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4月初出生的，到今年年满72岁了。真是弹指一挥间，转眼成了一位年逾古稀有余的年老人了。
我过去身体一直都很好，自从前年疫情开放以后，先后感染过两次，身体被新冠病毒的摧残狠狠地打压了一下，明显地比以前差了一些。
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以前，虽然是个六七十岁的年老人，但思想上完全不服老，整天忙忙碌碌地闲不下来，一直在专心地进行中国画艺术的研究、创作与展览。除此之外，还从2017年至2023年用了五六年的宝贵时间在我居住的小区里做了一些社会公益性的工作。
青少年时代的尹维新：
一
我是湖北鄂州市人，原鄂城县。家乡距离武汉市只有二十多公里，是鄂城县靠近武汉市江夏区的最边缘地区，出生地在鸭儿湖的内湖红莲湖畔，在一个三面环水的湖岸边长大的农村人。
回忆我上吴屴小学读书时，一到四年级是个糊里糊涂的完全没有开窍的学生，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一点都不知道。记得最深是对学习汉语拼音最没有兴趣，反应特别迟钝，尤其对声母和韵母非常陌生，一窍不通，感觉是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怎么也学不会。再加上受同村那些年龄比我大的同伴们影响，特别爱玩，还特别喜欢看电影，乡村里没有通电，放电影都得用那种发出隆隆声的发电机发电。放电影的场地一般会选在村子里比较开阔平坦的地方，或者是选在生产队里的稻场上，用2根长长的笔直的木杆子（帆船上使用的桅杆）竖起来挂上边框黑色中间大块雪白的幕布，发电机都会放在距离幕布比较远的偏僻位置，发电机启动后产生的电带动那个放映机的转动，是用一种比较落后的方式放电影。我们小的时候，放的都是些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战争片，还有封建旧社会穷苦人民生活的片子等。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有“甲午风云”，“地道战”，“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白毛女”，“苦菜花”，“洪湖赤卫队”，“敌后武工队”等，是在这样一些战争片子的影响熏陶中成长的。记得在小学四年级以前，一到晚上年龄大点的同学总是带着我模仿着电影里的模样做战争游戏，打打杀杀，咚咚、啪啪，冲啊，杀啊地追跑吼叫，饶有兴致地玩到很晚才肯回家睡觉。
由于我们这帮同学们晚上总爱出去如此疯狂地玩耍，最后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将学习成绩玩垮了。导致我的小学四年级成了个留级生。现在还记得，当我拿到四年级学年成绩通知书是留级时，因为害怕挨打，幼稚可笑和愚蠢的我将留级的那个“留”字给抠掉了，以为这样我的爸爸妈妈就可以不知道我是留级。
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是读私塾的，由私塾先生传授他的传统文化知识。记得我父亲有个中等大小的木板书箱，书箱子是用老黄色的油性牛皮纸包面，纯铜包角，配上两个纯铜锁扣，非常考究与精致，是家里面所有的家具用具中最为显眼的一种。书箱子里面装满的都是那些古线装书。记得我小的时候出于好奇心，很喜欢翻看父亲那个书箱。每当看见那些书箱里面有许多古装白描人物插图都非常兴奋，这些白描人物动态生动，栩栩如生，非常动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物都是些历史名人，有的还是古时候的皇帝。如孔夫子，孟子，荀子，还有秦始皇等等。我在六七岁大小的时候表现出和乡村其他儿童不一样，对这样书中的人物，花草或者风景等插图兴趣浓幽，只要翻到这些人物，虽然不识字，那些人物是谁全然不知，但我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总会情不自禁地拿着笔照着这些人物描摹。可以这么说，我虽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但依然会毫无顾忌地大胆摹写，最有成就感的是画什么都像什么，印象最深的长大了才知道画的是孔夫子，他穿的古装衣服宽袍大袖，双手举在他的胸前，身子好像是微微地向前倾着，正在讲述着什么的那种神情，直到如今还记忆犹新。
由于我的父亲是个读书人，在村子里算是最有文化和知书达礼的人了，当父亲知道了我留级了以后，把我叫到他身边。他没有像别的父母亲那样粗暴地打骂我，而是语言平缓地给我讲述了古时代孟子的母亲“断织教子”的故事。
在这里，为了现代人方便理解，穿插着给你们介绍一下乡村妇女们纺线织布的具体方法与过程。
过去农民们穿的衣服以及做被子所用的棉布布料都是靠村姑们先纺线再纺织成布。农村人纺线是用纺线车纺出棉线，再将纺出来的棉线用土织布机织出土棉布。我生长在乡村，小的时候每年的冬春季都会见到我的妹妹和我的母亲以及乡村里各家各户的妇女们坐在土织布机上织布。土织布机卷起一卷“经线”的开合依靠人的一双脚轮换踩踏；布的纬线靠着织布人的左右手来回丢送梭子，穿梭于布的经线开合的一瞬间。
用一句话讲，如果说要将棉线织成可供人使用的棉布，需用人在土织布机上手脚并用熟练地操作完成。她们一边织成棉布，一边将织成的棉布卷成一个圆柱形的布卷，卷在土织布机的尾部。
我的父亲说；孟母教育他的儿子，并没有打骂她的儿子，而是将孟子叫到了她的土织布机跟前，拿着一把剪刀，当着孟子的面，将土织布机上全部的经线果断地剪断了。她和孟子说，你看看，如果这个经线不剪断，用梭子就可以织成我们可以用来做衣服和被子的可用之布，现在我将它们全部剪断了，再也没办法织成有用的棉布了。你如果现在不好好刻苦用功读书，就好比这个布把经线剪断了一样，以后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了，你的一生就等于成了一个废人。
我记得听了父亲讲述了这个故事后虽然感觉到比较有意思，但由于年龄还比较幼小，有点似懂非懂，只大略地知道父亲讲的这个有趣故事是希望我要好好读书。所以小学4年级我开始有点儿开悟了，从此知道要发奋读书。
晚上不再与那些大一点的同学出去玩耍了，每天晚上睡觉前会把白天在学校上课所学课文里的字、词、句、段落大意（课文里面每一段落的大体意思所在）和中心思想（整篇文章主要的中心内容）不仅将他们背诵得滚瓜烂熟，还要做到领悟其中之意。记得那个时候农村里都是使用的煤油灯，或者使用一个汤勺，平放在人的跟前高处，给汤勺里添满食用油，汤勺里还需要放置一根灯芯，点燃灯芯才会使室内有一点微弱的光亮，我就是在这种灯光下学习的。我每天晚上学习的都很晚，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比较早地惊醒后，头蒙在被窝里面，将头天晚上背诵记忆过的课本知识内容再重新地记忆一遍，第二天上学来到课堂，每次被老师点名提问或者背诵课文都不会让老师感到失望，考试结果几乎都是门门功课100分。
二
记得小学四年级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叫邱立诚。
他有一只脚有点残疾，走路有点跛。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午全校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唯独邱立诚老师总是将我们班的同学留下来延迟放学，留在教室里听邱老师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童话故事，同学们都非常有兴趣听邱老师讲的那些有趣的故事，每当讲到精彩好笑的故事情节时，总会引起全班同学笑得前仰后合，兴致盎然。
邱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很多都很有教育意义。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至今还没忘记，故事的名字叫做“枣核的故事”，故事主人翁叫“枣核”，这个童话故事，说的是“枣核”小朋友不仅天生就超级聪明勇敢，鬼点子特别多，神通广大，灵敏活泼。最有趣的是别看他人只一点点小，但是他却非常厉害，足智多谋，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那样善于七十二变，机智勇敢地跟坏人斗，每当枣核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临危不惧，总能凭借他的机灵应变和聪明才智转危为安，险中取胜……故事情节滑稽、讽刺和幽默，妙趣横生，余味无穷
我们四年级同学都特别喜欢班主任邱立诚老师，因为邱老师不但给了同学们的快乐，还增长了同学知识，增强了同学对好与坏、善与恶、真与伪的辨别力，受到了良好品德教育。
除了以上介绍外，邱立诚恩师还做了一件让我受益终生的事情。一天早晨，当我上学来到教室，刚进教室的门，突然发现靠近教室门这一头黑板边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张不大的红纸，红纸的上面写有四句顺口溜，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我班有个尹维新，门门功课一百分，刻苦努力肯用功，年年争做好标兵”，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64年。
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如果看到了学生的进步，用这样的形式去鼓励学生，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激发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作用是非常大的。由此“年年争做好标兵”成为我内在的一个巨大的驱动力。再加上我的父亲那次“孟母断织教子”的故事，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双重配合下，给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个孩子的教育既有家庭教育，也有学校教育。孩子幼小的时候，应该多以激励性的教育方式为主，这样可能对孩子的成长将会更好。说到此让我记起来曾经在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儿童艺术教育研讨会”会议期间结识了大会邀请来讲学的台湾儿童美术教育家——陈处世先生，他是中国台湾屏东县潮州镇人。之后我们有过多次友好的交流。
在1998年我应邀赴台艺术交流期间还专门去拜访过陈处世先生及家人。后来我也邀请了陈处世先生来我们华中师大做过一次儿童美术教育的学术讲座。他不仅是一位儿童美术教育家，还是一位儿童文学家，在中国台湾出版过《处世寓言故事》系列多册，深受台湾儿童的喜爱；他又是一位中国传统的皮影戏戏剧人物作品的收藏家；同时还是一位水彩风景画家，他是多家集于一身的儿童美术教育奇人。与陈处世先生的相处，使我了解了陈处世先生具有丰富的儿童美术教育实践经验，其儿童美术教育理念源于日本和美国流行的儿童美术教育思想。他主张在儿童美术教育中实施“赞美法”，他将“赞美法”称之为“激励性教育”，其教育宗旨与目的是激发儿童美术活动创作欲望与兴趣，鼓励儿童美术活动中取得的进步与成绩，促进儿童在美术活动中不断成长。陈先生的这种赞美教育方法我是很赞同的。但是，我还认为激励性的教育也不能是无实的，或者随意地夸大的赞美。因为这样的夸奖不符合孩子的美术活动中的实际表现给孩子以赞美，将会使得孩子容易养成虚荣心太强，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需要教育者们在幼儿美术活动过程中善于发现孩子的实际进步及表现的具体方面所在。比如是造型上的某种独到性，或表现内容的多样性、新颖性与奇特性，还是使用颜色上的大胆性、丰富性与协调性等。在我看来实事求是地对孩子实施以恰如其分的赞美效果将会比较好，会给孩子具有一种心悦诚服的成就感，有利于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同时还会间接地使得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一种“诚实与客观”和“不弄虚作假”的良好品质。
比如说我前面介绍的小学班主任邱立诚老师给我的符合实际的良好评价与及时的鼓励的那“四句顺口溜”做到了实事求是，他的赞美性鼓励的顺口溜符合我当时学习成绩的实际表现，在我从小学4年级到6年级共3年的学习阶段中起到了一种不可低估的激励性作用。
在此，需要给你们具体地介绍下，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升初中还是非常不易的。
1966年我小学毕业的那个年代，社会的教育资源极其贫乏，我们庙岭区一共有3个公社，大概每年有近千小学毕业生。那时我们区的所在地仅有一所“鄂城县第六中学”，1965年以前这所县立六中每年只招初中生一个班，一年只招生56名新生。可是到了1966年的这一年招收初中新生的招收方式发生了改变。就是将一个班的56名新生招生指标提前分出来28名指标，分配到全区各个小学推荐免试入学。被推荐条件是“根红苗正”，家庭出生为“贫下中农”，由各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负责推荐；其余的28名新生指标，留给全区近千小学毕业生通过初中升学考试后择优录取。这样一来，这一年对于那些参加初中升学考试的小学毕业生来说，思想压力将比往届小学毕业生的压力更大！
尹老师在1966年毕业前，为了能够考取初中，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几乎把小学6年级的“语文”和“算术”上下册共4本课本背得滚瓜烂熟。几乎做到了倒背如流。
至今我还难以忘怀当年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及考试完毕后的一些情景：
每个考场内外都安排有监考老师负责监考。第一场考试的科目是语文。考试内容写一篇命题作文，作文题目是“你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以后”。因这样的严格监考的考试环境是我小学几年学习所有考试的第一次，令我十分紧张，大约开考了十几分钟我紧张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第二场考试科目是算术，我记得我的每一道题目都计算三遍，直到其得数确信无疑是正确无误时才会慎重地抄写在卷面上去，力争做到滴水不漏。谁知考完后出了考场，同班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一起，相互对各题的答案，却深感意外地和班上平时成绩比较好的同学答案都互相不一致。那时候因年纪太小，原本还很自信的我，此时心里面却完全没底了，顿时感觉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地忐忑不安……。记得考试前父亲特别强调过我必须考出好成绩能够上初中。他跟我说：“今年你要是考不起初中，我就找一头牛给你放”！我怀着胆怯的心情回到家里，父亲很关切地问我考得如何？我非常丧气地告诉父亲说：“放牛吧”。
此后在漫长地等待录取结果的日子里，非常难受地煎熬着，简直是度日如年…每天假装出门去捡粪，拿个粪箕粪耙跑到我的外祖母那个村子里的一个要好同学家聊天，以此来消磨时光，骗父母亲说是出门去捡粪（那个年代生产队按照斤两多少给捡粪者记工分，到年底参加生产队里分红。），可是呢，我根本上无心捡粪，每天上午到那个要好的同学家里，两人坐在他家床上的蚊帐里一起聊我们的未来理想，幻想着考取初中后将会如何奋斗等。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接近中午了，从这位同学家里回来路过我们的小学时，惊喜地看到了一位从鄂城六中来的尹贯群老师来到了我们的吴屴小学，只见尹老师戴着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上身穿的白色短袖衬衫，青蓝色七分短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个小布袋。此时正好遇上了几个在初中就读的二年级学生们，暑假没事正在小学里打乒乓球，他们发现尹贯群老师来了便问尹贯群老师：“尹老师过来是不是给吴屴小学送初中录取通知书的啊？吴屴小学今年考几个？”尹老师笑着告诉说：“吴屴小学今年录取4个学生，推荐2个，考取2个”。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立即开始了紧张。大家跟着尹老师走进了一个教师办公桌子跟前，尹老师从他的布袋里拿出来了几位同学的录取通知书，同学们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我不好意思挤进去，站在老师和几个同学的外围。大家安静地听尹贯群老师念录取学生的名字：尹老师念的第1名，第2名不是我，我心虽然很有失落感，但还在期待着，看后面是否会念出我的名字，当念到第3名还不是我时。我紧张期待的心一下子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似的特别痛苦与失望……谁知当念到最后一名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于是我奋不顾身猛地一把将紧围在办公桌前的同学们扒开，我需要眼见为实！当我看到了桌子上摆放着的一份录取通知书上是“尹维新”的名字后，按捺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兴高采烈地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回家迫不及待高兴地告诉了父母我被录取了的好消息…………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但每当回忆起这个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过程的往事时，我的心情依然还会难以平静！
记得我进鄂城六中就读时，我的作文有时候被语文老师评为优秀在班里给同学们念的；我的数学老师姓周，叫周光艮，女老师，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上个世纪60年代毕业。她个儿不算高，是个地道的武汉市人，一口纯正的武汉话。我们入学快到一个月的国庆节即将到来的一天，班主任周老师问：“同学们，我们要办一个国庆专刊，有哪位同学喜欢绘画，有会画画的吗？办专刊需要画主刊图和插图，花边等，请有这个特长的同学举手。”因为我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协助过班主任老师画了抗美援越专刊的主刊图和插图，我大胆地举手了。国庆节前便和其他同学一起合作完成了国庆专刊任务，同学老师都比较满意。
我刚进初中的数学学习成绩也很好，我的数学作业，很讲究整洁干净，我是一个喜欢求100%的人。说句很不谦虚的话，我从初中到读高中的数学成绩一直保持优秀，特别是高中数学的总评成绩是100分毕业的。绝对不允许我的平时练习作业，单元考试，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99.9分。我习惯于下死功夫。自从小学邱老师的“年年争做好标兵”的这句话，刻进了尹老师心中后。我不放过一个在学习中遇到的任何难题。不攻破学习中的每一个难题，决不罢休，后来为什么能开创冰竹画，我想这应该与过去学习数学养成严谨的思维品质与做任何事情都具有那种坚定的信念有关。做事特别认真，像学习数学那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冰竹画创作中所出现的各种难题，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
我是1985年从湖北艺术学院调来华中师范学院的，由在母校从事的行政工作转入到华中师范学院从事专业教学工作。我是怀揣着一个画家的梦想，怀揣着一个教授的梦想来到华师的。记得我自从1975年上大学学习开始一直到我的老来，我从来没有寒暑假，从来没有星期天。我是遇事肯下功夫的人，具体表现在做任何事情尽可能地追求完美。一路走来就是那句古话，朝着一个既定方向和一个预期的高度，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坚定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迈进。我把我几十年走的这条路叫做一种“乌龟路”，脚踏实地慢慢往前爬行。从幼小的我就锻炼出来的一种品质——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马虎或者随便地应付，都会很严谨，细致、思维缜密地对待。
比如现在还记得我在学习高中数学的时候，往往遇到的数学题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大，我们必须利用过去所学的基础知识，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找到解题最优化的切入口，一旦找到了正确的切入口，后面的推导便迎刃而解，将会很顺利地一步一步推算，直到最后推算成功，那种独有的成就感应运而生的心理感受特别美，特别的享受，久而久之数学变成了我的一种兴趣。记得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常常是“同班中有的同学的老师”，总会给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解数学中新学单元的内容与解题思路的路径以及运算的方法。我学习不仅是要知道如何解，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解，不仅要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对待每一个新的知识点，不学通，学懂，学透，决不放弃。
鄂城六中短暂的学习阶段，任教我们班数学教学的周光艮老师经常在同学面前展示我的数学作业本，因为我的作业绝对不允许有一个疙瘩，每次作业特别干净整洁，一丝不苟。
如今往往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和我们家因祖祖辈辈是农民，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可能具备前瞻眼光，会将我的高中数学作业本全部保存完好留存下来。高中毕业后不到一两年早就不知踪影了。不然那些作业本保存到现在，拿出来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记得1966年9月1日，我们新生刚入学初中时，全班新生56个同学中，相互熟悉的除了4个同学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以外，其他同学都是陌生的。就在入学刚满一个月国庆节休假回来后的当天晚上晚自习时，班主任周光艮老师微笑着来到了我们班里，在教室的黑板前高兴地宣布了一件同学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无比振奋的特大喜讯，她说：“同学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班里56个同学中，以10%的比例将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出6名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同学们一下子像炸开了锅似的感到无比幸福与欢快！在上个世纪的1966年的那个年代，全国亿万人民都心向北京天安门，敬仰崇拜毛主席！现在居然让我们这些从没有见过天的乡旮旯里长大的乡下娃子不仅要去北京首都，还将要见到我们亿万人民无比敬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美梦成真啊！大家此时的激动之情真是无以言表了。
那个时候的学生们都非常的单纯。记得那天晚上周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强调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通过入学一个多月以来从不认识到认识，根据班上同学中的积极主动的实际表现与学习成绩优秀事实的初步了解，你认为哪6位同学可以代表我们去北京见毛主席，你就写在纸条上，最后收集起来选出我们班的6个同学代表来”。我记得我们班56个同学，我是37票当选。当时我14岁，心想我能当选很有可能与我利用了绘画特长主动积极地报名画专刊和我平时学习成绩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有关吧。
我们鄂城六中的赴京代表是校长周启超老师和刘元孝老师带队，专车把我们送到鄂城县，到了鄂城县以后，县委石绍昌书记在鄂城县大礼堂给全县的赴京代表作报告，当晚有鄂城县京剧团专门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京剧演出，演出的京剧曲目叫《风雷渡》（这个京剧团后来是湖北省京剧二团）。我们听完报告看完戏的第二天，又用专车把我们送到武汉的武昌站，包了几节火车车厢，全鄂城县的初高中生赴京代表由县委石绍昌书记带队。当年坐的是绿皮蒸汽式火车，从武汉到北京好像需要两天一夜，那个时候北京好像只有一个“北京站”，到北京站是下午三点。下了火车来到北京站前的北广场，早已经有十几辆新的客车等待着这些到站的学生代表们的到来。将我们接到了北京的三里屯外的“五建五工区”，安排在刚建成还没有正式交付使用的新楼房里，给每人发送一条全羊毛毛毯。三里屯这里是个大使馆集中区，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农村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几种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包括外国儿童，都感到非常的新奇。我们这些代表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天，几乎每天给我们发送两个烤的咖啡色面包（这是我们农村孩子们从来都没有吃过的食品，第一次见到这种食品），天天有专车送我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尹老师是从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才知道人间有大学，后来读书主要是冲着名牌大学读书的）、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一些地方参观学习，听报告，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年龄小什么也听不懂。
当我们来北京约十多天了，还没有接到我们什么时候见毛主席的通知时，大家都急切地等啊，盼啊！就在我们快要回家的前一天中午，终于等来了准确消息，第二天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午餐后，带队来北京的县领导和老师组织了我们全体代表来到一个比较大的场地，组织我们20人一排，十排一个方队，训练我们走方队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天刚亮我们早早吃过早餐，排成方队来到了指定地点，即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王府井往东的东长安街马路北边等候。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66年的10月18日这天，北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代表们在等候的几个小时里，一会儿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一会儿齐声高唱红色歌曲，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约一点多钟的时候，终于听见了路边高音喇叭里响起了熟悉而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大家开始了躁动，都不约而同地伸长脖子朝着西边望去，只见西边一片好似红色海洋的波浪一样，每人手握红皮色的毛主席语录，挥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阵阵震耳欲聋的激动无比的高呼声此起彼伏，尤为壮观！
不一会儿，来到我们面前的是排成一个箭形的摩托车队率先走过，紧跟其后的就是我们一直期盼的毛主席坐的敞篷车缓缓地行驶到了我们的眼前，只见毛主席头发花白，满面红光，鹤发童颜，面带微笑，左手拿着军帽抓扶着他身前的横栏杆上，右手不停地向马路两边的代表们频频招手……，随后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谢富治………
等， 许多我们十分熟悉的中央主要领导与首长们都先后一一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此时我们的心情激动得几乎快要蹦出来了…久久久久难以平静！
几十年来，经常会回忆起这个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最有纪念意义最珍贵的幸福美好时刻………
曲折音乐路——与音乐失之交臂
1967年“文革”以后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很遗憾的是如此难以获得的升入初中的学习不得不被中断了。我们开始失学了。我在失学的近两年时间里，正好遇到身体不好，成天莫名其妙地咳嗽不止……成天全身无力，其他同样大的不上学的同学们都帮助家里干农活，在生产队里出工挣工分去了，而我却体弱多病不能参加队里的体力劳动，只好在家里休息。这个时候我已经15岁多了，本应该也一样去田地里干农活。但我的父母出于健康要紧的考虑不让我出工参加重体力劳动。我在家一边帮助家里担水，做点家务，一边自学拉二胡、京胡和板胡。在这个偏僻的湖岸乡村里，没有老师，也不识音乐简谱，由于自幼就对音乐、对胡琴类以及吹奏类的音乐特别有兴趣（比如记得我才四岁时，在我的那个偏僻的乡村里，县里派来了一位姓涂的年轻人来帮助我们村子工作，住在我们村的西头一户大哥的家里。在一个春雨过后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突然被从西边传来幽幽的悦耳箫声而心动不已，激情之下驱使我偷偷地背着大人悄悄出门，不顾门外漆黑一片，泥泞路滑，顺着箫声摸到了那个大哥哥家里，依偎在吹箫的小涂面前，一直痴迷地听着他吹箫到结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了），于是就将曾经学会的熟悉的歌曲曲谱找来，对着会唱歌词的曲谱下面所标注的各种不同的节奏符号，寻找其中的节拍规律，时间久了，那些音符的不同节奏标记与演唱节奏的规律找到后，也就慢慢地破解了简谱的内在奥秘。一年后我由对简谱完全陌生的门外汉到不论多么陌生的简谱曲子不需要提前练习，拿来就可以直接对着陌生的哪怕京剧里那么复杂的曲谱按照准确的节奏和音准流畅地用胡琴拉出来，用嗓子哼唱出来了。
与此同时，在近两年时间里，除了自学拉琴和自学简谱外，特别钟爱从小一直爱好的绘画。经常拿来父母亲和邻居们的黑白头像照片，对着照片摹写真人头像，或拿来白纸摹写一切可以摹写的图画。我虽然不知道人像照片如何绘制，但是我就按照照片上的五官轮廓特征和明暗光影变化依葫芦画瓢似的摹写描绘，虽然绘画过程中的方法不正确，可是画出来的结果却是与照片的形象特征，光影深浅不差上下，得到了邻居们的夸奖，使我很有成就感。记得最有意思的有一次邻居大哥的父亲已经去世几年了，遗憾的是他们家没有在老人身前为其照相留念，当他看到我会画人像时，就来找我帮助给他们的去世的老父亲画一幅遗像作纪念。当时我很为难，担心没有照片作为参照会画不好，但又不好意思推迟，只好说，我没有把握画得让你满意，可以尝试性地画画试试看。
于是在动笔画之前，就努力地回忆这位大哥的父亲身前我熟悉的面孔特征长相是什么样的，待到心里面已经对这位老人有个大体轮廓形象了，便开始根据人的五官生长的规律边画边回忆其形象特征与特点，谁知艰难地画完后，这位大哥与他们家的人都说画得很像，非常满意。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后人在近两年跟我说我几十年前给他们凭着想象记忆性画的那幅老人遗像直到现在还供奉在他们家堂屋的神几龛上作为纪念。
另外，我自幼对篆刻也很有兴趣。在读小学高年级开始就特别关注到家父有一枚用篆书体刻制的一方印章，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这种弯弯曲曲的字是“篆书”，只是对父亲印章里那种弯曲的笔画很感兴趣，就将父亲的印章拿来作为摹写对象，学着父亲印章里的弯曲笔画摹写。从摹写中寻找这种书体笔画的规律。
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刻制印章必须在石头一头的平面上先写出姓名的反字，再用尖刀沿着这些反字笔画刻制出来。开初“反字”我不会写，后来发现了写出的正字照到镜子里就会显示出反字的小窍门后，便用铅笔照着镜子里面的反字摹写到磨平了的石头平面上进行刻制。这就是我自学刻制印章的学习过程与方法。我学会了如此刻制印章后，附近的有些村民找我帮他们刻印，只要有这个要求的我不仅都会一一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有的人的印章刻制好了还亲自送到他们的家里。记得那时在我还那么小的时候，大胆地给当地农民刻制过多少枚印章确实记不清了。
要说我自学二胡和京胡，还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学习拉琴的那个时候我们家的经济非常困难，虽然爱好京胡和二胡，但是就连2元几毛钱的一把二胡和京胡都买不起，自学京胡和二胡的初学阶段都是找别人借琴来学的，学练几天得赶紧要还给别人。到了比较熟练地掌握京胡二胡可以参加学校排演伴奏的时候，就可以用学校的京胡和二胡来伴奏了。
我还告诉大家，我的第一把二胡还是在我已经四十岁生日的时候，由我的两个最小妹妹红梅、玉梅看到哥哥爱好二胡，买来一把二胡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了我。到了63岁退休后才用我自己的费用买了第一把二胡。2015年到武汉音乐学院那边一个专门制作二胡的师傅那里购买的，由一位我认识不久的武汉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吕文婷老师帮我挑选的。听师傅说，这把二胡曾经有位武汉音乐学院的在校研究生借用去参加上海的全国二胡比赛独奏过的一把二胡。这把琴的音色确实不一般，特别纯正，清脆，悦耳…是我这辈子用得最好的一把琴。
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有了这些特长，也遇到了一些良好机遇，不过很遗憾地失去过两次比较好的机遇，下面就和你们聊一聊失去过两次机遇的小故事吧
1、我失去的第一次机会是可以去从事专业剧团的京胡伴奏
在1969年春季，当我重新进入到初中阶段学习的时候，我的京胡演奏曾经考取过京剧团。
为何有机会考取过京剧团呢？是由于鄂城县京剧团的琴师施老师来农村举办了一个京胡短训班，这个班的所在地是在我们庙岭区的“卸甲公社”。短训班里从老师那里才知道原来京剧伴奏谱和唱腔谱是不完全一样的，它的伴奏谱是在唱腔曲谱基调不变的情形下“加花”。何为加花呢，就是在唱腔曲谱的曲子里间夹进与唱腔不一样的音。比如唱腔里的2 3两个音的中间加花后（间夹了1 和 2）变成了伴奏曲谱是21 23。 京剧团的施老师为了考考我们学员们的听音能力，就说他不会简谱，只会五线谱。需要请一位学员来帮助他。帮助的方式是，施老师用京胡拉一句伴奏曲子，这个学员就将其拉的伴奏曲子用简谱的形式以准确的节奏板书在黑板上，让其他的学员们抄写下去各自练习。经过考核只有我会。我成了全班学员现场的直接翻译员。接下来的实践我实现了施老师的要求，做到了施老师给我们拉一句伴奏曲子，我就可以按照简谱的节奏在黑板上准确不误地反映出来一句。记得自从这次考试后，我每天早上不管在哪里练琴，那个京胡老师施老师总是在离我有十几米远的地方专门观察着我拉琴。当时虽然对老师的这一异常举动有点疑惑，但并不知道施老师对我比较特殊注意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只觉得特别奇怪。但由于我胆子一向比较小，只能将这个不解其故放在自己心里，不敢近前多和老师说什么，直到短训班结束了事
待京胡短训班结束回到了学校上课后的有一天，京剧团的戴团长带两名女演员，从县城坐两个小时班车，再步行半个多小时来到了我的中学（大屋中学）说是来找我京胡伴奏面试的。我从教室出来，因我的京胡不在学校，放在家里，就带着团长和两个年轻女演员到我的家去拿了京胡，在原来小学的一位老师的宿舍里面当着他们伴奏了一段红灯记里铁梅的一个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那两个女演员不面对我，是背对着我唱的，我在一旁伴奏。我的伴奏从起腔直到曲终，因为刚从培训班回来，这一段学的得很熟悉，所以伴奏的几乎是天衣无缝。但是后来却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不了了之了，我以为京剧团没有看上我也就作罢了
谁知两年后，当年来考我的那位戴团长，因为机关干部被派到农村来支援三秋（秋收，秋耕和秋种）他又刚好被安排住到了我同街的同学严家富的家里。后来听我的同学和我说；住在他家的戴团长问他说，“你们这个街有个尹维新吧？”严家富回答说“那是我同学”。戴团长说“尹维新他当年考取我们京剧团了。”同学说“那他为什么没去呢？”
“因为被另外一个年轻人顶替了尹维新的这个名额，所以尹维新就没有去成。”
由于知道这个信息时已经时隔两年了，早已经淡忘了。所以当我听到了这个晚到的信息也就无所谓了。
2、第二次又失去了去部队从事专业的二胡学习与演奏的机会，给我的心理打击比较重。
1972年秋，我经过面试被南京部队前线文工团看中，因区武装部以独子不征兵政策未予批准入伍。
到了高中的二年级那年的秋天，秋季征兵工作已经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区教育组突然来到高中学校我的教室，通知我去区政府参加部队招文艺兵的面试。当我去了接新兵办公室才知道这次征招文艺兵是去南京部队“前线文工团”拉二胡，部队文工团是从我们区教育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我有拉二胡的特长才找我出来面试的。
部队文工团专业军人让我当他们面用二胡拉了一曲，还表演了一段诗歌朗诵，完了以后说看中我了，部队前线文工团的那位军人问我说：“如果部队要让你在部队做一辈子专业拉二胡不转业，愿不愿意？”我立即回答说“愿意”。他还告诉我说“如果说我们把你送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专门学二胡，好吗？”我又立即回答“那太好了！”后来我们区接新兵的一位部队首长、一位军医和部队文工团的那位文艺兵共三个军人把我带到区卫生院，去要求地方允许我新兵入伍单独体检，此时我们区的秋季征兵的体检工作已经结束了，来到区卫生院时，区武装部的戴部长正在召集参加这一年的新兵体检的全体医护人员们开总结会。我记得当时把我留在会议室外等候，他们三个军人进了会议室去找部长商量，差不多快大半个小时才出来。只见这几位军人高高兴兴地把我带往区卫生院这里来体检的，结果我发现他们从区卫生所会议室出来时，一个个都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用很遗憾的语气告诉我说，“非常遗憾，我们向地方再三要求给你体检，但是区武装部长就是不同意，武装部长说你是独子（那个年代有独子不征兵政策的规定）。而且，我们还要求说前方部队需要这样的艺术人才，结果你们区部长说前方需要，我们后方也需要啊。”就这样一场欢喜一场空，再一次失去了我最想去的在部队文工团从事专业二胡的良好机遇。
这件事确实对我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打击！从我18岁开始每年到了征兵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一直渴望参军。这次不仅是可以梦想成真入伍当兵，而且去部队所从事的职业还是我自幼的酷爱——二胡的学习与专业演奏。所以，当令人遗憾的结果告诉我后，我的内心非常痛苦！一气之下，没回学校向学校请假，直接跑回家里，有20多天没上学，在家里玩了一阵子后才又无奈地不得不重返学校继续上课了……。
从此我这辈子与自幼酷爱的戏剧与音乐都因故而失之交臂了。尤其是南京部队文工团这个难得机会的失去，直到如今只要一提起还颇感遗憾呢。
虚心接受农村劳动再教育——吃苦带头，以身作则
这辈子从小就爱好艺术，不仅在二胡与京胡的自学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自学，同时只要有一点空闲，就兴致勃勃地画画，小学课本里的插图、轮船，大炮和兵舰、连环画里骑着战马，拿着刀枪剑戟武士的英勇形象等都是我摹写或者记忆想象绘画表现的题材。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阶段，学校的各种节日专栏板报等我是个个体承包户，一直坚持着从没有间断，说到我一直保持着画画兴趣这里，尹老师在读高中学习期间为了画画还发生过一件非常值得一提的故事，也顺便讲给同学们听听：
故事发生在1972年春的高中二年级上学期，大约是小麦已经开始抽穗的季节，麦地都已经是成片的麦林了。
我在高中读书住在校内，学校在我们区政府所在的小镇上，有一个周末从小就开始有的娃娃亲的妈妈李阿姨交给我帮她家做一件事，让我上学顺便在镇上买一只小奶猪（猪崽子）回来养。因农民那个时候都时兴家家户户养猪。我来到学校后周一的早晨就买好了那只小奶猪，用一根绳子的一头系在小猪的脖子上，另一头系在我们寝室的床脚上。准备当天晚上请假将小猪送到她的家里。可是不巧，中午午餐后高中的副校长——罗福惠老师（现为华中师大原校长章开沅先生的弟子，硕博毕业留校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交代我完成一项比较紧急的绘画创作任务。罗老师说学校接到县教育局通知，将在全县举办一个主题为“勤俭建校”的学生美术作品展览比赛（在此之前，我们高中发动过全体师生停课一段时间和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过一场自己做红砖土坯，自己烧制红砖在一座荒山头上建学校教学宿舍楼活动），罗老师说学校知道我多才多艺，会乐器也会画画，经研究这个创作任务就交给了我来完成。
当我接到了这个艰巨任务后，连续几天无心听课，沉浸在这件作品的创作构思和绘制上，每天下了课就跑到罗老师办公室去画画，而买来的那只小奶猪需要当天晚上送走的事却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几天后，等到这幅画画好时，我才猛然想起那只小奶猪的这件重要的事没有及时办理。立即慌张地跑到我的寝室看那只小奶猪，发现床脚上只剩下一根绳在那里，小猪早已挣脱绳索跑到不见了。这下子可吓坏我了，赶紧和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施卫生跑到学校附近的漫山遍野地寻找那只小猪，可是学校周边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小麦林，两天没有上课到处寻找却不见小猪的踪影。心想这算是完蛋了，这只小猪是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了～…到了周末原本是应该带着小猪送到他们家的，可是，眼下是没有猪可送了！完全没有胆量去面对她家，因为不知道如何向她的妈妈交代……那个时候的农民手里的钱是相当的珍贵啊！
她的妈妈在周末那天下午就开始站在通往他们家的路口上一直等我等到天黑都不见我的人影。她妈妈看到我的同学路过这里时问我的同学才得知小猪已经不小心丢了……她妈妈听到这个难受的消息后，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大度与宽容，放下他家的经济损失不管，却特别担心的是我会不会因为过度地自责与焦急，被急出了什么毛病来，不忍心再给我一点压力。最让我无地自容和过意不去的是，她妈妈不但没有对我有半句责备，反而特地送来了肉和鸡蛋，一个劲地劝我千万别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好好读书就行了。……这件事成了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深感内疚的惨痛教训！
当然，任何问题都存在两面性。从另一方面看，罗福惠老师代表学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是他和学校对我才艺能力的一种认可，是给了我一次特别难得的学习绘画实践的机会，是学校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有意地培养我，使我的绘画创作能力与水平通过这样的美术创作活动得到一定的提升，成功与失败与否都是一次经验的积累或者教训。小猪的丢失不能说是因为完成这个绘画创作任务所致，而是我完全应该先将小猪送回去再回学校画画也不迟。因此，主要的责任应该由我自己承担。
说在此，特别感恩学校！特别感谢罗福惠校长给我提供了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与绘画创作实践锻炼的好机会！
在1975年被推荐入学进了湖北艺术学院，专业是美术系的师范美术。
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当区教育组根据艺术学院要求，上艺术学院美术专业学习的学生必须进行美术绘画专业测试，需要给招生办交一幅绘画作品，当我获得上大学是去艺术学院学习时，心想我填报的大学志愿都是依据我高中学习成绩选报的学校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长沙铁道学院的桥梁专业等。虽然从小爱好绘画艺术，但是没有上艺术小学和艺术中学学习，让我直接上艺术大学，没有绘画艺术基础，拒绝交作品，不愿意上艺术大学。当区教育组得知我不愿意上艺术学院后严肃地告知我，大学名额已经分配完了，只能去上中专了，无奈下从我堂兄尹维昌那里找来了一本杂志封底有一幅列宁的四分之三侧面肖像素描头像，我对这一幅画很感兴趣，便用铅笔描摹了一幅后（我入学后才知道这是俄国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画的，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作者——列宾的素描作品。美院我的老师“蒲新诚”教授还肯定了我的那幅列宁的肖像素描临摹作品画得还不错），自觉画得还很像就交给了区教育组，教育组又通知我去鄂城县教育局招生办进行美术面试，记得去县教育局招生办面试的那天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来到招生办只见一位文雅且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中年男老师，温和地微笑着接待了我，拿出了一张不大的白纸，让我当这位老师的面创作一幅绘画作品。当时我用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情随笔用线条勾画了一幅江南水乡景色的画，画面有近水远山，近水的水面画有帆船，远山的山脚下画有凉亭，天空还画有飞鸟等，画完后很不自信地交给了这位老师，老师说面试结束了让我离开了办公室。当我准备去车站坐车回家的街上不巧又遇上了刚才在招生办接待我面试的那位老师，那位招生老师又是面带微笑着告诉我说：“尹维新回家等待通知书吧，你已经被录取了”。听到招生老师这句话，压在我心里面这块沉重的石头顿时一下子就落下了。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多少年来为了追求未来美好理想的我一路走来的那些曲折的跌宕起伏的历程，确实是一波三折啊。
比如小学努力学习好不容易在1966年考取了县立第六中学，却遇上文革时期中断了近两年的学业；直到1969年春，我曾经就读的鄂城县县立六中被拆销改办为高中学校，初中下放到我毕业的吴屴小学代办，那个时候称之为“小学戴帽”。
说句实在话，上学读书是我内心渴望的首要，在初中停课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经常特别想念那段短暂美好的学习时光，曾经几次一个人步行七八里路去了初中六中学校，爬到与我曾经上课教室临近我座位的窗台，双腿跪在窗台外沿平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座位一盯就是十几分钟都舍不得离开。如今虽然上学读书终于有了希望，但一想到又要回到那个已经离开了几年的小校和一些幼小学童们一起上学放学，心里面确实是五味杂陈。
记得我在吴屴小学读初中的那段日子里，确实觉得非常的尴尬，已经是1.7米高的自己每天要与那么小的小学孩童们走在一起去上学，感觉非常不好意思。为了掩盖这种尴尬局面，每天上学前总是先将书包藏在自己身上的衣服里面，不让别人看见我背着书包是去学校上学的，假装自己在路上闲逛的样子，等到了学校我才将书包从衣服里面掏出来上课。
初中毕业后的1971年春，又去了原来就读过一年的原鄂城县六中继续读了高中，虽然初高中的学习非常刻苦用功，指望高中毕业可以参加高考，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谁知又遇上了全国大小城市的知识青年和农村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和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接受再教育。
我们这届高中生也不例外，不能参加高考，全部回乡参加劳动锻炼……心里面确实难免产生过一些抵触情绪，心想在初高中学习不仅学习成绩一路优秀，而且多才多艺，高中毕业前能够自创过可以演出近一小时的戏剧文学剧本，还自己为该戏剧作曲，自导自演……特别是数学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实现了满分毕业，如此的优秀的学业成绩是冲着名牌大学而努力发奋读书的，然而这个年代城市、农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不能直接高考，必须下乡、回乡接受劳动锻炼的再教育………当然，那个时候在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内心虽然都会因此有思想上的抵触情绪，但是，我依然积极地响应国家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深入农村生产劳动锻炼的第一线，虚心接受再教育，磨炼思想意志，参加农村基层生活实践，积累社会实际工作经验，准备将来更好地为社会多作贡献。
我回到生产队的第一年是1973年初春，我被生产小队安排到了鄂城县水利工地先和村民们一起大上马兴修水利。后来到了农忙季节大部分农民都必须下马回家耕种田地去了，我申请继续留在了县水利工地做长年施工。施工初期我由一个普通的回乡知青民工，因一边紧张地投入建设施工，一边在工余休息时间积极主动地为建设工地的好人好事写新闻报道稿，县指挥部多次录用了我的报道文稿在工地广播站进行了广播，成绩突出，受到了工地负责人的重视与重点培养。提拔我当上了工地民兵营副营长。
在县水利工地长年施工的那年夏天，遇到了多年罕见的连日大暴雨，湖水猛涨。县水利工地指挥部接县委领导下发的紧急防汛通知，组织了全县常年施工的全体民工奔赴梁子湖岸边的广家洲大堤防汛抢险。我奉命带领了全营民工参加了这次县水利建设指挥部指挥的防汛工程的紧张施工。
我们全县民工队伍日夜兼程，赶赴了广家洲大堤现场时，只见大堤决堤风险危在旦夕！我们为了确保湖堤安全，保障湖堤内万顷良田免遭洪水吞没之灾，我们立即投入了挑土加固大堤的战斗。当时人们异常艰苦，天上瓢泼大雨不停，每个民工冒着倾盆大雨，肩上扛着重达一百几十斤重土的担子，需要蹚过一条没大腿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