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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精彩瞬间——思想火花
作者:汲平2012-02-02 08:49:30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开幕论坛主题：企业家思想力与现代商业文明
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呼唤工商文明，振兴中华民族
早在5年前武克钢就呼唤现代工商文明。他对中国企业家论坛10周年的寄望依然是“呼唤工商文明，振兴中华民族”。他说：“社会上总有人在说企业家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是不是没有坏富人呢？当然有。但是不是社会上就没有坏穷人呢？当然也有。人好人坏，不能以贫富来衡量。有为富不仁者，也有为穷不仁者。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重要的不是给别人看，而是自己心灵生活的需要，是自己自然的需要。中国已进入工商文明中，企业家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动力量，企业家掌握着经济资源，自然也就承担责任。企业家不仅应有经济自觉，还应有社会自觉。”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工商文明为什么缺失？中国工商文明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中国工商文明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认为，现在的企业没有谁没有动用过国家政策和资源的，即使有，那也是漂白过的。在俞敏洪看来，中国的生意场上，法律和人情之间存在一条橡皮筋，“表面绷得很紧，但是如果你跟当事人有利益联系后，橡皮筋就会摆来摆去。”俞敏洪说，“中国的企业与政府环境应正常化，否则企业的发展将是不正常的；同时企业家不仅要有思想力，企业要符合现代商业文明。”俞敏洪认为。
企业家思想力的传承问题也是俞敏洪关注的，“老爸每天醉醺醺的回家，老妈顾着购物，没人陪着孩子读书，他们成了真空状态。”他说，而且像中国企业家论坛这样的形式很好，我们今后更需要打造一个企业家思想库，让好的思想传承下去。
冯仑：工商文明为什么缺失？造成工商文明缺失的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有人总喜欢把别人的事儿当事儿，而把自己的事儿不当事儿。
对于这样一个话题，一向幽默的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却格外沉重，在他看来，“这么多年的经历，工商文明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长进。也就是说，百年之前的企业家所经历的，到如今我们也依旧在重复。”冯仑说, “造成工商文明缺失的原因之一在于，在中国，有人总喜欢把别人的事儿当事儿，而把自己的事儿不当事儿。”
著名经济学家赵晓：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以成功至上，而并非诚信至上。
著名经济学家赵晓认为，应对工商文明，在5年前，可能是靠一部分企业家的自觉，但是如今时代前行，企业家就必须更加具有创造性和契约性。“这一点，就是从软性约束向硬性约束转变的过程。”赵晓说。那么，硬指标有哪些？如何达成？就得依靠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生态责任指标。“但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绝大多数企业家都以成功至上，而并非诚信至上。”
平行论坛，洱海论剑
8月28日下午，洱海的水面依然波光潋滟，但在洱海二号游轮上的会议室中，各种思想在进行碰撞。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危机之后的金融市场教训”、“我们的原创精神在哪里？”“城市化与城市建设”、“传媒的力量”四个平行论坛召开。言谈中，有嬉笑怒骂，也有梦想般的规划，甚至还有咄咄逼人的观点争锋。
但不管是哪一种模式，都在思考着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借用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说冯仑的那句话：“疯言疯语，有情有性，无忌无讳，见仁见智。”
论坛主题之1：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田园风光还是立体城市
无论是否城市化，未来社会都应该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能产生比挣钱更多的幸福感为目标。
张跃：城市化30年之后，中国没有一块没有被污染的水体。农民在城市里，也并非个个找到梦想。
任志强：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非单方面存在。在未来，政府要改变，而企业也要和政府进行良好、高层次的沟通。
“在座的不同意城市化的人请举手！” 在“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平行论坛上，当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跃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台下几乎无人响应。“很抱歉，可能在座的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反对城市化。”虽然觉得遗憾，但张跃依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张跃反对城市化的原因在于，为了环保。他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快速城市化运动。 城里人为什么非要城市化？非让农民工进城做苦力。“城里人最不愿让农民进城，总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民们羡慕城市的生活，而不断朝大城市涌入，置身其中之后，绝大多数却找寻不到他们的梦想，反而造成了城市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等城市病”……
他的这一观点却被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认为是“走火入魔的环保主义”，后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公平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而不是你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二者的针锋相对，掀起这场讲座的高潮。
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化的簇拥，还是回归田园的拥趸，尽管论点不同，但都在思考着人类发展至今，应该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幸福生活方式。
1 我们需要城市化
“我们需要城市化。”首先发言的云南城投董事长许雷勾勒了这样一个蓝图：“我们可以设想一下，20年后，交通发达，人们生活更加便利，这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
许雷的出发点在于，云南省城市化的低水平，“几乎比全国低了1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的低下，导致产业支持的不足，消费力量的不振，如果只依靠投资的话，云南经济的活力肯定会不足。”
但另一方面，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盖房子的过程，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许雷认为， 城市多了，产业支持何来？生态如何保持？自然灾害如何预防？这些都是出现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回避，所以注重规范化是我们要做的。
有着支持城市化相同论调的还有任志强。“如果从黑河到大理拉一条直线，我们会发现占全国土地面积35%的地方，居住了95%的人口，而在另外65%的土地上，居住人口数仅占全国的5%。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全世界都一样，城市化人口向沿海集中。”任志强认为，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二元结构一直拖着中国经济后退，迟迟无法跟发达国家相比。这么多农民，你怎么让中国经济整体上去？
可以看到，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实现了两亿农民进城，城市化人口现在接近6.7亿，城市化率达到了47%左右。但这一数据低于世界49%以上的城市化率。如今，还需要把4亿农民变成城里人。中央提出来，要加快中小城市的城市化率，要把中小城市的农民变成市民，那没有房地产支撑，城市化率是不可能实现的。
2 未来立体城市
如果说，任志强和许雷提出了城市化发展的必要性，那么，有“地产思想家”名头的冯仑，在后面的发言中则为这一道路描述了一个可能出现的前景：在17平方公里土地上，打造一个建筑面积达700万平方米，平均高度400米，可容纳25万人口的“立体城市”。
冯仑在论坛上透露，前述的“立体城市”已在“京津走廊”的廊坊香河拿到了土地，总投资将高达530亿人民币，其中330亿用于硬件投资，其余200亿元作为软件投资；已委托兴建迪拜塔（Burj Dubai）的建筑师参与规划，预计2019年下半年开工，计划七年完成；带精装修的房子售价不超过1万元/平方米；通过节能环保，让建筑群达到低碳、零碳的目标。
在冯仑的介绍中，这一“立体城市”相当宏大和浪漫：一片锥形的建筑群，像是一座座跌宕起伏的小山峦。楼体如梯田一般，一圈一圈往上延伸。绿色包裹着“梯田”，这不仅让每一个住户都环绕在绿色之中，还为居住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室温条件和通风效果。其中，新能源技术的运用，让“梯田”上建有住宅、写字楼、商场、学校、农场……理论上居民可以足不出户，一天都在大楼里度过，还可以达到既在400米的高空上班、种菜，也能在同一栋楼里住人、养猪的效果。
即便如此，这样的言论在目前看来，仍然像是一个童话。毕竟，早在1989年，擅长高密度、高层建筑的日本人就曾提出“天空之城”的设想――建一栋1000米高，融办公、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楼，但限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它还躺在图纸上。
3 要能产生幸福感
现实之中，对那些新崛起的城市而言，这不仅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沉重的责任。相比农村，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资源的丰沛使得中国城市魅力四射。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等 城市病 却也遏制了其生命力。于是，城市化的反对派也就有了理由。
张跃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城市化30年之后，中国没有一块没有被污染的水体。”“农民在城市里，也并非个个找到梦想，有大部分生活得并不好。”
张跃的言论引起了任志强的反驳，他抢过话筒来发言，“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非单方面存在。例如，开发商无权做城市规划，而城市规划和土地产权都由政府管着等等，这样的现状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发展滞后。在未来，政府要改变，而企业也要和政府进行良好、高层次的沟通。”
对于他们的争论，经济学家赵晓做出了这样的评断。他认为，目前日本城市的容积率为2.0，这一数据在香港为1.2，但在中国仅有0.68。“这样的数据可以说明，一方面中国各大城市在叫喊‘地不够’，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土地浪费惊人。因此，合理的规划非常重要。”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艾路明也说出了相同的看法，“各个地方的城市化，一定要考虑文化、历史、自然等多个方面，形成人性和自然的融合。”
事实上，无论是城市化，还是田园风光，所要达到的价值并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按照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总干事长的说法， 未来城市发展，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应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能产生比挣钱更多的幸福感。
论坛主题之2：我们的原创精神在哪里：“很可惜，中国没有原创”
论坛上，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白领时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苗鸿冰、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兼CEO王维嘉、金沙江创投合伙人丁健、著名经济学家赵晓、第一财经日报主笔张庭宾汇聚一堂，共同探讨“我们的原创精神在哪里？”
1、过去30年更多是拷贝和模仿，没什么原创。
中国宽带董事长田溯宁：自四大发明之后，人类在技术上出现了不少的伟大创造，如飞机升空、汽车的发明，但有几个创新与中国人有关？没有。
王维嘉：做原创的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原创是一件很艺术的事情，但不一定做得早就做得好。
“美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的原创模式，而中国现在还没有。”论坛中，企业家们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目前原创的现状。
中国在遥远的古代有“四大发明”，但30年改革开放里，中国人的原创精神是否成功？当前经济崛起中，是否有一个具有创新氛围的环境在推动高速发展？未来中国是否还会有原创？在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的过程中，这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多数企业家认为过去30年更多是拷贝和模仿，没什么原创，原创精神整体是失败的。他们觉得虽然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那是因为劳工成本非常低，在全球化中赢得了优势，又用粗放的方式完成了圈地。所以对于这些成果，不能过于理想化。“试看看，自四大发明之后，人类在技术上出现了不少的伟大创造，如飞机升空、汽车的发明，但有几个创新与中国人有关？没有。”田溯宁抛出了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话题。
2、做原创的都会碰得头破血流
什么是原创？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对于从小就想当售货员的苗鸿冰而言，小时候的梦想是做售货员，但在老师给出的问卷中写的却是“科学家”，后来在塔里木油田当了石油工人，下海浪潮中，做起服装销售，算是完成了 售货员 的梦想，在这其中体现了些原创精神，但并没有实现了原创。
而在王维嘉看来做原创的都会碰得头破血流，他觉得自己做原创是很早的，1993年在美国公司就参与设计一个无线上网机器，1995设计成功，这比现在的无线上网早了整整12年。但是在那个网络还不怎么普及的年代，他们的设计并没有获得很大收益。他认为原创是一件很有艺术的事情，但不一定做得早就做得好。
或许企业家的原创是具体到产品，而对学者来说，“做学者就像做牛氓，哪里有问题就去哪里盯。”赵晓认为，他曾潜心研究过中国和国外的市场经济，做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算是原创。
3、中国过去三十年是跟随或模仿
“没有原创也不算是坏事，有理想就好，但不能一味地理想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原创应该说是在跟随或是在模仿，没有真正自己的原创。”赵晓的这一观点直指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原创弊端。
王维嘉：从四大发明之后，基础性的原创一直做不到，但模仿性的原创一直在做。
“将西方理论引入中国，不算原创”张庭宾指出，在原有的东西上进行模仿，再建也不是原创。
“没有原创”原因，嘉宾们认为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激励原创的环境。真正的原创要在全世界领先、要有激励原创的体制。王维嘉就抱怨现在我们连模仿式的创新都被扼杀了，在互联网方面，今天的体制在妨碍互联网往前走，比如说在国外发展很好的FACE BOOK 、“推特”，都进不来中国，国内模仿做起了微博，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测试版。他认为原创最难的不是技术应用，而是精神和文化的创新。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改进型的原创还可以，基础性的原创根本做不到。
同时，他还认为，中国没有原创的环境和氛围。原创的发展必须经济发展到那个份上了，制度适合原创发展了，才能有原创发展的条件。原创不管是国家主导，还是民间主导都是需要文化和创新，有自由的空间和氛围，有创新和想象的空间。
“大理如果还按照其他地方的招商引资的模式一样来发展，那么未来只会后退和落后。”对于大理的发展，张庭宾语重心长地给大家举例，大理应该有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原创，而不能再模仿。
他建议，大理能不能打造成为中国生态示范城，企业和政府一起联动起来做，好好治理，要不然蓝藻一样会爆发在洱海。只要做起来了，同样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购房、消费，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论坛主题之3：危机之后的金融市场教训：金融要创新，监管要平衡
带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悸，中国金融界的青年才俊们在大理的苍山洱海山水间，上演了一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思想交锋。美银美林中国区总裁刘二飞、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北京鑫根投资创始合伙人曾强、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陈东升、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等金融界精英汇聚一堂，探讨“危机之后的金融市场教训”，他们奉献的一场思想盛宴，将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一道出。
1 金融业的贪婪是危机祸端
“金融危机是投资银行造成的，而监管部门睡着了。”论坛一开场，美银美林中国区总裁刘二飞的话一语中的。
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提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现在金融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产品与服务已达到了极大的丰富，至少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这样的。而我们国内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在起步，产品数量非常有限。国际金融动荡中，有些企业在外部延伸品方面有亏损，有人就提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是否该推出。金融创新是福是祸成了今天讨论的热点。
“但是这次次贷危机正源于此，债券抵押曾经是资产债券化的产品，现在已有人听之色变。”李一说，由于金融衍生品有放大作用，一旦金融衍生品造成亏损，就被定位为高风险的投机产品。其实金融衍生品的产生是源自对风险的规避和管理，而不是对高风险、高收益的追求，只是这点往往被忽视了。
李一的观点赢得了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的认同。“整个金融危机是个系统风险，金融体系过度货币化，金融界特别是投资银行的贪婪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这场危机告诉我们，我们在某些不熟悉的领域学习是不够的，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他说，对金融机构和企业来说，无论是出于对金融产品进行投资还是风险管理的原因持有金融产品，以及其复杂的衍生品，都要对实体经济及其相互间构成的关系有了解。
2 金融监管需要什么样的尺度？
除了金融市场的自身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尺度成了嘉宾们讨论的重点。
“市场很多功能是缺位的，很多监管部门除了行使一般监管的职能之外，还要行使其他的职能，整个市场没有那么成熟。”刘二飞说，我留意到中国市场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我印象最深的，美国这场经济危机最危险的时候，受灾最严重的时候，美国证监会叫停了做空机制，正在这个时候中国证监会推出了融资融券，我当时还没明白融资融券是什么东西，后来明白了融资融券就是买空卖空，能够在人家叫停做空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启动做空机制，说明做空机制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后来股指期货也出现了，这其中有很多的风险，但足以证明我们国家的证券市场在不断完善。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将话题引向了近期的金融监管法律。“近期，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法律，有的人认为这会扼杀金融市场的活力，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小儿科’，相对于金融危机的‘大水’，这样的‘小坝’显然招架不住。”李小加说。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接过李小加的话题说，金融危机后，国内出现了一些盲目防范风险的做法，不尽合理。
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则总结道：“健康的金融市场需要在金融产品创新和监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现场提问
下半年股市走势如何？
论坛现场，提问者将话题引向股市走向这一焦点话题。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振华保守地认为，目前2600点不算低，跌到2000点以下的可能性很小，冲上3000点的几率也不大。
美银美林中国区总裁刘二飞则表达让人眼前一亮的观点。“2005年底，我初识索罗斯，他告诉我中国股市将飞涨，之后股市果不其然地从1200点一路涨到了6000点以上；两周前，索罗斯告诉我‘今天的中国股市就是2005年的底’。”刘二飞说，这是索罗斯传递给我的信息，我个人认为股市下行风险小于爆发几率。
尖峰观点
中国错失金融并购良机
北京鑫根投资创始合伙人曾强认为，金融危机之时正是大国衰落、新兴国家崛起的时候，对于中国来说是收购美国金融资产的最佳时机，如果那时有个国家战略性并购基金，引导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收购金融和资源类资产，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实力将迅速增强。“但是这个机会瞬间消失了，因为我们出现了重大战略失误，我们靠制造业微薄利润创造的外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反而看着国内沿海的制造企业一片片倒下。”曾强感到很遗憾。
中国的金融市场还谈不上创新
“今天的中国处在初级阶段，金融体系框架基本建成，处在品牌建立阶段，还谈不上创新，谈不上与国际接轨，还没有进入收购、兼并阶段。”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说，只有进入白热化的市场阶段才会有金融创新，而创新就是开辟“荒山野岭”。陈东升进一步说，此次金融海啸对我国金融市场之所以没有造成太大的冲击，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不高，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没有金融衍生产品放大信用，所以中国金融市场的杠杆化程度不高，老百姓没有多少信用产品。
论坛主题之4：传媒的力量：媒体监督重点应是公权力
在以“传媒的力量”为题的平行论坛上，《财经》杂志主编何力、英才杂志社副社长陶莉、文化纵横社长兼总编杨平、《财经文摘》社长周志兴探讨媒体的力量、职责和关系构建。论坛由《亚布力观点》特约评论员邵颖波主持。
1、纵论媒体力量
论坛一开场，《财经》杂志主编何力就聊起了200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在云南弥勒举行的场景。如今，在七年后的云南大理，一群媒体人坐在一起讨论媒体的力量。
“很多人都在不断地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传媒的力量更是无庸置疑的。”英才杂志社副社长陶莉说。而《财经文摘》社长周志兴则认为，媒体的力量是相对的，有时在监管体制下显得无力。
在主持人“媒体自然是有力量的，而南方报业无疑在纸媒中是最有力量的”的介绍后，云南信息报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谭智良开始发言：“我和我所在的媒体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件，2003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孙志刚事件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法制进程的一个标志性新闻，云南信息报去年报道的‘躲猫猫’事件也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尝试。”他说。
接下来，与会嘉宾谈到了传统媒体如何面对像微博这样的新兴媒体或信息渠道。谭智良认为，相比起微博，传统媒体在公信力和采写深度上有明显优势，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传统媒体也需要利用好新的信息平台。
2、媒体监督重点不是企业
“今天的媒体除了说话外还要挣钱，市场和资本规律左右着媒体的发展。”文化纵横社长兼总编杨平一语道出今天媒体的发展环境，媒体人最在意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专业性。媒体经常抱怨没有表达的自由，但是真正让你自由表达的时候，你能战胜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吗？
“媒体不应该排斥资本和利益的博弈，但应该有自知、自觉、自强的精神。”何力认为，“我听到的最夸张的说法是： 现在还有媒体吗？没有了，只剩下电子商务了”，随着更多信息平台和终端的出现，导致信息变得分散化，时间稀缺的人需要专业梳理，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的公信力建设比纸媒更加任重道远。
“媒体和企业应该构建和谐的生态，公权力应该是媒体监督的重点，而不是企业，媒体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一样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谭智良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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