场时，只见大堤决堤风险危在旦夕！我们为了确保湖堤安全，保障湖堤内万顷良田免遭洪水吞没之灾，我们立即投入了挑土加固大堤的战斗。当时人们异常艰苦，天上瓢泼大雨不停，每个民工冒着倾盆大雨，肩上扛着重达一百几十斤重土的担子，需要蹚过一条没大腿深的泥水河港，艰难地将土方运到深水港对岸的大堤上，给大堤加高加宽。我带领着全营几十名民工寻找合适地段就近取土，并且在大部队民工都已经下班离开了工地休息时，我们全营民工却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而加班加点。一连多日，！，全然不顾连日奋战的身体感受到了极端的疲惫，真正地做到了与湖水猛涨赛跑。真是天大雨，人大干，为了大堤安全，一切都在所不惜。
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一场更大考验正在悄然逼近。一天深夜凌晨，全营民工被安排拥挤在距离附近村子有一段距离的一间草棚子仓库里，大家正熟睡中，突然外面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家刚从睡梦中被这极端天气惊醒，只听见哐的一声，猛然间大半个草棚屋顶被一阵特大狂风掀翻到棚子的外边了，房间的大部分屋顶完全暴露在暴风雨下，我们几十人被这突发的境况惊呆了，一起迅速地拥挤到仓库房子还剩下的一小部分棚顶的一个角落，人挤人地相互依偎在一起，睁着双眼，任凭风雨吹打与电闪雷鸣，相互安慰鼓励打气，一直坚持到天亮，暴风雨停了，大家起来将淋湿了的衣被晾晒在仓库前的稻场上，吃过早餐来到了大堤加固的施工工地，眼前一幕使得大家感到万分惊恐！眼看着大堤的坡岸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条被狂风巨浪从湖水里掀翻到大堤岸上的渔船，有的渔船已经被狂风巨浪猛推到大堤护坡的石头块上被碰撞得散架了，零碎的渔船木板散落在大堤护坡上满地都是，简直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眼前这番景象，人们很快就明白怪不得我们睡觉的草棚子屋顶为何被暴风雨揭顶了，可想而知昨夜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该是有多么的猛烈啊！
我们尽管经受了这一场极其少见的极端恶劣天气的强烈袭击，但是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动摇大家战天斗地的坚强意志与决心，依然干劲冲天地坚守战斗在工地上。我们几十人齐心协力，使得加固大堤工程的施工保质保量地提前竣工，实现了三段工程全县第一名。当年年底非常高兴地被评选为了全县“回乡知青”劳动模范。并在1973年秋天由县水利工地指挥部举行的劳动模范大会上，荣幸地被县指挥部指定为劳模大会代表回乡知青劳模发言（发言时指挥部使用时兴的120黑白相机拍摄的发言照片至今保存完好）。
回乡的第二年（1974年）春，我回到了生产大队，大队党支部根据我在头一年的县水利工地的施工中的表现突出，决定委任我为吴屴大队团支部书记。
刚担任团支部书记的那个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因为国家提倡的方针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那个年代国家还提倡“以粮为纲”，重点是要解决全国亿万人民粮食供应得到保障的问题。因此，在农业战线上，大寨率先改造荒山为良地，农民生活在山区向大山要粮。湖北的地理自然环境特点是湖泊很多，学大寨的主要有效途径是“围湖造田”，扩大耕田面积，向湖泊要粮。
记得1974年的春节刚过，大队“秦自堂老书记”将我带到了当地人俗称的“乌鲤堂”的湖岸边，手指面前几千亩大的湖面，认真地向我交代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说：“在这湖岸边生活的几个生产小队的村民们，他们的田地几乎十年九淹，水灾成为湖岸边几个小队的常态，造成他们连年粮棉油严重减产，经济贫乏，这几个小队的村民们很多人至今还住在人字形的稻草棚子里，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线下。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以实际行动学习大寨精神，开展围湖造田，以此带动改变我们大队的落后面貌。希望由团支部书记小尹你带领从各小队抽派出来的一批青壮男劳力，将这个湖面改造成良田，让居住在这一块的小队从此免遭水灾之苦。”
当我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准备开始动工之时，正值农历二月初，乍暖还寒，在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里，我带领的108名身强力壮的村民每人脱掉全身衣服，只穿一条短裤衩子，跳进了齐胸深的冰冷的湖水里，用人工奋力修筑“乌鲤堂”两头峡口的两道湖堤。我们每次跳进冰冷刺骨的湖水紧张施工，因寒冰刺骨，每次只能坚持干一个小时，便不得不上岸烤火取暖，稍作歇息之时只见每个人因极端的冷冻使得每个农民身上的根根汗毛孔里顺着肌肤往下淌血丝……尽管如此的难以想象的艰辛，但大家的那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从没有因为冷冻之苦而产生思想上的动摇，在初始阶段大家都毅然决然地连续几天坚持奋斗在这样的严寒深水里，当湖堤有了基础性眉目后，我们改变了修筑湖堤的施工方案，将民工分成几个小分队，由水下施工改为分别在湖岸陆地上的施工方式施工。大约经过了近两个多月的紧张战斗，我们终于取得初步的胜利，只见“乌鲤堂”大湖的两头峡口处（这两个峡口地名分别是：东北部峡口叫“般长咀”；西南部峡口叫“桥垱夹”）分别修筑成两条各近两百多米长，各近三米宽的湖堤大坝。为后面的大湖堤坝加固施工打下了一个来之不易的基础。
由于“乌鲤塘”这块水面是历史以来的内湖“鸭儿湖”在每年夏季涨水时向长江排洪的必经通道，我们将此排水通道的两端修筑了湖堤后，等于截断了一望无际的内湖泄洪的唯一出口，为了解决这个关系到如此大的内湖周边的多达数十万亩稻田不受水淹之灾，务必在当年的汛期到来之前，寻找出另一处开挖出一条足可以完成内湖泄洪的人工排洪通道来，否则将会出现为了解决了一个大队的局部水灾问题而造成更大面积的更多大队数十万亩良田的不可估量损失！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因为我们的围湖造田人为地破坏了这一块自然生态平衡，这样的责任谁也担当不起啊！
于是，我们围湖造田的大堤修筑任务刚刚完成，更加紧急而又更加艰巨的新的任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需要开挖出一条人工河道的重担落在了我们108名的民工肩上。此时此境，我们别无选择，深深意识到了汛情的严峻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时间就是命令！我们必须快速地选择好可开挖河道的最佳地段，以最快的速度开挖出一道排洪的河港通道。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尹老师带领这帮年轻力壮的精兵强将们说干就干，任务的紧急迫使我硬性地规定（即命令式规定）每个民工使用农村时兴的新工具——“泥瓢（地方称呼）”，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开挖土方任务“十三个立方”。施工实行每天收工前用皮卷尺丈量计算验收，完成任务合格者才可准许收工。记得当时我让那些民工们每天完成土方十三方，我是带队的，绝不只做十二方九，我和他们每天战斗在一起，以身作则地完成的土方任务与大家同等。
我们108人都在与时间赛跑，埋头苦干，尽管每天开挖河港的紧张施工从太阳还未升起开工一直干到太阳下山，哪怕每个人都累得全身骨头几乎散架似的痛苦不堪，极端疲惫，大家却从没有过叫一声苦和累……收工回家休息一晚第二天早晨来到工地照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我们一百多人就是以如此大的干劲，又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奋斗，终于开挖出了一道约二十多米宽两百多米长的人工排洪的河港通道。为当年汛期的到来提前完成了任务，为汛期排洪提供了最为必需的基本保障，确保了内湖周边涉及多个大队的数十万亩良田不受水涝之灾。我们这帮民工面对眼前的壮丽成果，总算是松下了压在每个人心中的一口紧张之气。
前面所述，我们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地完成了湖堤的修筑，人工河港通道开挖工程的结束，紧接着又得紧张地转入为了抽干湖水变良田的电力设施的建立，于是，我们开始了树立供电水泥电线杆，安装供电线缆，购置安装与调试抽水的水泵抽水机。全部施工安装到位后，便开始了日夜不停地加班抽水，连续多日终于抽干了乌鲤堂几千余亩的湖水，在抢插晚稻的季节到来之前改造成了良田千几百亩，并完成了一千几百亩良田晚稻的播种，实现了当年的晚稻大丰产的美好愿景。
记得我在围湖造田的大半年里，我家的村子距离施工现场有两公里多远，为了就近负责指挥围湖造田突击队的施工，大半年一个人住在一个屋顶破了一个大洞的生产队的公共草棚子仓库里没回家，坚守在乌鲤堂两头（般长咀、桥垱夹）的大堤上。有一次刚修筑的般长咀大堤出现了即将要崩塌决口的危险，情况特别紧急，我立即通知大队党支部号召全大队农民一起给大堤加固抢险。这一次的加固大堤抢险，为了确保大堤安全无误，我带着大家一连两天两夜没合眼皮，一刻不停地指挥大家奔忙在乌鲤堂东北头（般长咀）的这条大堤上。到了第三天的凌晨只要稍稍停下来一眨眼功夫站着原不知不觉地秒睡了。尽管疲劳至极，依然坚持到确保大堤完全脱离了危险，抢险施工全部结束了才安心地回到我那个草棚仓库里倒头饱饱地睡了一大觉。
到了秋天，在“乌鲤堂”的千余亩良田的晚稻长势喜人之时，刚解散了围湖造田突击队，我又接到了大队党支部交给我的一个从来都没有做过的新任务——修建砖瓦厂烧制砖瓦。砖瓦厂的选址还是在这个“乌鲤堂”般长咀大堤外的湖岸边。从各小队抽调来十几位青壮劳力和有烧制砖瓦技术经验的砖瓦师傅，在一块荒野的湖岸边，用人工铲平一块平坦的大场地，修建了一个土砖瓦厂，经过我们十几个人几个月的努力，自己做砖瓦土坯，自己修筑一个砖瓦窑，自己烧制成好几窑合格的砖瓦，以供给大队修建大队部的办公房之用，一年的奋斗，出色地完成了大队党支部交给的三个艰巨任务。
如今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乌鲤堂改造成的那一片一千几百亩的大好良田，一直在默默地发挥着它不可估量的增产增收的巨大作用，在湖边这一带的农民们的生活也由此逐年不断地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我还记得在接受再教育的那段艰苦岁月里，除了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大队党支部交给我的艰巨重任外，还在年底的工作之余，利用农闲季节，为生产大队的村民们欢度春节，专门组织了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搞文艺宣传，那个年代，节目的形式与内容一般有表演唱，对口快板，相声，独唱，三句半，渔鼔道情，舞蹈，戏曲或戏剧选段，诗歌朗诵等。我们地方农民称呼我们这种表演形式叫“牙噫哟”戏班子。
除此外还和公社共青团书记潘协州一起紧跟当时形势，合写专题文章，在我们咸宁地区报整版公开发表（那时候我还是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很多方面很不成熟，文稿主要由公社团委书记主笔撰稿）。发表了以后，被湖北省共青团省委书记高玉泽看中。据共青团鄂城县县委孙水娥书记告诉我，高书记曾经主动向鄂城县团县委推荐本人初步定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就在此时，碰巧正值1975年推荐上大学工作的已经开始。由于高中毕业回乡接受再教育期间的第二年从县水利工地回到了吴屴大队接任一年的团支部书记，因工作表现成绩突出，又被评选为了全县的先进团支部，团县委还特地通知我到县里面去写了个工作先进经验的总结文稿，在县广播站进行了专门的录音，并在全县有线广播里连续多天地反复播放。
由此工作的接触我和团县委委员们已经比较熟了，当我被生产大队推荐上大学后，我很高兴地给共青团县委写了一封报喜信。高兴地告诉团县委我要上大学了。有一天团县委书记孙水娥带了两个委员高焱明和胡时民一行三个人一同从鄂城县坐两个小时班车，再步路走一小时来到庙岭区吴屴街乡下我的家里，陪我住了一晚上。在这样的大热天里给我做了一晚上工作，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做行政工作，不用上大学。我问他们，做行政是干什么？他们说“是做共青团的工作呀”。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对我保密，没有告诉我需要留下来做共青团工作的背后原因，只是说让我同意留下来，不去上大学，还说我们共青团工作需要你。我很抱歉地说，很对不起，我自幼是个大学迷，我崇拜大学教授。当他们了解了我的理想与志向是上大学的真诚表白后，虽然有些很失望的样子，到最终还是尊重了我对自己未来的选择。直到几年后我大学毕业留校了，鄂城县共青团委员会委员来湖北艺术学院看我时，才告诉了那次上大学前希望留我留下来从事行政工作的真正原因是我被共青团湖北省委看上了我，需要我做团委工作。
在母校学习、留校，有幸遇到了为人师表的艺术大家级恩师
记得在1975年秋我上了湖北艺术学院首届师范班不几天，入学后的首次师范班全体师生大会上，学院团委书记兼师范班党总支李祖德书记在大会上讲话时，向全体师生报告说：“我们湖北艺术学院首届师范班招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李祖德书记说的优秀新生没有告诉大家说的是谁。过了一个礼拜后，李祖德书记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宣布，经学校研究决定：尹维新为湖北艺术学院院团委委员（我是当时全院音乐系、美术系唯一的进我校院团委的新生）；还宣布了尹维新任首届师范班党支部委员和师范班共青团总支书记。心想，学校这个决定本身已经告诉了我和全体师范的师生上次大会说的今年招收了那个优秀新生说的应该就是我本人吧。否则，学校怎么可能让一个新生成为唯一一个身兼三职的学生呢。还记得我们刚入学学习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候，学校几个系的其他的学生们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毕业后的去向，而学校院团委另外一位负责人“詹正咏”老师告诉我，说学校已经初步研究决定我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待到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老师在向全体毕业生宣布每个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方案的结果时宣布了我留校了（我们那个时候毕业生毕业时全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留校的结果证明了詹老师告知我留校的信息确实是真实的。
我在艺术学院毕业留校是留在学校政治部从事学生科方面的工作，兼学院党委王太刚书记的秘书。王太刚书记是山东人，他早年参加革命到全国解放后在湖北担任文化局领导工作，属于南下的高级干部，时任湖北省文化局党委书记（现在的文化厅）兼任我们湖北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学校当时对我这样的工作安排是有意希望我成长为学校接班人的。可是呢，本人的内在追求却与学院领导的培养期待不一致，本人虽然工作能力与工作表现一贯尚可，但我的理想并非这辈子从事学校的行政工作，而是特别希望自己从事专业教学工作，最终实现早就向往崇拜的画家和大学教授的理想。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学习非常有幸遇到了对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为人师表“良师”与大家级的画家教授：
这辈子阴差阳错地来到了自幼就特别爱好的艺术殿堂—湖北艺术学院。在我们那个年代，学院里确实还有一批德高望重，谦谦君子的名老大画家教授。在这些恩师的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为人师表、各具特色、高雅脱俗的孜孜不倦地钻研艺术与学术的精神影响着、感染着我们这些青春学子。
我们因为是被推荐入学，班上大多同学是高中毕业生，有的文化成绩确实很优秀，可是呢美术专业虽然也有考试，但毕竟没有太好的绘画基础。入学初期，从专业角度讲，除了少数同学具有一定绘画基础外，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同学是入学后才开始正规地接受绘画基础训练的。在学习过程中，让我们这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都深深感受到，这些大学教授们没有一点大学教授的架子，给我们上课非常耐心细致地讲解，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给我们进行绘画示范、修改同学们写生练习的画面，我们非常有幸的是我们遇到了一批非常认真负责又善于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几年下来，同学们怀着一种虔敬之心，在老师们辛勤园丁式的教学精神的感染下，一个个都刻苦努力地学习绘画艺术，现在还记得读大学期间我们确实做到了将在校所有的课余时间全部用来练习画画，就连晚上睡觉做梦也在画画。因此，我们班里的同学们的绘画艺术学习进步很快，大家收获满满。更重要的是当年在学校这样的一种努力学习艺术和无有止境地追求艺术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我们大学毕业后几十年的艺术研究与创作中，使得当年艺术基础如此差的艺术生如今多人成为当今成就不凡的具有开创性精神的中国画画家。
如果说我们当年那一代大学生为什么大学毕业后能有如此不错的成绩，究其原因，还是在当年我们遇到了一批人品画品非凡的恩师。
首先，有幸遇到了著名油画大家——杨立光教授，我们是杨立光先生晚来的学生。
杨先生大约是上个世纪和徐悲鸿先生一起留法归来的唐一禾先生的弟子，他年轻时《穿羊皮大衣的老人》参加了全国油画大赛杨立光先生的这幅油画人物画获得了当时的民国政府颁发的“”科学文化成就第一名（是唯一奖项）。 杨立光先生的油画人物肖像作品的艺术韵味不仅具有欧洲17世纪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画家伦勃朗（伦勃朗. 哈尔曼松. 凡.莱因 Rem 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的油画人物肖像的遗风，还将西方传统写实性与中国的写意性绘画自然融合一起，使其油画作品艺术韵味与画面效果不仅散发出一种润泽之感，而且笔触明快，用色果断，准确，肯定，浑厚，苍劲，响亮，笔触感强，又不失一种东方的内敛与含蓄之美，我们欣赏杨立光先生的油画作品，其格调具有一种大家之气。
记得在杨立光先生晚年因病长期住湖北梨园院时。有一次我去医院看望杨院长，我们师生在亲切地谈话中，杨立光先生给我讲述了他的两幅油画大作的作画过程的故事：
第一件作品是《穿羊皮大衣的老人》。作品的诞生是杨立光先生三十年代在四川江津武昌艺专任职时创作的。他每次去画室教学途中总会看见肉店里有个卖肉的男屠夫的形象不错，日久对其长相特征的观察了如指掌。有一天杨教授与这位屠夫说好了，让屠夫中午生意过后去给杨教授做一会写生模特儿。
因杨教授对其太熟悉不过了，在屠夫到来之前便将其座位的角度距离远近等安排妥当后，在画布上将屠夫平常身披的羊皮大衣的半身形象包括头部五官在内等以记忆的方式用油画颜色大体上画好了，只等屠夫过来坐在这个位置上校正下其造型与色彩关系是否相符即可。谁知屠夫来此坐下来将事先画好的油画一比对。其脸部五官形象特征及上半身身材结构比例关系、衣服的造型及各部分的整体色彩对比关系等基本上与这位屠夫基本上是一致的。只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对少数局部稍作调整就定稿了。由此可见，杨立光先生年轻时候的油画水平就已经达到了多么不一般的造诣啊！
杨立光先生还给我介绍了他的第二幅作品是油画写生——《桂鱼》。一天，杨教授对夫人约在上午十点多钟从菜场买回的一条新鲜“桂鱼”特别有感觉！于是用一根细铁丝穿过桂鱼嘴挂在厨房的墙壁上。此时距离做午餐的时间仅只一小时余，杨教授不在意时间很紧，快速地将油画布、颜色及画具等准备好后，便开始了对这条鱼的油画写生。从动笔到作品完成也就不到一个小时，以油画色彩速写的方式，大体上完成了桂鱼及墙壁的整体色彩的绘制，事后仅对画面进行了某些局部的深入与调整即可。
凡是有过油画写生实践体验的人都知晓，写生完一幅油画小品没有几个小时是不可能画成的。而杨教授画的这幅如此深入的油画写生《桂鱼》作品真可是神速了。
我们从杨教授亲自向我介绍他的以上代表性的两幅作品，不难看出，足见杨立光教授的油画色彩写生的功力是何等的深厚啊！第一幅《穿羊皮大的老人》与其说是人物写生画，倒不如说是对观察熟悉的人物对象后的色彩“记忆画”作品，真是令人感到惊叹不已！正因为杨立光先生的油画已经实现了仅凭记忆就可以完成心中熟悉的人物肖像，所以《桂鱼》这幅写生作品就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比较深入地完成是不难理解了。
在我的母校，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国宝级的中国美术史论老师——阮璞教授。阮璞先生是个国学与艺术修养极其深厚的老师，阮先生为人深藏不露，非常谦逊，可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学生们都对阮教授无比尊敬。记得我毕业留校后一次在资料室翻阅美术理论刊物时，意外地拜读了阮教授在美术理论杂志（具体的杂志名已经不记得了）发表的评述解析南齐时代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的中国画艺术的“六法论”这篇文章。阮教授的这篇文章的全文使用的是以极其少见的“文言文”形式撰写，让我感佩不已，受益匪浅！
本人留校工作中，阮教授对我十分关爱，记得在上个世纪的1984年的下半年，当阮教授听到美术技法理论方面的专家蒲新成教授告诉阮教授说我准备调离湖艺母校想去华师任教的信息时，阮先生特别希望我能留下，他老让蒲新成教授带口信我，说阮先生希望我能留下来由阮教授亲自带我协助他一起从事中国美术史理论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可是那个时候我一心希望将来做个像样的国画家，便果断地谢辞了阮教授的好意，还是难舍地离开了母校，来到了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至退休。
我选修中国花鸟画有幸得到了花鸟大写意大家——张振铎教授的真传。张振铎教授是浙江浦江人，他是一位有学养，有家学传承的国画家，他是著名中国花鸟写意画家张书旂先生的亲侄。张书旂先生的国画写意善于用粉，画面雅致明丽，注重生活，具有开创性，作品耐人寻味…。张振铎教授的国画大写意花鸟画艺术不仅吸收其家风艺术特质，且张先生用笔大胆，豪迈，率真，老辣，苍劲有力，出笔不凡，酣畅淋漓，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张振铎先生具有开拓精神，勇敢地从自然生活中专选前人没有涉猎过的新题材入画，如我见过的“蓖麻”“杜鹃”等，使得张振铎老先生的国画艺术作品颇有新意，面貌独特。
张振铎先生晚来尤擅长写鸡，张振铎先生笔下的大公鸡用笔洒脱，雄壮高昂，习惯于用纯水墨表现。我们欣赏张老先生那酣畅淋漓的大面积水墨大公鸡全身与鸡头的头顶和鸡喙下两处小面积的艳丽的红色鸡冠形成了强烈的冷暖对比，显得特别大的视觉冲击力，尤为显得张老先生的笔墨老辣大胆，挥洒自如，大气。纵观张振铎先生的大写意花鸟作品，形神兼备，其笔墨韵味既跟随时代，又不失古雅之美，对我国的国画大写意艺术具有深远影响。
大学学习期间更有千载难逢的学习机遇，学校非常难得地聘请来了岭南著名花鸟画写意大家“关山月”先生给我们班讲学并示范他最擅长的大写意“梅”。我们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是当年关山月先生给我们讲演大写意“梅”作画过程中的那种“成梅在胸”的作画气魄感人至深。只见关老先生面对眼前的那张“四尺全开”的净皮生宣，凝神片刻后，提起大号提斗笔（用笔毛有意岔开之“枯笔”）挥毫写出弯曲的古梅根部的主干，进而画出纵横交错的梅花分枝，有些梅花分枝有意断开，留出在后来进行点梅花花朵之空白，且这些断开的分枝还实现了国画用笔中特别讲求的“笔断意连，迹断气连”的艺术效果，最后在梅枝中间或者两旁疏密有致地点出梅花……不一会儿功夫，一幅摇曳多姿，高下俯仰，傲雪争艳之冬梅跃然纸上，在场师生无不为关山月先生的大胆落笔，小心收拾的这种作画气势所叹服！
关山月先生曾经与国画大家傅抱石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合作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山水画，这幅至今都能惊心动魄的巨幅山水画已成为我国经典的传世之作。
当年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各位教授除了以上在他们的艺术上各具特色，造诣深厚，成就斐然外，老一辈教授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优良风范，那就是他们虽然都是非凡的艺术大家，大学教授，但他们都特别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他的学生们亦师亦友，爱生如子。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一辈子都会敬仰学习的良好的大学教师形象。应该说像以上那样给我们任教的恩师们还有许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时至今日我的大学毕业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回头再想想大学的学习感受最大的有二： 感受之一是一个人大学时期的学习与中小学时期学习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此时是学子们最为珍贵的最好学习的黄金时期，因为大学生这个时期都正处青春年少，心智发育成长旺盛，风华正茂，精力尤为充沛，自学能力，理解记忆、综合分析、自我判断与分辨是非等能力正处于最敏锐、最强的时期，假若在这样的大好年华里，没有将其得到最为充分利用到学习上来，应该是一辈子都难以挽回与弥补的巨大损失；
其二，在高等学校里能有幸遇到一批好的老师是常见现象。因为高校是学者教授群英云集之地，在他们的身上有可让学子们取之不尽的高雅脱俗的为人品格与非凡的专业成就和高深的学术造诣与事业上高标准追求的可贵精神，且他们各具风采，独领风骚。假若我们的学子们能够善于抓住自身人生难得的机遇，从众多的学者教授们身上吸取他们不同特色的对自己有用的学术营养而又能集于自己一身，必将是学子们一辈子无价的宝贵财富，再如能继承和发扬高校学者教授们那种执着追求学术研究事业的可贵精神，那么你的事业发展也必将会硕果累累，前途无量！
任教华中师范大学二三事
一
我在华中师大在职教学期间，本人心想，师范大学大部分的师范专业学生绝大多数毕业后都会选择教师行业，大多都是未来的人民教师，自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大学时期学习仅有本专业的素养而完全不了解人类的艺术，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从事学校各级各类教育工作，对自己民族的绘画艺术缺乏了解，显然是有所欠缺的。所以在学校号召各院系教师向学校增加申报公选课的情势下，便自告奋勇地申报了一门公共选修课：“中国水墨画基础”，可以面向全校学生选修。教学内容分上学期学习“中国花鸟画”，下学期是“中国山水画”。据选上了我的这门课的学生告诉我，能选上我的课很难，学生们一般都要等到凌晨一点抢课，开初一些年学校对我这门课一个学期会控制在100名学生以内。后来学校教务部门发现选我这门课学生特别多，慢慢扩大到一学期控制在150多名左右、后来选我这门课的学生竟然达到一学期超过200名学生听我的课，学校只好安排在9号教学楼的大阶梯教室上课。过去学生在100人以内可以在课堂直接给学生做中国水墨画画法示范，由于人太多了中国水墨画示范只有请我多年好友湖北电视台新闻片部的编导张溶先生帮我义务地分单元拍好录像后再给学生们放录像示范。这种形式的示范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是能给用笔方法拍特写镜头。学生看得更清楚，弊的方面是完全没办法像过去学生人数少的时候那样根据学生的绘画作业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作当场的专题性讲解与示范，缺乏针对性。
我在职教学的几十年中，有我自己的上课习惯，那就是虽然有一个大体的教学内容纲要，教学进度计划与教学顺序的安排，但是从不会机械僵化地生搬硬套地照着计划进行讲课，总是会依据不同学年学生的不同学习心理变化、学习风气与学习兴趣上的不同，学习进度、学习状态的不同，随时调整我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一般会采取灵活地随机应变。同时还力争做到不论如何随着历届学生的多面性不同而变化自己的教学方案，但我的教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让来自不同年份具有不同学习心理特点的学生们，在我的课堂里都能保持着一种饶有兴致地跟着我的教学进度前进。
我一贯的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一般会根据大多数来自非美术专业（每学期也有少量美术学院学生选修）的不同院系的文理科学生特点，重点放在绘画艺术理论、艺术鉴赏和艺术表现技巧上的结合，在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前提下，稍稍侧重一点在绘画艺术理论上的讲述；授课过程中始终坚持着一种深入浅出；根据不同教学进度一般都会布置具体的课外绘画练习作业，听我课的所有学生下次来上课必须带上自己的练习作业来听课，上课前总会对交来的学生课外绘画作业一一评点其优点与不足，每次授课内容往往是根据学生们的学习进展程度与作业里反映出来的某些问题进行讲解与传授。
这种授课方式主要表现在不是教师主观地按照备课既定不变的内容往前推进，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照本宣科性的教条性教学，而是在总体教学大纲的执行过程中随时根据学生学习中所出现的客观现实需要灵活机动微调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传授，我将这样的教学讲授方式称之为“对症下药”教学方式。
本人常常是上课前几天就开始了“即将授课内容”的思考，有时候甚至是提前进入到一种入静的上课心理状态，尽可能地将授课所涉及的讲授内容实现其胸有成竹，所以往往从外表上看尹老师上课确实没有讲稿，上台就讲，事实上是在课前已经针对内容需要已经进行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了，在课堂上才可以实现主题明确，条理清晰，每次课在黑板上都会将本次课所传授的相关内容详细地分别标写出各个大的要点，并在各大要点的下面又有顺序地分别标写出几个相关内容的小分点，且注重其内容的完整性与其相互间的逻辑关联。
另外，我可能是一种职业上长期的艺术创作养成的一种自我特性，上课好比我的绘画创作一样，注重情感上的投入，绘画讲究以情作画，我上课是讲求进入一种“心理状态，”将授课的课堂气氛与自己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以情授课，一气呵成，这就是我不愿意中途下课的真正原因，因为当你正处在一个全身心地投入到讲授的兴头上突然因下课休息的需要而必须中断，这样也必然会影响到下节课的讲授心情。所以，我的讲课往往会被学生评价为“好似听了一次学术性的讲座或者说是一次即兴性演讲”，容易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由于课堂授课形式具有个性化和兴趣性，加上授课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新鲜性和气氛上的活泼性与方法上的针对性，所以我的公选课的学生到课率往往是堂堂爆满，很少有选课的学生无故缺课的不良现象发生；且尽管两节课连堂上不下课，也从来没有学生课间中途无故退场的。一个学期下来全体学生学习的兴趣非常浓厚，学习态度也良好。他们不仅听课专心，且都能积极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外习画作业。学期末全体选课的同学都能取得不同程度上的进步与成就感。
由于本人多年的公选课“中国水墨画基础”学生们特别喜欢听，反映不错，本校选课的学生将尹老师的公选课传播给外校了，往往有“武大”和“华科”的学生也来到了我的课堂旁听我的公选课。其中还有的旁听生不仅一个学期一直坚持自始至终地旁听学习，而且还将我课堂的讲课实况用其手机进行全程录影。
退休后我常常会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年自报的公选课为何实现了授课风格上的特异性；还有不仅上课无需授课讲稿且比较有把握地实现了授课效果得到学生普遍认同？经本人反复考虑，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出于以下这样的几种因素吧。
一是正如前面所讲述介绍的尹老师从年少之时，就养成了一种基本品质：不论做什么事总是全心投入，做一行，专一行，思考和研究一行；不论专门研习什么科目，特别愿意下硬功夫，如果不将其学科学懂弄透决不罢休，必须探求其中之究竟，比如这辈子有缘从事“中国画花鸟与山水画的研习与创作”，便早有誓言“艺海无涯苦作舟，只管耕耘不问收，借来古今壮我胆，披荆斩棘到晚秋”。几十年如一日，一边研读古今中外画史画论，一边勤奋研习解读古今中外名作，特别是对那些古今传世之作反复地研读，直到将这些经典作品能够从多维度地进行解析，了如指掌为止，在此基础上再取众家之长，将其运用于自身的艺术创作之中，在创作中对待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从不马虎，草率。
比如本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反映农村放鸭生活的一幅中国画作品，一个偶然的缘分，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看到了农村鸭院里留下了鸭子昨夜生下了满院子一窝窝白花花的鸭蛋，放鸭人扛着一袋鸭饲料和一根长竹竿，领着一群白鸭，浩浩荡荡地朝着远方的河边奔走在江南春雾下弯曲的乡间小道上～…非常感动，便暗自决心一定将这样的一个动人肺腑的场景画出来，一晃构思了三年过去，才开始动笔创作，谁知创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棘手问题，比如在吸水性能很强的“生宣纸”上要画出一个个硬壳感觉的鸭蛋是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再还有近景的鸭蛋，中景鸭蛋和远景鸭蛋他们的大小，色彩和清晰度都迥然有异，而且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前人没有借鉴与学习的范本，首先必须自我创造性地解决这些绘制技法上的一系列全新课题，否则要想成功地表现出如此美景简直是痴心妄想。为了娴熟地掌握表现以上特定的题材内容的新技法，哪怕我作画的一栋楼距离我家住所仅一栋楼的咫尺之远，我三个月没有回家，吃住在画室，一遍又一遍在生宣纸上试验性地习画鸭蛋，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俨然就像个科学家一样，在生宣纸上反反复复地进行尝试，从技法上不断探索，比如画笔上的如何用水，墨与色如何调配，色墨与粉（即白色）相互各占比例大小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探求，在1米乘以1米大小的宣纸上一共反复画了60多遍后，终于战胜了画法上的艰难险阻，克服了画面需要表现的各种视觉上的重重困难，初步较为成功地表现出了江南水乡春晨雾气朦胧下的满院鸭蛋，且显示出近中远景鸭蛋的视觉各异之别，画面远方只见一位放鸭人领着一路白鸭伸向远方，给人无尽之遐想……（此作品可在网上搜索评鉴）
我对待自己的作品创作质量上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只要被认为是重点的代表性作品，在其作品的构思上少则三年五载，多则十年，十几年，甚至长达二十余年的也有（此处说的多年构思，指的不是为了某一件作品成天地冥思苦想，什么也不做，而是不时地在脑袋里为之思考一会再放下即可，如此不间断地坚持思考一些年），不到在作品的艺术意境内容与其所需要的那种艺术表现语言形式深思熟虑地寻找到了它们相互间的完美统一，那我是绝对不可以开始动笔创作的，即使是已经可以开始动笔画了，也绝不可能轻率地一蹴而就，同样需要反复地对画面里的各种被表现的物象从章法布局上，笔墨技巧的运用上，色调冷暖对比上，画面的“计白当黑”的讲求上，作品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上，作品最后的提款文字内容的考究上等都无不要做到尽可能地无可挑剔（当然这是我自认为如此的）方可。总之，在自己头脑中始终树立起一辈子对创作的作品需要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精品意识”理念，使得自己的作品力求“精益求精”。
二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能被省市县各级团委领导们的看中与重视，我觉得得益于我的父母对我从小开始的教育极其严格与自己长期的不畏艰苦的勤劳磨炼有关。
父亲是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为人处世重在伦理道德；母亲虽然是一个农家家庭主妇，但也受家庭那种通情达理的生活氛围的熏染，所以母亲家里家外为人贤惠，友善邻居，乐于助人。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都是父母亲他们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言行举止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每年大年初二父母亲带我们去外祖母家拜年，进了外祖母家的堂屋，见到外祖母（我们地方称呼为“家家”发音是ga ga）必须扑通一声跪下，一边给外祖母磕头，一边给外祖母恭贺新年好，尽管是过年好不容易穿上一身新衣裳，为了遵从传统的新年的习俗礼节，乡间土砖瓦房里的地面哪怕全是黄土灰尘也会全然不顾。
再比如，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就严厉要求我早晨起床必须完成扫地，代替父母帮助给妹妹们穿衣服，照顾妹妹们。上小学时早餐后必须帮助刷洗全家人的锅碗瓢盆，刷洗完毕还要求将抹布拧干擦干锅碗里的余水后才允许我背上书包去上学；不仅如此，待我在小学高年级大一点的时候，父母亲严格地要求我们在每天清晨和下午放学回家后，必须帮助家里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放牛、种地，除草，插秧，收割，捡谷麦，砍柴，担水，采野菜，挑粪桶，种蔬菜…等等，可说是无所不作。
比如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每逢盛夏炎热的天气，放暑假在家，我会主动地代替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情父母全天在生产队里的农活太累了。每天到了下午几点钟便先给几个妹妹洗澡，然后为家人的晚餐煮熟一锅稀饭放在盆里晾着，再煮熟一锅干饭，炒几盘青菜。与妹妹们先将大门外的地面浇水清扫，清出一块大约二十几平米的干净空地，大家将桌椅板凳和竹床抬出来放在干净的地面上，摆在餐桌的周围，等父母收工回来共进晚餐。记得我们全村只有我家的姊妹们才会是这样地帮助父母亲的。我们家在我的带领下整个夏天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样的主动帮助父母的行为已经成了我们家连续多年来夏日生活中的常态，一直被村里大人们的羡慕与夸赞。
几十年过去，回想起来觉得一个人从小能够养成吃苦耐劳，富有同情心，感恩孝敬长辈等良好个性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将会受益终身。
三是在我的中小学读书的历程中，我除了认真努力学好各科文化学习外，注重了两项课外活动锻炼；一是文娱演出活动；二是班团干部的组织活动。
1、积极主动地参加中小学阶段的文娱演出活动，有利于锻炼与提高在众多人群的面前大胆地自我表现的心理素质与“自信心”的建立。
本人中小学阶段除了以文化学习为主外，特别爱好文娱演出活动，记得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深受小学里有位从湖北浠水新分配来的“杨继时”老师影响，这位老师与其他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除了文化课教学效果好以外，他在课余时特别喜爱拉二胡，他的二胡水平虽然没办法与二胡专家比，但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学能够遇到像杨老师这样的比较正规的拉二胡的老师，十分罕见，杨老师平时很注重自身仪表，气质文雅，拉二胡气质更加与众不同，拉出来的任何歌曲总能打动我们学生。杨老师除了二胡拉得不错以外，还会弹奏脚踏琴，可说是多才多艺，在我们吴屴小学全体老师中可说是独一无二。记得我小学六年级时，杨老师正好成了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更使得我这个天生喜爱艺术（爱好音乐美术）的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杨继时老师走进我们班发现了我爱好音乐美术，特别地重点培养我，专门选了我进入了小学文艺宣传队，他亲自一句一句地教我和同班同学赵锡龙一起学会了演唱湖北地方特色的“渔鼔道情——雷锋颂”。
渔鼔道情的演唱是让一位演员的左手肘夹抱一个长度约60公分，直径10多厘米的圆形竹筒，竹筒的上头是敞开的空口，竹筒的下头则是用蛇皮绷紧封住竹筒口，且左手拿着一个夹板；右手的手指带着手掌拍打在竹筒下头的蛇皮鼓上，随着渔鼔道情曲调传出其音乐的韵律夹杂着夹板特有的均衡节奏，显得特别有趣。此一具有湖北地方特色的“渔鼓道情”曲目现在几乎绝迹了，再没有人愿意演唱与失传了），我们宣传队的同学经常被老师带到各生产小队给村民们演唱和参加六一儿童节的演出，渔鼓道情“雷锋颂”是我和赵锡龙必演的节目。
我从此之后得到了非常多的在众多人群中大胆地表演的有效锻炼；另外，在1966年正好遇到了我国支援越南时称“抗美援越”的战争。记得就在那一年小学毕业之前，杨老师组织同学主办一期“抗美援越”的板报专刊。杨老师发现我爱好画画，便指定我为这一期“抗美援越”板报绘画主刊图，我至今还记得我画的这一期主刊图是从小学教师办公室里的报纸上选取了一幅“越南女民兵的图片放大临摹。只见这幅图片里画的是一位越南女民兵，她头戴一顶尖顶斗笠，身穿黑色圆领衫上衣和八分长的黑色短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塑料凉鞋，双手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地手握一根用刀削尖的竹签子，一双怒视前方的大眼睛，时刻准备参加战斗，消灭来犯之敌的女性英雄形象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依然让我记忆犹新。记得当时临摹的这幅越南女民兵的图画临摹得比较像，得到了班主任杨继时老师的表扬，同学们也为我的这幅难度很大的人物画画得比较好而感到折服。
自从这次抗美援越专刊的主刊头画得到了同学老师们的赞美后，我的美术活动也和音乐一样，在同学老师中小有名气，从此尹老师成为初高中几年学习期间学校各种专栏板报主刊图画，插图和花边的个体承包户。长期的这些音乐美术活动，确实使得我不仅在音乐美术中得到了有效锻炼，同时也在心理上也越来越产生了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就是由于在小学和初高中期间积极主动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音美活动有利于促进了尹老师“自信心”心理品质的建立。
2、在初高中学习阶段积极投入到了班团干部的组织活动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同学中各类集体活动的组织能力与讲演才能。
我在小学四年级后，就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在班里一般不愿意出头面，且常被同学们批判我是只专不红的学生。记得到了初中，因数学成绩一贯优良，记得在数学刘元孝老师多次的数学公开课的课堂上，总会被刘老师点我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可是我由于平时的当众公开发言的锻炼比较少，公开课都非常害怕老师点到我！每当老师点到了我发言，心里总是特别紧张地蹦蹦乱跳，半天难以平静下来。还有每次班级会议需要同学们发言，也总是被吓得很紧张。现在看来，害怕当着大家面发言的胆怯心理主要是因为心里紧张导致的满腹的话不知道如何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慢慢觉醒到在众人面前发言讲话非常容易产生胆怯心理，不大胆在人群中大胆讲话是我的短板，于是在学校里有意在公众场合努力表现自己，以此吸引同学老师对我的关注。比如开始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主动向学校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后来不仅入了团还争取担任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由此，因学校团的宣传工作的需要，经常组织同学们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各种同学活动的过程中，在全班或者全校同学面前发言讲话成了家常便饭，再加上在当年样板戏年代，因为我在对京剧很感兴趣的动力下，积极投入到现代京剧的表演活动，初中到高中学习的几年里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几曲现代京剧每次演出的全场伴奏者。记得高中学习期间的一天傍晚，班主任老师赵吉华老师（女老师）来到了我们男生寝室，同学们都知道赵老师的歌曲京剧唱得相当棒，便一致请求赵老师给我们唱一段京剧，赵老师欣然答应并让我给她伴奏。记得那次赵老师即兴为我们男生们演唱的是《红灯记》铁梅的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赵老师的演唱简直是唱得太好了，她满口的京腔字正腔圆，京剧的味道特别纯正，俨然就像京剧团的专业演员的演唱，自认为我的这次伴奏也配合得比较成功，赢得了在场同学们的多次鼓掌。
记得在高中毕业前，尹老师慢慢开始不太满足只是学习社会上流行的经典艺术作品的学习与演奏，竟然大胆尝试性地创作了一曲演出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戏曲文学剧本，具体剧名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反映农村某户农民的一家男女老少几个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个性不同的角色，他们为一个涉及到在公与私关系碰撞上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的故事，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具有一定趣味性曲折性和教育意义。还胆大妄为地为该剧里的所有唱词自己编曲，自己导演。…………如此等等的主动性的文艺活动，确实使得自我的表现欲望得到了增强，在人群集体活动中的号召力也得到了有效锻炼与提升，甚至有关组织与领导性能力也得到了初步的形成。
从以上本人的人生成长历程中各阶段经历介绍看，不难看出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人之初的良好教育与多种实践与锻炼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首先，由于自己在学龄前特别是中小学青少年时代健全人格形成的黄金时期，尹老师自幼就开始了各种琐碎的家务活动和繁重的蔬菜粮食等的种植管理劳动，使得尹老师在幼小时期便初步地感受到了大人的艰辛，生活的不易；在幼小年龄里逐步学会与养成了如何尊重孝敬长辈，礼貌待人，同情弱者，帮助他人，热爱劳动等生活习惯；在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上所需要的高度责任心，坚强意志力等心理品质从幼小年龄开始通过被动与主动地直接参与的各种劳动中得到了有效锻炼与初步形成；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又能够逐步自觉地积极主动地踊跃参加了各级学校的课外文娱活动与学生干部的集体性组织活动，使得尹老师的记忆力，思维的敏锐性，即兴演讲的主题性在整体的把握上、内容顺序的条理性和逻辑性与趣味性等各种能力得到了比较好的锻炼与提高，为未来发展路上需要的相关能力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记得在上个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年代，全国人民平常的政治生活中的关注中心往往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人民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尹老师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正是记忆力、理解事物的分析能力的高峰期，每当阅读过“两报一刊”社论的重要文章，只需要阅读一遍，可以做到文章中一些重要部分都几乎可以实现全文背诵。这样的记忆能力一直保持到我退休前。所以，如果说我的公选课在没讲稿的情形下保持了较好教学效果应该与前面介绍的从小就在多方面能力上的锻炼与比较过得硬的幼功不无关系吧。
我在华师任教期间，在我的公选课“中国水墨画基础”的课堂上，有以下两位优秀学生，在这里和你们介绍一下：
让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不会忘记的是有一位江西籍物理专业的学生——蔡爱平。该学生特别聪明，大学时代的书法基础非常好，现在是江西宜春一所重点高中学校的毕业班的优秀老师，课余书法学习与研究从不间断，近年来书法有非常大的长进，笔法娴熟，传统书法功底好，每个笔道形态特别讲究，一个笔画的行笔中的“下笔、行笔与收笔”三个运笔阶段的藏锋、露锋的运用变换自然得体，间架结构严谨，得法，稳重。他的书法作品给人的总体感觉传统，富有古意韵味。均经得起推敲，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即指书法艺术本身）与欣赏性。他经常参加宜春当地书法艺术团体的多种书法活动。其作品参加当地举办的多种展览。他在华师大本科学习时期，当他选修了我一学期的“中国水墨画基础”公选课后引起了他学习中国水墨画的浓厚兴趣，于是又连续听了我的两个学期的这门公选课，前两个学期分别学习了国画花鸟和国画山水，第三个学期蔡爱平同学便成了我的“助教”，帮我在电脑上整理教学参考资料及课堂教学现场配合等。毕业时还专门为我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赠送我作为他的毕业留念。毕业后在我六十岁生日那天，蔡爱平是我从教几十年唯一的一位从江西过来给我祝贺生日的学生代表。今年在我因病毒感染较为严重的康复期，他又利用暑假期间专程来武汉探望，使我万分感激。因蔡爱平与他的夫人都是我华中师大桂子山的校友，即兴创作了一幅“金秋桂”赠送给他和他的夫人。并将我曾经在组画《八月桂》作品里的题句“风寒炎暑（雪雨）历经霜，外柔内刚颜青常，不讨人夸色泽好，只求迷远散暗香”也题写在了这幅作品上，表示对这位老学生的衷心感谢！
再一位是安徽籍美术学院的学生——胡彧。他研究生是我的母校湖北美院陈运权的弟子，现为湖北群众艺术馆优秀画家。
因选我公选课的学生很多，一般很难做到我能认识每一位选课的学生，认识他是因为我连续几次提前来到课堂，在教室的学生还到的不多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在教室偏后的同一座位上坐着同一位提前到来的学生。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便走到这位学生面前和他随便闲聊了几句，得知他来自美术学院，他对我的课有兴趣。
经过我们课上课下的接触，发现胡彧气质文雅脱俗，为人谦逊，性格温和，外柔内刚，不失独有个性，文化修养很好，诗文很有才气，书法基础好，艺术潜质优秀，虚心好学，自觉是个非常值得培养的好苗子。他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因他很勤奋，勤学多练，水墨花鸟画有很多收获与进步，大学本科毕业前夕，他是美术学院全体同学中唯一一位在华中师大美术系举办了“胡彧国画花鸟画作品览展”的学生。
胡彧毕业选择了留在武汉，至今近二十年我们依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起切磋艺术，相互取长补短。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似亲人一般，逢年过节，第一个以诗文形式给我和我的家人致以节日的祝贺与问候的一定是胡彧，而且从不间断，使我和我的家人尤为感激！
胡彧擅长国画花鸟小品，他深谙国画精髓之“藏”的魅力，用笔用色不张扬，不外露，不狂躁，不火气。作品格调文雅而温润，清丽而有情趣，章法简练，以少胜多，笔墨浓淡相宜，富有诗性而耐人寻味。相信他的未来会锲而不舍不舍，勇于攀登，将一定是湖北群艺馆的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后起之秀。
二
本人开创的冰竹画、 30米山水长卷及其他重要作品诞生在华中师大桂子山
1、冰竹画的开创
1985年元月，有幸由住在小东门美术系附近的华中师大教育系杨再隋教授的引荐，杨爱华、李宁达等教授的面试合格后，从湖北艺术学院调来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与美术教育课程。
在我看来，来到华中师范学院虽然离开了湖北艺术学院美术氛围浓厚的艺术环境，但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环境比母校宽阔。如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全校文理学科有众多学识渊博成就斐然的名老教授，不仅方便各种图书资料的借阅，还有机缘接受那些在学术界的精英教授们的教诲。比如刚来华师不久很荣幸地听到过物理学系的“刘连寿”教授的关于原子方面的专题学术讲座，接触到了完全陌生的科学领域的相关知识，在教育系，像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等都从未接触过，各理论研究方向如“王道俊”先生等名老专家众多，如此良好的学术与教育环境使我开阔了文化教育理论知识视野。
在华中师大的几十年还有幸结识了像孙子威先生这样的一批在各自专业领域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在这些前辈学者们那里获得了很多有益于我艺术研究与创作的理论营养。这对于一个年轻艺术教师无疑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给我的中国画花鸟与山水的研习与创作起到了推进性作用。
中国花鸟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是中国画史上历代文人画中的最常见的表现题材。尤画竹名家辈出，春竹、风竹、雨竹、雪竹代有名家，唯独“冰竹”自古无人涉猎。尹老师自从1985年的一个冬雾漫天的早晨行走在乡间小道上，意外地发现了路边树林的树枝冻成了冰条条，晶莹剔透后，自此之后，每逢到了冬日，便走进了华中师范学院的竹林树林中观赏被冰冻了的竹子与树木。特别是那些被一层薄冰包裹的竹竿与竹叶在这种寒冷冻冰的严峻考验下，虽然被沉重的冰冻重压，使得竹子都东倒西歪，但是，可以透过薄冰窥视到竹竿竹叶依然保持着一种苍翠欲滴的本色不变，冰雪过后，它们又从容挺立而恢复常态。竹子的这样的不屈不挠不畏严寒的一种精神总能感动着我。于是，在上个世纪的1993年冬，在一个特殊生活背景的特别情绪的驱使下，开始了将长达八年之观察积累在胸的冰冻之竹子用中国水墨画艺术形式进行试验性表现。
“冰竹”画作品因历史之首创，没有前人范本可借鉴，虽然北方有一位当代成就非凡的“冰雪山水画家”于志学的作品可参考，但于先生的冰雪山水画作品不仅表现的是黑龙江那边的大冰大雪的东北雪山之景，其作品面貌有偏重于照相性写实之弊，他与尹老师需要表现的是江南薄冰包裹之竹与中国写意一贯主张在艺术形象上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意趣的艺术追求大相径庭。因此，使用何种表现技法可以实现生宣纸上表现出一种既能体现出南方冰冻之竹的独特地域性气质又符合中国写意画审美价值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冰竹”，可说是难上加难，一筹莫展。尽管如此，面对的种种表现技法的全新课题并没有使尹老师退缩，就像前面介绍的《晨》国画作品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我的一贯所坚持的，在常用的墨、色、水基础上添加一点胶矾物质，开始了又一个全新的成百上千次的艰辛探索，终于画出了首批“冰竹画”作品。如《雪竹独鸣图》《问春》《寒林双棲图》等。于次年的1994年在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美术向导》第4期““画家介绍栏”发表的孙子威教授撰写的“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尹维新近作观后”文章中发表了首批冰竹作品如《雪竹独鸣图》《寒林双棲图》等。《美术向导》1994年第4期发表的以上“冰竹画”初期作品，是国家级刊物正式公开发表的“冰竹画”作品，这意味着中国“冰竹画”由此正式诞生。
我创作的这几幅“冰竹画”作品是在华中师范大学佑铭体育馆西门对面的教工西区15栋3号尹老师当时的居所。
本人创作“冰竹画”经历了两种技法上的探索过程。即开始的“画填结合法”和后来的“浑然挥写法”。“画填结合法”的“冰竹画”代表作有组画《冬寒、雪后、初阳》；“浑然挥写法”的“冰竹画”代表作有组画《九月图》。这两种技法的代表作都发表在《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尹维新》画册。《九月图》“冰竹画”组画九幅参加了2019年中国人民政协在国家“政协文史馆”主办的“清风正气——尹维新冰竹画作品展”的展览。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有人说尹维新的“冰竹画”就像生活中被冰冻的自然生活中的竹子。我曾经为了向人们说明我笔下的“冰竹”绝非在冰冻条件下被冰包裹着的自然形态下的“冰竹”所呈现的“冰竹原貌”，原貌的“冰竹”因竹子不堪重负的冰雪重压而垂折变弯。而尹老师的“冰竹画”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是尹老师胸中为了体现出竹子那种不畏严寒，傲然挺立，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以此象征或暗喻我华夏民族那种不畏西方列强侵略，奋起反抗，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腾飞的英雄气概与精神。便专门撰写了四句话如下：
二十余年写冰竹，
步步写来点点求。
看似实象实胸意，
枝枝叶叶傲千秋。
2、冰竹画代表作《九月图》作品的缘起萌生、构思历程与其作品意境
本人在华中师大居住期间，几乎每晚餐后如无特殊原因必会在校园漫步，漫步中的同时，出于职业原因我都习惯于用我的双眼向天向地，左顾右盼，静观天象地貌，楼台林木，花草鸟羽……常常夜深人静，仰望浩瀚星空，月儿高挂，引我无尽遐想……兴燃萌生起写月之念头已久……，可是，心想古人历代画月无数，多以宣泄多愁善感，凄婉幽怨之情，前人之路已是多人踩踏，不如另辟蹊径………所以多年过去，迟迟难以下笔，不觉十几年后的一日，我依然在那个夜深人稀之时，独自步行到隔壁的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武汉理工汽车学院的前身）踏上通往桂竹园第一步的台阶上，无意间仰望天空一轮圆月高照，心灵猛然间的一个顿悟，这天象之月巡回往复由上弦的月牙儿，渐进至满月，再由满月渐退至下弦月牙儿，直至悄然消失不见……如此地轮回周而复始之天象，岂不就是万事万物的“盛极必衰，衰极又盛”吗？它恰好暗合了宇宙大道的运行之理？此时犹如久寻之宝终于猛然显现！我的心情顿觉豁然开朗，一幅“九月图”组画之境萌芽于胸，一连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沉迷于“九月图”的激情地创作之中，用近1米宽乘以2米高的六尺宣为一月，一共用了9幅九个月组成了近9米长，2米高的巨幅组画《九月图》完成了，从起心动念画月，到作品完成，历时经历了长达15年之久，终于了却我这一久有的心愿。并即兴写诗一首：
静谧山野空寂处，
高悬圆缺月清明。
风送一曲冰岗过，
盛衰流转大道行。
3、30米山水长卷《江山行》创作
在中国画史上，山水画也是如此，历代名家都尤为热衷。山水画家无数，留下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尹老师也不例外，除了花鸟画外，也特别希望创作山水画。但山水画该如何画，特别是如何以山和水这个自然形象来“造境”？应该是我们当代画人值得深思的课题。是应该学走前人老路那样画出来的“山水画作不仅可供观者一种自然美享受，画图里或幽静，流水潺潺，或山泉瀑布或近滩远水，或泛舟荡漾，或飞鸟野兽，或层峦叠嶂，云雾缭绕，楼台亭角，渔樵担夫……画出的山川湖泊还让人可居可游？
经过我多年的学习与研创，自觉还是沿着前人走过的路亦步亦趋确实不能满足我一贯另辟蹊径的性格追求。经过近十余年游历了祖国东西南北名山大川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与长时间的反复构思与酝酿，于1992年春便开始了30米山水画《江山行》的创作。
《江山行》长卷山水画分九段景观：冰川源头，戈壁沙漠，莽莽草原 ，五岭颠连， 西域黄土，江河涛涛，浅流芳洲 ，高峡平湖，春浴江南。
本人以祖国的一江一河（长江、黄河），冰川，沙漠，草原，黄土高坡，湖洲，大山………为基本素材，全画以江河为主线，从西川的白山黑水起始，奔腾的江河之水一路东行，穿过起伏的沙丘，路过开阔的一望无际大草原，经粗犷压抑与雄浑的黄土高坡，进入水流全程最高潮，汹涌澎湃，倾泻而下，撞击铸铁般的巨石，谁知高潮过后竟然又进入到更加艰难通过的浅险河滩，只有经过如此严峻的摔打考验，才可以迎来令人心旷神怡，心境宽广的高峽平湖，最终实现最为美好的理想——春浴江南。
全画不同于传统山水画那样的既有的范式，不是为了写山而山，画水而水，只是以江河之水的行进中经过的不同地域之境的这个自然之符号，来折射、象征或者隐喻万事万物发生与发展历程中只有经受了如此的各种不同之际遇交替的拷打与磨砺之后，方可实现理想中的完美或者美好。
也就是说，画的是山川河流，说的不再是山川河流之本身，而是借助山川河流以及东西南北迥然有异的自然景象的面貌来表述任何事物发生发展的漫长历程里必须经过的各种不同的生活际遇。正因为如此，才会使得《江山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可观可赏、可居可游的“山水画”，而是运用山水画这个传统画法画出的作品来阐述一种深层的哲理意蕴（建议参考美学家---滕守尧先生的“评尹维新的江山行”；文艺理论家——孙子威先生的“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尹维新国画近作观后”一文中对国画“江山行”作品的评述）。
这幅30米《江山行》作品当被北京著名书画家看到后，都欣然在画的尾部题词评价与赞许。
如张大千大弟子，80多岁高龄的何海霞先生看了这幅画后题写道：“江山万里图卷，尹维新画，何海霞题”；原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题写“情动三峡”；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著名版画家王琦先生题写：“人间胜景留丹青”；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著名焦墨山水画大家———张仃先生看了这幅60米长卷后高兴地用篆书题词“势与天通”。这幅《江山行》长卷作品也发表在《中国近现代名家——尹维新》这本画册。
4、巨幅桂花《桂苑金秋》作品创作的缘起与作品意境
在华中师大诞生的重要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曾经展示在学校三号楼北门厅内长达二十余年的巨幅桂花《桂苑金秋》，这幅画横宽接近4米，高近1米。该作品是原校长王庆生先生在任时让教育系领导通知让我为刚改建竣工使用的三号楼进北门厅当面的墙壁创作的。我在接到学校领导交代的创作任务的信息后，构思时间长达接近三年才完成。我可以画花鸟荷花，竹子，山水，经思考认为选取最难入画也最不讨好的“桂花”题材进行创作。因为桂花是华中师大校花，桂花的精神象征着华中师大的校训精神。如此之大幅的桂花应该是前人没有画过，如何画也是个全新的课题。于是在之后的两年多里，每当傍晚散步或者上课穿梭于校园桂花树丛中，总要抬头多看桂花几眼，有时候对某一桂花树的枝条，叶片，特别是每逢金秋桂花怒放时，总是会在桂花树林边流连忘返，反复观察桂花。直到学校后勤部门催画的通知，说教育部将要来学校检查了，需要这幅画时，自己也认为该画的构思也趋成熟，便开始了动笔创作。记得创作这幅画全过程都是将两张六尺生宣纸连接一起铺在我家客厅地板上，连续工作了约两个多星期按4米乘以1米大小，反复画了7稿，当画好了画面中的主体桂花后，该添加什么作为画面之点缀呢？心想我可以画蜜蜂采蜜，也可以画飞翔小鸟，从作品效果上看，当然鸟儿在画面上是最容易产生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转眼一想，鸟儿与桂花虽然有一定生活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却无必然关系，只有蜜蜂采蜜与桂花的关系最紧密。桂花可以象征华中师大的历代老中青学者教授们的学术造诣与百年老校，芳香四海，成就巨大；蜜蜂可以暗喻学校过去、现在与未来求学于华中师大里的本、硕、博各级学历层次的学子们，博览群书，广收学校众多学者们的有益于自身的学术营养。最后选取了最不讨好画面效果却最契合大学师生互为密切关系意境的“蜜蜂”作为该作品的点睛之物。
经反复创作，直到自觉最后的一稿终于创作成功为止。就在成功的这一画稿完成当日的晚上，还没有来得及从地面卷起画稿之时，恰遇文学院孙子威先生及夫人吴秀琴教授来到了我家里，当两位前辈教授看到了摆在客厅地面上的这幅作品后很感动，回去的当晚，孙先生即兴为该作品作诗一首，并告诉我不要题写孙先生他的名字，否则就不让我用他老的这首诗。于是，决定就用孙先生的这首诗，我只好遵命不在画的题字里题写孙先生大名。孙子威先生的诗如下：“簇金溢彩，含英吐芳。根深叶茂，万里飘香。”
孙先生这首诗实在是写得太高妙了！ 首句“簇金溢彩”以灿烂芳香桂花的盛开比喻了学校教育取得了巨大丰硕的成果，桃李满天下；第二句，“含英”和“吐芳”的“含”字比喻年轻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含苞待放，“吐”字比喻了一辈辈老学者前辈们的学术造诣的深厚，硕果累累；第三句“根深叶茂”形容百年老校华师大各学科源远流长，学术研究深厚，人才济济，蓬勃发展；最后一句“万里飘香”形容的是百年老校华中师大校风学风名副其实的“高大上”，蜚声海内外，名扬天下！
目前，中国画作品《桂苑金秋》发表在2019年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清风正气话竹魂——尹维新画集》，原作被华中师大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展示在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三楼大厅。
本人的诞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居所的作品确实有一些，再比如反映深秋荷塘的《秋月荷塘》，该作品题句：“莫叹凋颜池，深隐倔壮儿。荣孙露何日，三月初三时”；反映农村生活的《牛与八哥》，该作品题句：“耕耘终岁不辞劳，唤使万代饮塘草。数九寒近不暖衣，还将乐意献丝毫。”；《冬时竹》，该作品题句：才过雪，又来寒风劫，寒风劫，叶落稀少，恰似英姿竹劲绝，竹劲绝，悠悠飒飒，节节如铁。”；再比如反映作者本人儿童时期生活在乡村的有趣生活《山墙》…等等作品比较多，就不再具体向你们详细介绍了。
三
在华中师范大学对我产生有比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两位前辈教授：邢福义先生、孙子威先生。
1、现代汉语语言学大家——邢福义先生
曾经有幸成为邢福义先生的邻居。他的治学严谨与极其勤奋的学术研究精神告诉了我们——“学问”是实实在在地“做”出来的
如果说，我这辈子之所以如前面介绍的，在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在中国画领域里研习与创作的路上，受华中师大两位前辈教授先生的很大影响：邢福义先生和孙子威先生，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华中师大文学院老教授。
记得在上个世纪的1982年，我在美术学院工作的时候，学校给我安排到一栋住宅小洋楼一楼的约13平方米的房间居住。据说是很多年前华中大学专门修建给在学校教学的洋人专家们住的。小洋楼是个二楼木板楼，一栋楼分东西方向两个单元。两边住户上二楼的楼梯分别设在楼房的东西两头的户外，在楼房的两头的北面紧贴着楼房墙壁外面有两个上楼的木板楼梯，楼梯有遮阳挡雨的顶棚，在那个年代看来，很是讲究。
我家是东边那个单元一楼的东南角，我的楼上是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的金教授；西边单元的二楼是华中师大邢福义先生家，我们邻居几年的时候，邢福义教授大约不到五十岁的样子，他平常见到邻居们都会微微一笑地打个招呼，为人一派书生，文雅，谦逊的气质。
这栋小洋楼居住有五六户教工。其中有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工和华中师范学院的教工（因为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美术的老教授们很多都是我国解放初期华中师范学院美术系，音乐系的老师，后来从华师分出来组建了湖北艺术学院）。整栋楼各家各户的厨房统一设在距离楼房约4米远的北面一楼外一排。邢福义先生家的厨房在我们家厨房的西头，虽然中间相隔有三户家的厨房。但我们两家在厨房做饭和用餐常会相互见到，有时候还会讲讲家常话，相互问候与交流几句。
邢福义老师他没有教过我，完全是由于我们是邻居，是亲眼所见邢福义先生的那种珍惜时间，孜孜不倦地埋头做学问给我的一种“身教”。
在和邢福义先生邻居的那几年，每天很少见到邢福义先生下楼，我能够见到邢福义先生下楼，一般都是每天的傍晚下楼到厨房用晚餐的时候，只见邢福义先生用过晚餐后，跟着夫人一块出去在附近散步，散步过后不久便回到他们家二楼工作。邢福义先生的白天时间除了去学校上课或外出有事外，他都会待在二楼他的家里，专心地做他的学问，我们能够见到邢教授下楼的时候极少。他的作息时间非常有规律，几乎雷打不动，从不浪费他的半点时光。
由于我自幼就向往大学，崇拜大学的教授。如今邻居的邢福义先生如此这般做学问的大学教授形象，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他这样的一种孜孜不倦地治学的精神感染着我，邢福义先生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心想原来大学里的教授们做学问就是这样地心无杂念，潜心研究，埋头著书立说。从邢福义先生这样的研究精神表现看，让我深深感到，“大学教授的学问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假若有一天我有机会从事专业教学，邢福义先生就是我最好的学习榜样，一心一意地学习研究，成为一个也像我崇拜的邢福义这样的被人尊敬的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
正因为在来华中师大前接触到了邢福义先生的那种心无旁骛地一门心思做学问给了我终身影响，所以，当1985年年初来到了华中师范学院以后，尹老师怀揣一个画家和教授的梦想，决心过上一种半隐居生活。就是常常与大家说的“三台一场”的生活：讲台，画台，灶台，菜场。从离开母校的那一天开始将我与世隔绝了似的，深居简出，后来的几十年一贯如此，只跟我的历届的大学生们交流。几十年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周末，全心全意地沉浸在我的艺术世界里专心研习与创作。平常出门办事或者买菜，也不愿意骑车，都是步行。因为步行可以边走边观察身边自然物象，向天向地看，左顾右盼动植物的各种形态与神态，日积月累，脑袋里的动植物形象就会多起来，创作作画时便可以呼之欲出，且形神兼备。
自从从湖北艺术学院的行政工作转到华中师大教学以后，我就给我制定了一个目标。内心里告诫自己说我离开了艺术学院，没有做出一定成就，我永远不回我的母校。经过了多年默默奋斗，潜心钻研艺术，最终开创了历史上没有人画过的“冰竹画”，到了2016年终于实现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画家们都梦寐以求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尹维新》画册。画界称为“大红袍”。
在这里，我给你们简要地介绍下这种画册的由来：《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尹维新》这种画册，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台湾的一个出版机构联合创立的一个画册品牌项目——“中国近现代名家———（ 某 某 某 ）”。选题标准很严格，是从清末民初的海派画家吴昌硕、任伯年、虚谷、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李可染、李苦禅～……在画界有其一席之地的画家方可准入该画集出版。由于这个品牌画册出版后很快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国家“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借用了这个品牌专门出版画界具有一定成就的画家的“大红袍”画册。据说我的百年的母校湖北美术学院只有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邵声朗”教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本画册。
当我的这本大画册正式出版后，便回去给母校“图书馆”和原来的同事们赠送画册，向我的母校做正式的汇报。记得当我回母校赠送画册的那天，母校同事们相互传送信息，还是以当年我年轻时候在美院大家亲切地称呼，“小尹回来了，小尹给学校赠送画册了。”很多年没见面了，大家欢聚一堂，为尹老师取得的成绩而感到高兴。
记得给母校赠送画册后的不几天，母校有个老同事——杨丹教授（湖北艺术学院院长杨立光教授之子）在电话中说，尹维新啊，我收到了你的画册，特别祝贺你！可是你为什么要离开美术学院呢，尹维新你走了是我们美术学院的一大损失，这是同事们一致认为的。”
当我第一次亲自从美院老师这里听到这样的话语后，顿时倍感愧疚，热泪盈眶……因为，在多年以前，曾经也有与杨教授同样的说法传到过我的耳朵里，可是我听了不是很相信，总是半信半疑，如今杨丹教授的这番难舍的里面带有善意性责备味道的话语证明了当年与其完全一样语气的传言原来确实是真实的。
记得我在华中师大在职的时候，一贯视时间为生命，从不为了挣钱办培训班，也从不轻易收徒，争分夺秒地刻苦钻研艺术，朝着心中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一条“乌龟路”，慢慢地往前爬。多少年以来，我有一个内在观念，即自觉如果“今天一天”在绘画或理论上与技法上没有得到一点收获，今天的生活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这一天我没有一点研习上的心得体会，我就觉得这一天等于是白过，所以我不允许一天没有收获。
尽管我一路走来特别珍惜时间，从不愿意在外面兼职捞取外快收入。但是有一样兼职工作我却很愿意做，那就是在接受了洪山老年大学老年国画课教学之后又接受了我华中师大老干处聘请我为退休教工的老年国画班的教学。
在我们华师大老年国画班的老人们的年龄大多都在七十左右，最大年纪的有数学系元老级的老教授“陆秀丽”先生。1995年的下半年，陆秀丽先生都已经接近80多岁的老年了，记得陆老走路都需要一根拐杖，陆老当时的耳朵的听力已经退化比较严重，每次上课都是拿着助听器听我讲课，记得陆秀丽先生刚开始交来的国画作业，由于一辈子的数学专业教学原因，思维观念与审美趣味倾向等方面偏重于逻辑数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及审美理念有点格格不入，可是，这位老前辈学习特别认真，特别刻苦，每次上课交课后练习作业最积极，陆秀丽先生几年下来后，由原来画面韵味偏重于西方审美趣味性逐步转变为中国传统文人画韵味，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让我为之特别感动！班上像这样的退休老前辈们还有很多，比如文学院古代文论的名老专家曾祖荫先生，周育元先生等。这些老教授和我结下了深厚情谊，2004年后因为本人搬出校外不方便去华师大上课后便难舍地离开了这些老前辈，但是，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还互相惦念。记得前几年，陆秀丽老先生还委托她的好邻居周育元老先生带信我说很是想念尹老师，于是我还专门从北京赶回武汉，来到了华中师大教工北区，在都已经是90多岁高龄的彭守权老先生及老夫人周育元老先生和80多岁的张淑琴老先生们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100多岁老寿星陆秀丽先生的居所拜望了这位老前辈陆秀丽先生，只见老寿星陆秀丽先生精神矍铄，她老人家见到我的到来特别高兴！一起交谈了当年在国画班上课画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离别前我们围在陆秀丽先生两边合影留念……
回忆当年为何我与这些老年教师们的情谊如此深情，可能与我平时的教学态度比较认真，尊重那些比我长辈年龄还要大许多的年老教师们；再是在教学中的教学效果也比较好，力争深入浅出，耐心辅导，每次课前都会认真地评讲这些老前辈教工们带来的国画习作，使他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进步，甚至有的很不错的花鸟山水作品参加了老人画展。他们获得一定的成就感。比如有一次在课堂上和老人们一起专题谈中国画色彩理论与运用，将西方绘画色彩与国画色彩对比讲解，结合中西绘画名作直观地对比中西绘画色彩理论与运用上的不同差异所在。讲解快结束时，从事一辈子“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老教授曾祖荫先生当场鼓掌，评价说，尹老师的这次绘画色彩理论与运用的讲解，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且讲出了尹老师的个人见解，深受启发，使人顿悟，解决了我们正在完成的一项国家级课题研究里的一个涉及的相关理论性问题。
………
还有一个让我万分感动的是，离开这些老先生已经接近18年后的2022年9月，在华中师范大学新博物馆竣工开馆仪式的同时，由校博物馆为我举办的“尹维新冰竹画展览开幕式那天，当年那个老年国画班还健在的一些高寿90几岁的彭守权先生、周育元先生和张淑琴先生等十几位老人在上午画展开幕式前的8点多钟就早早来到了新博物馆的大门口，等着尹老师的到来和我一起观看我的冰竹画作品展览。我们深感无比的幸福而又异常地高兴在一起观看这个画展。很多作品都是第一次和这些前辈们见面，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又像当年的老年国画课课堂上一样，向前来观展的这些老前辈们汇报了展览会上很多作品创作的构思与作品意境。这一天是个非常值得我们共同怀念的大喜之日，也是值得我们永生不忘的大好日子！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要问，尹老师这辈子一贯是那样珍惜自己时间的人，为何还舍得抽出自己宝贵时间给这些老人们教学国画艺术呢？我曾经这样回答过：“我们全社会应该都来尊敬社会的老人们，他们每个人的过去，都曾经是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轻视他们，更没有理由不去满足他们的物质与精神上最基本需要，因为，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也会老的。” 记得在2005年离开了这些老年人时常心生对他们的怀念，为了表达内心思念之情，专门创作了一幅“秋塘荷” 作品，并题句道：
秋雨一过秋寒浸， （人老了，时有伤感）
满塘蓬莲散晚香。 （老来已硕果累累）
峥嵘岁月往昔去， （昔日奋斗已成过去）
青绿红颜何胜黄” （规劝年轻人别轻视）
这就是我在华中师大校园居住时坚持了很长时间和这些退休老年人在一起，共同学习探讨和研究中国画艺术绘画的学习实践与创作鉴赏等问题。希望这些老年教工们的退休生活有趣，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老来心情愉悦，健康长寿！
文艺理论大家——孙子威先生
人民教师的典范
在华中师范大学结识对我人生事业影响很大的前辈老教授从时间先后论。孙子威先生是第二位。但是，孙子威先生及他的夫人俄语翻译家吴秀琴教授却是对我影响最大，恩情最深的老前辈，他们对我的多方面指导与鼓励，以及多方面的关怀使我终身不忘。
记得最早知道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有位文艺理论名家——孙子威先生是在1985年的秋天。我和当时任教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任清华大学美院的陈池瑜教授住在武昌小东门66号四合院。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比较年轻，在和陈池瑜教授接触交流中，从陈池瑜教授这里第一次知道了陈池瑜的硕士生导师是“孙子威”先生。后来还拜读了孙子威先生的著作——《美学沉思集》等著作及发表的有关文艺理论文章。对孙子威先生的文艺理论文章最深的感觉就是：孙子威先生的学识渊博，理论功底坚实。论述中的理论论点鲜明，论据贴切丰富也典型，语言平实，娓娓道来，逻辑性强，有时候貌似不经意的一句话，看似平常。却是非同寻常和深邃与精彩。比如在对本人国画作品的《秋月荷塘》的一篇以类似于散文诗形式的评论文章《梦之思》最后的一段话，孙子威先生这样地说道：“真正的艺术不只新人目，移人情，还启人思。”每读了孙先生这句话总能让人感觉其意味深长，耐人咀嚼不尽……孙先生在这篇文章的中间还有这样的论述：“人是不能没有梦的，没有梦，就没有明天，而明天总是美丽的，“荣孙露何日，三月初三时（此两句为孙先生引用了本人诗后面两句）”………。这句话读起来给人感觉好像是平淡无奇，就像一个人面对面地在与你说话，近乎口语性，可是你再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在这句语不惊人的里面却蕴含着深层的哲理意藴。
总之，拜读过孙子威先生的理论文章，如同见到孙先生本人那样，给人感觉无比亲切，真诚，朴实无华，总会让人如沐春风。当继续深入地与孙先生接触，你会发现其正义凛然，理论上的阐述层次分明，言之有理，其文章议论的背后反映出孙先生治学有非同寻常的严谨，认真，严肃等宝贵品质。为了一篇文章不知道该要阅读多少书与收集多少参考资料，不得不令人感到无比的折服与敬佩！
孙子威先生是50年代师从北京师范大学著名诗人和学者黄药眠先生，年轻时就才华横溢。一生执着于文艺理论的研究，勤奋钻研，学术成果颇丰。他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到深思熟虑从不会轻易结论，孙先生晚来发表的“艺术的辉煌与艺术家的痛苦”这篇文章论述的即如此（其具体的论述的精髓所在可网上搜索阅读此文即知）。
正因为孙子威先生一辈子做学问，研究文艺理论讲求“精益求精”，追求真理，保持经典，所以我国的文艺理论学术界对孙子威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评价很高，晚来之时，给予了孙子威先生“马列文艺理论研究终生成就奖”的光荣称号。是我们国家全国获得“马列文艺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仅有的四个人之一。
我和孙子威先生见面是在1993年的秋天。一天在家突然接到了孙子威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很陌生，听不出是谁，经询问才知道是久仰的前辈教授孙子威先生，孙子威先生在电话中说他曾经在学校图书馆一楼进门大厅里看过我在那里举办的美术作品展览，他还说对我的有些作品印象比较深，希望到我家里来看看我的绘画作品。
孙子威先生和我约的时间是第二天的下午，我告诉了孙先生我家在学校教工西区15栋2楼3号。孙先生反复叮嘱我别下楼接他，他说他们以前也曾经住在我家附近的位置，很熟悉。
记得到了第二天下午，出于对前辈孙子威先生的敬重与礼貌，我还是提前下楼接到了孙先生。只见孙先生穿着特别朴实，面带微笑，手里拿着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眼镜的深绿色旧布袋，随我上楼来到了我家。我为孙先生的到来特别激动。当我将我的很多作品给孙先生展开了第一幅作品时，孙先生用征求意见的口气温和地说：“我希望你不用介绍你的作品，我需要用我自己的眼光来看你的作品，好吗？” 孙先生这种和蔼可亲与谦逊语气让我非常感动。 孙先生对我的所有作品看得非常认真，观看作品中，对带有新面貌的作品比较有兴趣，并向我询问“冰竹画”新作品的创作思想背景，技法手段及作品意境。离开前有意带回去我很多作品的照片。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我惊喜地接到了孙先生电话，孙先生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说：“尹老师，在你家看了你的那么多国画原作，回家还看了你的所有作品照片，我打算给你写系列评论文章。”，听了孙先生的话，我感激万分，电话里半天不知道如何感谢，心想如此大的文艺理论大家孙先生的年岁已高，教学及研究多忙啊，能给我写上一篇文章就非常了不起了，还将为我的作品撰写评论文章多篇，在我深感荣幸与感激的同时也倍觉愧疚之感，荣幸的是我幼稚作品能让孙先生亲自动用其大手笔，愧疚的是多篇文章该需要花费尊敬的孙先生的多少宝贵时间和有限精力啊！
大约在电话我过了一个多星期的一天傍晚，孙先生来到了我家里，亲自送来了孙先生为我的国画作品《秋月荷塘》撰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梦之思——读尹维新君“秋月荷塘”有感》。孙先生将他的文章手稿复印件递交给我时，还给我说他这篇文章的文稿写完后，认为自己虽然是文艺理论研究者，但不是美术理论的专门家，特别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广埠屯距离武昌小东门十几公里外的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亲自送给美术史论专家阮璞老教授过目，让阮璞先生提提意见。阮璞教授看了文章后表态说写得非常好我才放心给你。孙先生这么一说让我对孙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心想孙先生此时自己都已年过花甲，学术成就辉煌，桃李满天下还像是一位年轻学子似的如此地谦逊，“虚怀若谷”是我一辈子言行中坚守的座右铭，孙先生仅仅为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的行为表现才是虚怀若谷的忠实践行者啊！老人家亲自骑单车行走如此之遥，这一路的大街上人多车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其他不说，仅仅为了一篇文章，这该是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要冒有多么大的危险啊！孙子威老先生的这个举动确实反映出了他老人家的治学态度该是有多么的严谨，其一辈子认真刻苦的学术研究精神该是有多么的非同寻常啊！实在是令我晚辈无比的感佩有加！
《梦之思——读尹维新君的“秋月荷塘”有感》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副刊《大地》。
此后，孙子威先生又连续撰写了两篇评论我的国画作品的评论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民族精神的写照———尹维新国画“本土系列解读》，该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报》；另外一篇评论文章题为《象外有象 意味不尽——评尹维新的国画“晨”》，该文章后来发表在《人民政协报》。
当以上孙子威先生的尹维新国画作品的评论文章被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艺术》主编于名川先生看到后，特别高兴。因在此之前，“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台湾台北一个文化企业集团联合主办了一个“全球华人书画大赛”的活动，活动中（此活动后来因故停办）于名川先生发现了尹维新交给大赛工作组参选的国画作品很特别，被认为尹维新国画作品能够源于生活，抒发情怀，富有新意，是所有参赛作品中的突出者，并被认为是当今画坛的非常可喜的个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了推进我国国画艺术传统上的继承与发展，正有初步想法，希望在相关媒体上宣传下尹维新的国画艺术。于名川先生看过了孙先生几篇评论尹维新国画作品的文章后，认为孙子威先生对尹维新的国画创作比较了解，便专门约稿了孙子威先生，让孙先生为我撰写一篇能够比较全面综合地反映尹老师的国画创新艺术的评论文章。孙子威先生受到约稿后欣然允诺，便又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勇于探索 不断创新——尹维新国画近作观后》，于199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办的《美术向导》第4期“画家介绍”栏目正式发表。孙子威先生为我撰写的这篇综合性评论文章的发表是尹老师从艺近二十年来在国家级刊物里的首次介绍发表。这次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为尹维新后来的国画艺术发展之路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自从结识了孙子威先生后，我们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了。还经常在晚餐后和孙子威及他的夫人吴秀琴教授一起在校园散步，我们边走边聊一些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话题，讨教孙先生。有一次我们聊到了关于艺术传统上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时，我永远忘不掉孙先生当即举了一个非常贴切又有趣的社会生活中的例子，孙先生说：“有关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就好比体育运动中的接力赛，拿着接力棒不跑，等于白拿，不拿接力棒跑等于白跑。”这个非常经典的例子被我在很多次课堂上复述给我的学生们听。我将孙先关于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的比喻称之为“两白论”。和孙先生在一起的艺术交流，孙先生在有关艺术问题的见解上经常出现他的独到的经典性语言，总会使我在我的艺术创作上受益匪浅。
我们很多年的交往，不仅让我看到了孙子威教授治学上的极其严谨，谦逊，成就非凡，还让我看到了孙子威先生与他的夫人吴秀琴教授在平时生活言行中同样特别地能够从难从严要求他们自己，尽善尽美地善待他人：
首先是，孙先生和夫人吴教授特别平易近人，从来都不会有一点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为人特别朴实，诚恳，热情和善良。这一点是所有接触到孙先生及夫人吴教授的人们有目共睹的。
在和孙先生交往中，孙先生及夫人吴秀琴教授不论是谁上了他们家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凡是上他们家来给两老送来有物质性东西的，将要挨批评，不拿任何东西空手上他们家来的得表扬。即使是他们自己的亲女婿上门来也不例外，就别说其他人了。这是尹老师活了半辈子都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与自己亲友的交往象孙先生与其夫人如此接待客人的。这充分地体现了两位前辈在生活中确实是做到了何等的以身作则与很好的示范啊！他们在与所有的亲友中的交往不落俗套，去掉一切世俗礼节，他们两老特别不愿意因为他们自己给任何人增添一点麻烦。比如在孙先生临终前，身患重病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给夫人及子女们再三叮嘱，他的所有信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直到孙先生家人默默地处理完后事了，才通知到单位领导，事后每当怀着悲痛心情问起过吴教授，吴教授总是这样地回答，每个人都是大忙人，不让大家为了孙先生而耽误了大家，影响了大家生活。
孙子威先生与其夫人吴秀琴教授如此非凡表现是常人不可理解，更难做到的啊！充分地表现出了高等学校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与风范。
但是，孙子威先生与夫人吴秀琴教授对待他身边的亲友，却是恰恰相反，这两位老前辈表现的却是特别地关心照顾和爱护他们，可说是做到了无微不至。
比如，我在1993年的秋天认识孙子威先生不久，在隆冬季节的一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突然接到了孙先生的来电，说过一会他的夫人吴秀琴教授准备了一点熟食送给我和我的女儿，并反复叮嘱我千万别在路上来接吴教授。孙先生家在华中师大教工东区，我家在教工西区，距离我们家大约差不多接近一公里远，到我们家的那条路是学灯比较少，晚上一般很少有人会经过这里。这条路要经过音乐系，学校花房、苗圃基地，还需要经过学校篮球场、佑铭体育馆最南边及游泳池等多个地方。记得那天虽然有月亮，但毕竟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孙先生说不让我去路上接当然不放心，当我下楼快走到游泳池边通往龙家湾那条路上，隐约看到了一位年纪大的女老师头上包着一条头巾，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手提一个装满食品的塑料袋子，朝着我们家这边走来，我们相距不太远时，我很快就认出来是孙先生夫人吴秀琴教授，可是刚认出来吴教授，只见在吴教授的后面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看见了孙子威先生紧随他的吴教授的后面，慢慢地朝着我家的方向走来……此时我真是感动至极！不知道如何感谢这两位暖心前辈。
将吴教授领到了我家后才知道两位长辈恩师特别用心，孙先生前几次来到我们家知道了我家只有我和女儿两个人生活，了解到我一个人由于工作特别忙，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与创作中，也看到了我和孩子都特别瘦弱，身体状况不佳，便有意打开过冰箱门，发现冰箱里面空空的……，但万万没想到这两位恩师在他们来之前帮我们父女俩在街上买来了鸡蛋饺子、卤肉、卤鸡肉、藕夹，糍粑鱼等许多熟食及半成品，吴秀琴教授当即非常细致地交代我这些食物在食用前如何保鲜，如何加工后再食用等注意事项和方法，还特意转告了孙先生回家说，“小尹太不注重和爱惜自己与女儿的身体健康的营养了，只顾埋头教学和钻研国画艺术创作。”吴教授还再三叮嘱我，特别希望我往后需要特别地注重身体健康！
两位老前辈对我们父女俩的如此关爱让我再一次无比感激，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以上所述，是本人通过接触了孙子威先生及夫人吴秀琴教授后，亲眼看到了这两位老前辈教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对自己时时事事处处极其严格地要求自己，从不愿意他的所有亲友们为他们有丝毫的付出，然而他们在与晚辈青年教师的交往中，却是如此地对待身边年轻人真是关怀备至，不遗余力地爱护着他们身边的年轻人。对待年轻人生活上的关心照顾，事业上的鼓励支持，激励年轻教师努力奋斗，不断攀登。
孙子威先生的这一辈子在生活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事业上忠心耿耿，全心全意育人，努力培养后生和鼎力提携后生们；在文艺理论的学术研究上呕心沥血，专心一意地研究，硕果累累，成就丰厚，名扬天下……
于今我们敬爱的孙子威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们国家文化艺术上的一大损失！孙子威先生的学术理论成就以及文艺思想，还有他一辈子追求的高尚人格修养并注重践行于平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宝贵精神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心中。孙子威先生毕生表现出的克己为人的高贵品质与非凡突出的学术成就真正地体现出了我国传统的“大学精神”；不愧为我们师范大学是培养人民教师摇篮应有的“光辉典范”！
我介绍到此，非常感谢华中师大教育学院的黄钰祯和陈佳雯两位大学生前来采访我！让我首次将我这辈子前几十年经历的学习、生活、劳动锻炼、教学以及艺术研创中遇到的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进行了粗略地讲述与介绍。
回忆过去几十年在恩师们的辛勤教育下，鼓励扶持下，做的事情虽然有一些。但能够说上的也就是在国画花鸟领域里开创了“冰竹画”，并且得到了画界及艺术评论界的认同与好评；山水画的创作主要在《江山行》长卷的意境内容上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并得到了专家的认同；虽然公开正式出版了大小画册5本，其中最为主要的仅有两本：一是2016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尹维新》、再一本是2019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清风正气话竹魂——尹维新画集》（古线装书式、纯生宣纸印刷）。海内外（在中国北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台湾、美国和丹麦等国家与地区）画展包括作品观摩展大小有7次，其中影响力比较大一点的也仅有两次：一次是2019年12月7——15日由人民政协在北京国家政协文史馆主办的“清风正气——尹维新冰竹画展暨华夏文化与崇贤经典展；再一次是2022年9月28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开馆仪式暨尹维新冰竹画展览”。尤其是国家政协文史馆的冰竹画展览，取得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除此外，尹老师退休后年近古稀之年花了六年中大部分精力在自己居住小区，为邻居们做了一些公益性事情，为小区未来美好愿景提出这样的几句话，即“文明和谐南波湾，遵纪守法南波湾，尊老爱幼南波湾，环境美好南波湾。”，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帮扶下，在全体居民们共同努力下，被光谷高新区评选为“五星级红色业委会”和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好人”。几年的工作亲自撰写了一本1037个页码的内部参考资料《南波湾高尚小区工作文稿集》。
以上比起我们同代人那些成就斐然的精英人士比，还相差甚远。
不过尹老师早年就有一辈子的追求：“艺海无涯苦作舟，只管耕耘不问收。借来古今壮我胆，披荆斩棘到晚秋。”
尹老师虽然已是日渐夕阳西下老年，但是呢，好像人老心不老，还会在身体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在自己艺术追求的路上继续努力前行。
寄语后辈
黄：尹老师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从您身上也是感受到特别多的品质，就想说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学前教育或者是教育学院的学生说，这样我们也能传播出去，希望大家能学到一些什么？
尹老师： 首先，由于我不是专门从事研究教育的，只能应你们同学的要求，说说一点不成熟的也可能不一定完全正确的看法：
自从我国招生制度改革以来的几十年的教育的成绩还是巨大的，辉煌的。为我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国家建设需要的精英型人才，取得了不可否认的丰硕成果。
但发展到近些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就当前我国教育现状看，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我作为一个教育外行人的个人认为， 人们普遍地过分强调或者是偏重于对前人文化知识性在于学龄前幼儿和中小学学生掌握上的量化性评判的教育。
比如：学龄前幼儿教育，特别是部分私立幼儿教育机构为了迎合家长需要和商业利益需要，在幼儿识字、计算等方面偏重于灌输式的教育，给孩子们阅读的语文课文篇幅过长，文字的难度超前，计算上的难度加大。很多的学龄前家长也一样，被社会上流行的一句“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论调影响很大，很深！因此，有的家长在幼儿园阶段就开始送孩子到社会上的各种培训班里参加培训，使得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幼儿失去了天真无邪的幼小童年宝贵的乐趣，让一个刚刚牙牙学语的幼儿就引导到枯燥无味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当中，再加上社会上的网络媒体还推波助澜地报道某某神童识字多少，背诵古诗词多少和如何数学计算等等信息。引起了一些家长们的互相攀比与竞争。
中小学阶段就更不用说了。从教材的编写上出现的问题、到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刷题应试的现状、再到学生和学生的大部分家长们思想上的激烈竞争焦虑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比如本人亲身经历的辅导小学二三年级的数学，有些“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都很难解答。原本非常浅显的一个“知识点的应用”问题，在教材练习题的编写上偏偏将题目有意让学生的解答过程中绕来绕去，弄得学生包括家长们晕头转向，不知如何解答。尤其是给低年级学童的练习题，甚至是学历比较高的硕士博士家长们认为是看起来貌似简单，却设计出有重重“陷阱，”常常需要在一道题目上花费很长的时间思考还是摸不着头脑，无形中为了一道题需要耗费学生们的很大精力还不一定能正确解答，这种学习上的受挫感很容易导致学生们误认为自己的头脑先天愚笨，不如其他同学聪明而受到严重打击，丧失了学生学习兴趣。最大问题还不止这些，最大问题还在于中小学教育几十年来依然是“中高考指挥棒”在作怪。学校几乎全是以升学率为唯一评判教育质量的标准。这样的“中高考指挥棒必然会派生出“分数挂帅”的弊端。班里面考试按照分数的多少排名次，比如某某学生排班级第几名，排全校同年级第几名等，学校，学生与家长为了提高学生的学科成绩分数，便一天到晚地用大量的时间埋头刷题，使得学生们非常卷地掉进了成天地刷题的无底深渊……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有很多学龄期孩子们都会如此说道，你去问问我们的同伴们，看哪个同学有兴趣愿意去上学读书？
由于孩子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十几年的学习之路感觉太漫长，太卷，太累了，感觉一路走来太辛苦，太痛苦，所以导致了比较多的大学生们到了大学，原本是最好学习专业的黄金时段反而没学习兴趣了，很多大学生们希望在大学这个相对比较宽松与自由教育环境下，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好好地享受一下“快乐人生”，将一个人的大好大学学习时光白白地被浪费掉了。
说到底，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教学的暂时功利性思想比较突出。所有从事教育特别是从事教育研究者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成长，莫过于需要人格健全发展，一个健全人不仅需要其单一的文化知识成绩是否优秀，也就是过去一贯提倡的人的教育培养，需要德智体美劳多方面都能得到全面有效教育培养。使得一个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心智成长，知识掌握，身体健康素质，热爱劳动，勤奋努力向上，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团结同学，互帮互助，意志坚强，克服困难，积极参加学校或者社会公益活动，文娱活动等全方位得到有效发展才是最为需要的。
而我们以上谈及的唯一的分数成绩作为评判学校，学生的标准，显然是不全面甚至是一种畸形的教育。
所以，才会出现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提出了，认为北京大学都是一些高精尖的人才云集的大学，确实没有错，可是通过他们的教学以后，发现了培养出来有很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年我参加了社会最基层工作实践，接触了很多人的很多不同思想观念，因为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缺乏的不是知识文化，缺乏的是“如何在社会在集体中做一个受欢迎的人”。那么尹老师为什么愿意在晚年夕阳西下，这个比金子还要贵的时间里，花了5、6年时间在小区里做了一些有益于邻居们的工作呢，其实我这是想用我们自我献身的（我们业委成员在任五年里都不拿一分钱的报酬，不吃一次公款饭）实际工作表现，从宏观上来讲，是向社会的一种表态；从微观来讲，是给我小区的后来人做一个示范。
如果说，需要我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一点什么，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应该重视对社会未来接班人的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合格的人才与栋梁，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谢谢你们大学生的采访！如果尹老师以上讲述的所有内容存在某些不足或者说得不妥的，请大学生们批评指正！
教育学院黄钰祯、陈佳雯采访
尹维新 修改（撰写内容）
2024年9月3日
采访文稿修改于北京
这篇采访文稿的成稿说明：上个学期末，高兴地接受了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本科生黄钰祯和陈佳雯两位同学的采访，暑假期间收到了他们的采访整理文稿初稿，希望我修改。当我阅读后觉得，这两位同学的采访及文稿的整理十分认真，细致，非常不容易！虽然由于对本人讲述的内容一是由于采访很突然，我准备不足，讲述内容很粗糙，简略，紊乱，很不完整，再是她们对我讲述的时代背景陌生和对讲述的事件非她们本人的经历，不熟悉，所以，只能按照本人讲述的原样整理。因此，为了慎重起见，只好在两位同学整理的文稿的框架上重新撰稿，其内容进行了大的增补和调整后，几经反复地修改而成。
在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她们非常辛苦地写出了这个文稿的大体框架，为这个文稿奠定了很好基础。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黄钰祯和陈佳雯两位同学！
特此说明。
尹维新
2024年9月7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