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年前钓鱼岛属中国
201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白皮书，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实行了长期管辖”，并指出，“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
9月30日，两年前曾因发现钓鱼岛主权新证——清钱梅溪杂记手稿《记事珠·册封琉球国记略》轰动一时的我省平遥古籍收藏家彭令(2010年8月起，本报持续关注其人其事并多次进行报道)再度公布消息称，其藏有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初刻本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八卷(一函四册)，书中有详实记载，确证290年前钓鱼岛就属中国管辖。
10月5日，彭令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与保钓史料的不解之缘，以及购买乾隆元年初刻本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考证其中保钓史料的全过程。
巡察实录堪当历史明证
“……台湾州仔尾、西港仔、湾里，凤山喜树港、万丹港，诸罗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舟古)仔小船。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冂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 (即指钓鱼岛——彭令按)，可泊大船十馀；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另有资料写作舢板)……”彭令展示的书影显示，该书卷二“武备”第十三叶前半页与后半页首行，有这样一段清晰记载钓鱼岛等地巡察见闻的文字。
彭令告诉记者，《台海使槎录》是清代第一位巡台御史黄叔璥所作。其中关于钓鱼岛等攻守险隘、海道风信的记载，据考证系黄御史1722年实地巡查后记录而成。
黄叔璥(1680年-1758年)，字玉圃，号笃斋，清顺天大兴金墩(即北京市孙公园金墩万卷楼)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之后任湖广道御史、浙江道御史等职。
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年初，台湾岛内发生著名的朱一贵起义。清政府因此加强对台湾的管辖、对台湾地方官员的监察以及信息的沟通，建立“满汉监察御史巡察台湾”制度，设置“巡台御史”一职，由都察院请旨派遣满族、汉族御史各一，驻台湾府城，任期一年。
1722年3月8日，康熙帝钦定满洲正红旗人吴达礼和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的汉人黄叔璥为首任“巡台御史”，于同月12日召见吴、黄二人，面授治台旨意，并授“中宪大夫”(四品)，以强调对首任“巡台御史”的重视。
同年4月6日，吴达礼、黄叔璥从京出发，经百日跋涉，7月中抵台。其间，黄叔璥除与朱一贵余部作战，还经常巡行台湾各地，考察攻守险隘、海道风信，“就郡县牒牍所状”(见 《台海使槎录》)，甚至深入山区采风、走访原住民族部落(“番社”)，并将其间见闻写入《台海使槎录》，署名“北平黄叔璥玉圃”。1723年，康熙皇帝崩逝，雍正皇帝继位，吴、黄二人奉命留台延任一年。1724年，二人任满返京。《台海使槎录》，是黄叔璥对其“巡台御史”生涯所做真实详实的记录。
古籍文献是不可歪曲、伪造的历史物证。《台海使槎录》乾隆元年初刻本，以“文物”与“文献”两重真实性，确凿无疑地证明钓鱼岛自古就是我国固有领土，290年前的1722年即为中国人巡查管辖，日本人所谓“尖阁列岛(即钓鱼岛等)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谎言不攻自破。
2012年9月23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所作题为《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演讲中，曾特别提到这份史料。他说：“现存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详细记载是，清朝康熙年间，即1722年清朝政府巡察台湾的官员黄叔璥实地视察后，撰写的《台海使槎录》的官方述职报告。其中指出：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所谓‘崇爻之薛坡兰’是指陡峭嶙峋的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书中还写道：中国巡海船因钓鱼岛沿海暗沙险礁而难以驾驶，只能等涨潮才能进港。”这就说明1722年中国清政府官员就巡察过钓鱼岛，它是中国政府在290年前即对钓鱼岛实行管辖的历史明证。
传世不多或为民间孤本
2006年至2010年，以收集、整理、转卖古旧书籍与文献资料为生的平遥人彭令，先后从其所藏清钱梅溪手稿《记事珠》中发现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和钓鱼岛主权新证，并一一撰文论证推出。《记事珠》手稿在某拍卖会上以1457.5万元(含佣金)转手他人后，彭令以其在涉海古籍收藏整理上的特长与贡献引起广泛关注，先后受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常务理事、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历史文献荣誉研究员，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等职，移居京城。
今年春，彭令祖籍所在地太原义井村村委会通过本报与彭令取得联系。9月23日，彭令应邀回村参加为其举办的座谈会，之后即回平遥探亲访友。其间，他从一书友手中购得这册弥足珍贵的乾隆元年初刻本《台海使槎录》。
彭令称，该《台海使槎录》乾隆元年(1736年)北平黄氏家刻本，系该书的最早刊行。原书共八卷，一函四册。为本半叶10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钤有“裴永霞珍藏印”、“兰痴”、“经畬”等印章。此书初刻本传世不多，据初步查考，目前暂仅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因此他所藏这部，或为民间孤本。该书的刻印本较多见光绪五年 (1879年)刻印的畿辅丛书本，及道光廿三年(1843年)琴川郑光祖青玉山房刻印本。相较乾隆元年初刻本，这两种后印本行款版式差异明显，印制时间也晚100多年，因此文物与文献价值稍逊一筹。
经过数日考证，彭令还发现，《台海使槎录》中关于钓鱼岛的文字记载，或为另外一些古籍文献相关内容的源头。他举例：中新网9月14日据“中央社”报道，当日台湾文化主管部门举行的第2届文化资产保存颁奖典礼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特别提到，最近为了搜集钓鱼台的史料寻找一些古书，发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曾重新把一些古籍再次出版，其中包括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台湾知府周懋琦写的“全台图说”，用图片去表达全台湾，内容清楚记载“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马英九表示，“当时看到这篇文献，内心非常感动，没想到台银清出的这一系列书籍不仅保存了文献古迹，在60年后也成为研究钓鱼岛问题的最好参考。”
对照相关内容不难发现，马英九所指1872年“全台图说”之“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一语，很可能是由《台海使槎录》中的“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馀”转录而来。
对话彭令
是怎样的机缘巧合，促成了彭令于茫茫书海中与珍稀保钓史料的再次相逢？这部《台海使槎录》在彭令手中，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三晋都市报：可否透露购得这部《台海使槎录》的经过？
彭令：该书之前的主人是我的一位山西书友。这几年，经贵报在内各家媒体报道，一些有志投资古籍收藏的朋友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们推荐一些具有投资价值的古旧书籍。这位书友便是其中之一。
今年5月，在中国书店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我应这位书友之邀，为他推荐了几册投资前景看好的古籍拍品，其中包括第420号拍品，也即这部《台海使槎录》。当时之所以看好它，是因其内容涉及台湾。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涉台文献，因此深知它的稀见，至少是1992年以来国内历次古籍拍卖会上第一次出现。这位书友听从我的建议，在那场拍卖会上购买了总价10多万元的几部古籍，其中这部《台海使槎录》成交价为7万元人民币，加15%佣金后共计80500元。
9月25日晚，我在互联网上浏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发布的《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白皮书时，留意到其中提到《台海使槎录》这部书。次日上午即电话联系那位书友，提出愿出相当于他买入价3倍价格的25万元，希望他将那部《台海使槎录》转让给我。他当即很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只肯收相当于两倍价格的16万元。他说：“我连繁体字都不认识，不管里面有什么重要内容，只有你能搞出来……”第二天下午，我们便正式完成了交易。应该承认，确有机缘巧合的成分在里面。
三晋都市报：拿到书后，你花了多长时间找到证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那段重要文字？与之前的钱梅溪手稿《记事珠》中那段可视作钓鱼岛主权铁证的文字相比，二者的意义、作用有何不同？
彭令：26日下午拿到书，当晚我便开始查找，到23时仍一无所获，我决定先休息。但上床后根本睡不着，只好起床接着查找。终于在次日凌晨1时许发现了至为重要的那几十个字。当时已累得头昏脑涨，两腿发软。尽管如此，心中仍然十分自豪——自己至少提供了两种证据，证实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属于中国，同时证明日本右翼分子所说的许多话与事实严重不符，这对宣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我国固有领土是非常有利的。
作为具有保钓价值的珍贵古籍，之前我曾收藏的钱梅溪杂记手稿《记事珠·册封琉球国记略》证明1808年钓鱼岛在中国内海，而此次所购《台海使槎录》，则证明早在1722年，中国已对钓鱼岛实施管辖。据悉，两节期间，《记事珠·册封琉球国记略》作为钓鱼岛主权铁证，正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向公众展出。
三晋都市报：此次购得这部《台海使槎录》后，计划如何使其发挥应有作用？
彭令：目前初步打算有二：一是将其作为重要史料公开宣传，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二是通过转让或拍卖将其变现，用于下一步对涉海文献、革命文献等的收藏。
为了保证收藏经费来源，原则上我不计划无偿捐赠。我认为，能够收藏到这些珍贵古籍并从中发现、整理出有重要价值的内容，本身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人生在世，有机会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都有益的事情，是很幸福的。我常对朋友们说，当你做的事情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时，它一定也会是有利于你自己的。作为一介书贩，通过收藏买卖古旧书籍谋生的同时，能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做出一点贡献，对我来说，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