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官窑成功地烧造出铜绿、铜红等不同颜色的彩瓷，为宋代铜红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元代釉里红及明清各种釉下和釉上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最大外销瓷窑
在“黑石号”沉船船舱里发现有67000多件唐代瓷器等珍品，其中长沙窑瓷器多达56000多件，占沉船全部瓷器的90%以上
她像一位俏丽多彩、才华横溢、国色天香的“湘妹子”，早在1200年前已远涉重洋，走遍了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9个国家和地区。昨日，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古陶瓷学会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召开了“长沙铜官窑——陶瓷之路重要支点”专家论证会，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等知名文物专家出席会议。
经过深入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长沙铜官窑是中国古代釉下多彩工艺的发源地，创烧了铜红彩，是唐代重要的瓷窑。长沙铜官窑是最绚丽的大唐文化使节，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是唐代陶瓷之路的重要支点。
铜官窑不少陶瓷有外销特点
一千多年前，涛生云灭的湘江边，各色瓷器成品堆积如山。江口停泊的货船上，满是工人在忙碌搬运，一个瓷器的世界工厂在此尽显繁华。满载着“大唐制造”的瓷器船队，从长沙石渚湖出发，沿“海上陶瓷之路”乘风破浪，抵达多个遥远的国度。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烛洞庭云。迥野煤乱飞，遥空爆竹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湘籍诗人李群玉《石渚》诗，为人们展开了一幅湘江岸边石渚湖旁长沙铜官窑制瓷的生动画卷。
读到这首诗，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感到十分亲切。“我出生在黄兴南路的德园包子店旁边，说起家乡的事情，我怎么不感到亲切。”张老高兴地说，“长沙铜官窑的亮点比我想像中还多，它在唐代外销史上地位很高，黑石号沉船的惊世发现让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估长沙铜官窑。”
1998年至1999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勿里洞岛海域打捞出“黑石号”沉船。船舱里发现有67000多件唐代瓷器等珍品，其中长沙窑瓷器多达56000多件，占沉船全部瓷器的90%以上。一件长沙窑碗刻有宝历二年(826年)的记号，是重要的断代依据。这只沉船从构造看是一种阿拉伯帆船，推测是从扬州出港，最终目的地为伊朗西拉夫港。
“在唐代林立的名窑中，长沙窑有专供外销的产品，这些产品是针对海外市场需求，根据其使用功能、风俗习惯及审美需求而量身定制的，或者就是按样生产的。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可以说它是唐代最大的外销瓷窑。”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李建毛，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上海博物馆陶瓷部主任、研究员陆明华等专家指出，从器形上看，模印贴花壶、夹耳罐和带流灯、超常规的大碗等器物体现了明显的外销特点，这些器物在“黑石号”沉船上多有发现。目前长沙窑是国内最早出现夹耳罐这种特殊器形的窑口，随后越窑、定窑、广东都有出现，而与长沙铜官窑同时期的西亚亦有白釉绿彩夹耳罐，谁影响谁有待进一步研究。模印贴花是借鉴波斯银器的装饰手法，贴花部分涂以褐斑被认为是银器纹饰部分鎏金在瓷器上的翻版，纹饰内容如椰枣纹、狮纹、音乐舞蹈则直接来源西亚。
从装饰上看，有对称四褐斑口沿、阿拉伯文、联珠纹、白釉绿彩装饰等。联珠纹是西亚、中亚地区的传统装饰纹样，由其组成的方、圆几何形在该地区的金银器、玻璃器和织物上屡见不鲜。口沿饰四块对称半圆形褐斑的碗，这种碗在“黑石号”沉船中大量发现，在国外其他地区亦有发现。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中晚唐长沙及洞庭湖区是阿拉伯人活动的重要地区，他们应参与了长沙窑外销产品的设计定样或制作。
世界釉下多彩发源地
唐代诗人刘言史咏茶诗中有一句：“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湘瓷指的是湖南陶瓷，其中自然也包括铜官窑。通常唐三彩釉陶是盛唐气象的标志，也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陶瓷品牌，而铜官窑瓷器釉下多彩的创烧，为铜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铜官窑的釉下彩绘纹饰很丰富，有花草、花鸟、人物、动物、建筑等，其中以花草类最为多见，其次是花鸟类。工匠们用毛笔蘸酱褐色釉或绿釉在器物上随意挥洒或点染，烧成后形成彩色斑纹。还有一些器物，因绿釉中混入其他着色金属元素，烧成后绿色夹杂红、蓝、紫、月白等色，绚丽异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长沙铜官窑青釉下褐绿彩和褐红彩、红绿彩的烧成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多彩多姿的长沙铜官窑可以说是最绚丽的大唐文化使节!”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吴加安，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李仲谋等专家认为，长沙铜官窑把铜的氧化物作为高温着色剂应用在瓷器的装饰中，并且成功地烧造出铜绿、铜红不同颜色的彩瓷，这不但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与创举，更为宋代铜红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元代釉里红及明清各种釉下和釉上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三驾马车之一
九世纪初，由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航路悄然兴起，瓷器渐为海路贸易的主要货物，从打捞的一些沉船看，都运载大量的瓷器。
长沙铜官窑是不是唐代陶瓷之路起点，抑或唐代陶瓷之路重要起点之一?专家们看法不一，有不少专家认为长沙铜官窑是唐代陶瓷之路重要起点之一，但也有一些专家提出了质疑，“起点的时间与空间具体怎么界定?能不能说多个起点?与长沙铜官窑同时代的邢定窑、越窑算不算起点?”
尽管长沙铜官窑是不是唐代陶瓷之路起点，抑或唐代陶瓷之路重要起点之一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专家们一致认为，长沙铜官窑彩瓷、邢定窑白瓷、越窑青瓷是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三驾马车，在同时期出口瓷器中，长沙铜官窑比重最大，“黑石号”是最典型的案例。长沙铜官窑不仅是海路贸易的供货方，种种迹象表明，也当是与外商的直接贸易点。毫无疑问，长沙铜官窑是唐代陶瓷之路的重要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