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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未来—邓林的艺术

      作者:汲平2011-10-12 11:41:54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当此解构主义盛行之世,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艺术乃综合个性、文化及社会力量的复杂产品,而并非由几个不受时代和社会影响的浪漫天才闭门创制而成。的确,某些艺术作品似乎较成功地超越文化和社会的力量,正如某些艺术家肩负的历史包袱(不论是个人的或是社会的)也比别人重。虽然身为权贵子女的艺术家,机会之门比普通人多,可是他们永远不能肯定别人对他们的赞誉,是基于对他们作品的欣赏,还是想讨好他们的父母。由于他们身分特殊,艺术成就往往反被低估,别人对他们的评价并不以他们的作品为依归。

          邓林就是一个好例子:她父亲的权力为她带来裨益,但也形成负累。邓林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不偏不倚的评价,不必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而永远处于“光荣的阴影”之中。她曾经说过:“我希望表现真正的自己,但身处这个社会,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过,邓林气派磅礴的近作也许可以让她如愿以偿。这些近作包括取材新石器时代图式的抽象水墨画,与及以同类图式为主题编织而成的巨大丝毯。邓林找到的这个表现方式,不但配合其个性及历史,同时亦符合其独特背景带来的政治约束力。邓林于其艺术旅途上,已达到一份成熟的个人表现风格,与此同时,其艺术旅途又与现代主义的早期大师不谋而合,原始艺术与现代艺术兼收并蓄,相辅相成,这一点最是耐人寻味。

          邓林苦思此崭新艺术路向长达半载,终于在1987年开始,藉水墨画的形式,探讨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设计,以抽象手法表达此等图式。邓林此番转用抽象表达手法,绝非与其过往艺术道路决裂,只是强调早期作品中某些创作原则,以此为艺术手法演变的根基。邓林于八十年代中期所绘的梅花,评家咸称其简洁有力,显示出她的绘画已呈现了独立的艺术境界;凡此种种,于其抽象水墨画中,更是表露无遗。

          邓林访美及访日之行,为其转向抽象表达手法奠下基础。于访问期间,她看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美洲陶器,和美洲西北部印第安艺术作品,并参观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米克.洛克菲勒廊收藏的大洋洲及非洲艺术品。回国后,邓林细阅有关非洲艺术及图腾艺术的书籍。此番研究他国文化的经验,与其研究中国新石器图案的经验互为引证,令邓林深信在最早期人类想像力倾向于抽象,而此等抽象图案拥有一分原始力量,远非后来的自然表现主义所能比拟。

          毕加索于1907年参观托卡狄路民族博物馆的非洲艺术藏品,为他与其他巴黎画家走上艺术革命之路奠下基础;然而毕加索等人并非因为看到非洲艺术作品才兴起与文艺复兴期美学原则决裂之心,反之,是其决裂之意图在非洲艺术品中得到引证。邓林与早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一样,在原始艺术中取得其抛弃叙述式艺术的理据。可是邓林与欧洲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不同的,是她并不需要背弃自己的文化历史;邓林虽然成为现代派艺术家,但仍然以中国文化为依归。邓林受新石器图案设计吸引,其实正好反映出其个性及好恶的另一面,就是强力排斥中国近世流行的精细装饰艺术及工艺;她认为这类作品“软弱无力,精神萎靡”。与此同时,她认为史前的中国仰韶文化,表达方式直接有力。这观点不但政治路线正确,而且能配合其个性及现代精神。

          邓林访美期间,亦曾参观为数众多的私人及公家现代艺术收藏品,其中包括纽约现代美术博物馆的藏品。据邓林回忆说:“现代艺术表现出无限潜能,对我启发甚深,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想像力可以这样自由发挥。”正如中国向世界开放一样,邓林亦将自己向现代西方艺术开放,欣赏其自然流露的冲劲及标榜个人表现的态度。虽然邓林的近作并不如其传统梅花画那么受欢迎,但她却认为新作给她更大的自由。她说:“我画这些画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自己爱画。”邓林深信每位艺术家心中都有一份潜藏的东西等候时机,一跃而出,“而对我来说,一跃而出的就是这些抽象作品”。

          邓林对艺术的看法,和高更及较后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十分相似。她说:“艺术不必是叙述式的绘画,不必要述说这个世界的事。艺术应该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表达他如何通过个人眼光去看世界。”新石器时代彩陶最吸引邓林之处,就是此等设计乃表达先民世界观的最早例子。

          现代抽象主义与新石器时代图案均以自我表现为中心,二者均着重主观印象,而不重表现典型,亦即着重人类意识对世界的印象,而非如何表现此世界。高更呼吁于艺术领域中,感官不应再做脑袋的奴隶,此一呼吁开创了现代主义的年代。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并非真的看见整个世界都是漩涡纹及圆圈;这是先民对世界的想法,而又通过此种设计词汇来表达这想法。新石器时代的无名陶匠和比他们晚五千年的巴黎画家一样,艺术观以思想为依归,不重眼目所见。

          新石器图案为邓林带来启发,提供一个起步点。她并非把彩陶图案移植到画纸上,而是深深领会其精神及结构,使之融入其个人创作词汇之中。邓林创作的方法,是先受到某一图式或原素吸引,然后提笔绘画,随意之所之,一任笔下图画自然演变,而绝不依照任何既定概念作画。

          邓林作品中最常见的图式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期的黑圆心白圈图案,及马厂期的交叠圆圈图案。邓林下笔作画时固胸无成念,亦不依赖任何意象(如大自然的景色)诱发情感,而是纯粹自然深刻的艺术探索。

          邓林致力于抽象作品中保留新石器彩陶所表现的高度自由。她说:“我追寻的效果也许只能用音乐作比喻-平衡和对位,以及光暗之间的节奏。”其作品中各原素犹如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就是一篇完整的乐章。邓林最喜爱的乐器是古琴,这一点实非巧合:古琴的乐音简洁明净,音响与静止互替,而且响与静两者同样重要,这与中国绘画的着墨与不着墨处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邓林以巨幅丝毯重现新石器时代图案,不但保留其原始力量,而且益增其气势。此力量与气势对邓林来说,亦可以借音乐为比喻。在美术及音乐的领域,邓林均深受含蓄而开扬的作品吸引;“开扬”之于邓林,代表“胸襟广阔”,有容乃大。邓林认为传统中国绘画以渐进方式引人入胜,达到物我相忘之境,而西方艺术则以君临之势压倒一切。新石器图案经邓林的丝毯放大后,其景象犹如水滴中的世界,充满活跃的微生物。

          邓林的抽象作品名为《远古的回音》,此题目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表示此乃古代图案及观念的回响,另一方面亦指出画中甚多倒影结构,左右互相呼应。邓林最初尝试倒影结构绘画时,以墨濡上半张宣纸,再叠起来将墨迹印到另一边,由此产生的对称图案,力量之强令她震惊。正如回音与原音虽然相同,可是音色有异,这图案的两半并不完全对等。基于墨色入纸的分别,两半吸墨浓淡各异,质感不同,绝非完全的镜影。这些作品具有对称图的力量,却不流于呆板或形式主义。

          邓林从事抽象水墨创作,初无以此制作丝毯之意,导致她将画图引入丝毯的一个主因,是她感到传统国画在庞大的展览厅中震撼力较弱,有失色之感,而以丝毯放大图案,其原始力量及气势均有增无减。原画中黑色的笔触在丝毯上表现最为成功,墨舞于纸上的丰富质感及线条完全显露无遗,而灰色的笔触转移到丝毯则稍觉失色,织丝界线分明,远不如原画多样化及趣味盎然。然而丝毯亦具有邓林最欣赏的艺术素质,就是原始力量及凝重的气派。也许某些艺术家在作品中以虚假个性示人,或活在自创的幻想世界里;但邓林绝非如此,其艺术与个性完全相符。北京艺评家栗宪庭于1989年指出,邓林的梅花画显示她仍未找到能配合其心态的艺术技巧;时至今日,其抽象作品则正是技巧与个性的融会。邓林自己说过:“我是个简单直接的人,不习惯耍手段,转花巧。”因此其梅花画亦舍弃柔和甜美之风,线条沉重老成,别有风吹雨打、盘根折骨之姿。邓林强调说:“我不是个聪明人,也不要活得飘飘然。我是个扎根在土地上的画家。” 

          邓林的艺术作风与其外型一样,绝非娇弱无力的。她相信其天性,创作态度及作品均属男性表现。如有机会再次投胎,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做个男子汉。邓林个性坦白开放,对艺术态度坚稳,“我下笔着墨绝不犹豫,若然失败便从新再来。有些画家小心翼翼,一点一点地画,我觉得那太麻烦了。”邓林认为自己的作品有阳刚气概与力量,但却缺少女性注重细节的一面。

          邓林的画风源于其性格,而其性格之形成,除遗传外,个人及国家的历史背景亦是主要因素。其画作无论技巧或选材均受其家庭背景及个人经历影响。邓林于艺术创作虽然率性而行,但却相信自己的作品“拥有历史的力量”,“我的画绝不只是纸张表层的东西”。邓林天性谦厚,并不想自我标榜,但她衷心相信作为艺术家,她的长处来自“涵养和坚强的个性”。

          这份坚强是文化大革命时炼就的。“文革”对她来说是“一生最大的影响”,其间邓林被迫放下画笔十多年。提起“文革”,邓林声音转沉,双目紧闭。当时她被视为社会的渣滓,任人凌辱,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过自己不想过的日子”。邓林曾在酱油厂和纸厂工作,又在农场“修理地球”。虽然曾吃苦受难,但她并不完全否定这段被迫离弃艺术的时期;相反地,她认为这带给她“非常丰富的体验”。饱受“文革”煎熬的邓林更见成熟坚忍而自制,既具自知之明,又懂处世之道。自“文革”起,她与家人饱历浮沉,因此“任何小事都不会放在心上”。即使我们对“文革”另有看法(个人的成熟不必一定要经历祸国伤民之代价),但对邓林画作中表现自我这一点,我们是应该可以完全认同的;这些画作的沉厚力量并非单纯来自原始构图和大自然的景色。

          邓林画风的改变,完全符合其“文革”经历及个人身份。这并不是说她依照或推测父亲邓小平的意愿画画,而是说在一个更复杂的层面,艺术家邓林不愧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林认为艺术应该是正面的,于此改革开放期间更应肩负理想。共产主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最极端的表现是从艺术家手中夺去艺术),此一观念在邓林的说话中也有回响:“艺术家的使命就是爱国。”邓林认为如果中国前卫艺术家,创造出颠覆国家及政府的作品,成为政治工具,那就是不对的。人类本是群体动物,理应尊重祖先及本身的文化传统。 

          如果邓林在艺术上但求稳健保守,大可继续画梅花,但她一旦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表现潜能,再走老路无疑就是自欺了。今日邓林找到的途径,既尊重传统,又合符本身艺术意愿;新石器时代艺术的图案使她成为对本国文化忠心不二的现代派画家。她引用及推崇的这一份传统,政治思想正确,未受封建文化或外国影响污染。彩陶艺术的精神在外国的原始文化可寻到相应的表现,而同时又充满现代精神。邓林将远古的文化遗产变成现代的个人表现手法,成为现代艺术世界的一员;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国家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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