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何玮明一直在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上潜心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总体上说，何玮明的水墨艺术具有宁静、平淡、清新而又悠远的境界。这个境界既是艺术的也是人生的，我以为在这一点上，何玮明无疑深受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影响。当然，何玮明作为一个生存在现代社会的艺术家，特别是以人物画创作为主的艺术家，对以山水和花鸟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继承，更多体现在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建构上，这种境界，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也即欧阳修所言的那种难画的萧条淡泊、平淡天真的意境。
在这批作品中，何玮明描绘的人物主要是年轻的女性形象，男青年形象不仅少，而且在大部分作品中也基本处在从属和陪衬的位置上。然而，从总体上看，她或他们，不管是着衣的还是裸体的，都处在收心内视，孤寂自省，平淡如水的精神状态之中。哪怕是那些表达男女爱欲的人物形象，也给人纯净如水的感受。也许，何玮明感兴趣的，正在于欲望的非欲望化，或欲望的去欲望化，因为很显然，何玮明画中男女青年形象的孤寂、内省和爱欲，都在深处隐含着人性欲望的原始动力，而何玮明去欲望化的艺术立场，则使他笔下的男女青年形象，升华到了一种特定的精神境界：无欲无私而天地宽广。在我看来，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了何玮明对“宁静以致远”的人生理想境界的迫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水墨人物画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以新的笔墨方式表达中国都市和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这种近距离介入中国当代社会情境的艺术家有刘庆和、李津等，另一条路径是以现代的艺术语言，再现中国传统文人画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这方面的代表性画家是田黎明。很显然，何玮明的艺术探索属于后一种类型，从美学的角度上说，也可称为浪漫艺术中的感伤美学类型。最早提出感伤美学这一概念的德国美学家席勒认为：诗有两种，要么是素朴的，要么是感伤的，两者都与自然有关，区别在于素朴的诗人就生活在自然之中，所以，“素朴的诗则为生活的景象所激动，它把我们带回到生活之中去。”感伤的诗人已远离自然，所以，他们对失去“自然”的当下社会和文化的现实状态不满，从而有意识地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自然和精神家园，这样，“我们宁可回到对自身的冥想中……感伤的诗是隐逸和恬静的子孙，并引向着这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何玮明艺术的美学特征，我们也就不难发现，何玮明在艺术中几乎不描绘任何与当代都市和消费社会相关的人与物的真正原因。事实上，何玮明画中描绘的那些男女青年，仿佛都生活在当代社会的边缘地带，而从那些着衣的女青年形象看，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二十世纪早期“五、四”时期的青年女学生。这种对当下的拒斥，也反映在何玮明对人物环境的描绘上，即不去真实再现客观物象的细节和生活化的场景布置，而是采取简约的手法，用非生活化的想象性空间，建构一种拒斥当下性和非欲望化的简单环境，以达到宁静以致远的艺术效果。就此而论，何玮明无疑是一位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中追寻自然的感伤的艺术家。
对于何玮明来说，由于自然是要去追寻的理想，这样也就确立了他从当下出发的现代立场。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笔墨语言的探索上，那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人画所崇尚的萧条淡泊、平淡天真的艺术境界的追求，是以他新开辟的笔墨语言来实现的。当然，这种笔墨语言受到现代艺术中几何化结构抽象的影响，在笔墨的运动过程中，不以描摹对象的视觉真实为目的，而是以构成丰富而又简练的几何性形体，形成有序的形式结构为己任。何玮明的这种笔墨语言，与传统笔墨语言的有机形态完全不一样，给人以强烈的现代构成感，同时又渗透着东方文化的韵味。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新的笔墨语言的介入，使何玮明建构的宁静致远的艺术与人生境界，在当下水墨人物画的领域中，具有了特别重要而又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2008-8-8于北京望京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