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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宏2011-06-13 10:40:25 来源: 本文摘自《史国良画集》
史国良（释慧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他是在“文革”后，中央美院招收的第一届以“业务”而不是以“出身”为条件的研究生。这批研究生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当代画坛的中流砥柱，在国内外发挥着重要影响。史国良是他们之中最独特，也是最具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画僧史的续写者。
陶宏（以下简称陶）：慧禅法师，你好！没想到在闹市中能找到你这方净土，当初为什么没把寺院修建在郊外一个幽静的环境？
史国良（以下简称史）：现在我住的这个地方严格来讲叫“精舍”，“精舍”是僧人独居修行的地方，我之所以把“精舍”选在这里，主要原因是附近有一所著名的寺庙、北京佛协所在地——广化寺。现在的地方闹中取静，适宜创作、思考、修行。
陶：继石涛、八大山人、弘一法师等大师之后，你作为当代中国画僧的代言人，如何评价中国当代佛教艺术？
史：中国的佛教艺术在古代有其辉煌的历史，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敦煌、龙门、麦积山等著名石窟的开凿都与宗教有关。再有山西的悬空寺、西藏的布达拉宫等，都是佛教建筑，这些建筑，已在中国的土地上屹立了千百年。我们熟悉的贯休、巨然、石涛、八大山人、虚谷、弘一，都是历史上的大画家，直到今日，他们的作品依然是高等艺术院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范文……可以说少了这些佛教艺术，中国文化史将不全面。当代的佛教面临多种挑战，可以说当代佛教艺术，是历史上最弱时期，振兴佛教艺术，要有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有识有志之士的加入。
在中国佛教队伍中，画僧是非常特殊的一脉，这盏灯曾亮了千百年，几乎历代都有艺术高僧出现，他们在当代的佛教主流中不被重视，认为他们放荡不羁的作风不合佛门规矩，即便在今天你如果问起贯休、八大山人或是虚谷，他们几乎都会摇头。其实他们在墙壁上挂的《罗汉图》拓印本正是五代的大画僧贯休和尚所绘。可以说画僧们大都不被佛门所看重，多以云游、独居为主，没有固定居所。而正是因为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才有了石涛的名句：“搜尽奇峰打草稿”。然而画僧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美术史方面。
陶：到目前为止，你是我国唯一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的画家，应该说你在把中国画推向世界的使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史：我的中国画《刻经》在1989年代表中国参加了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为此我国文化部又给了我荣誉嘉奖，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人民的荣誉。中国画作为一种民族绘画，走到国际社会的机会并不多，这次获奖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在国外生活的几年中，我举办了大量展览，写了很多文章，接受了不少采访，通过文化交流把中国民族艺术介绍给世界，这是每一个艺术家的责任，这项工作只要有机会我将继续做下去。
陶：当你获得至高荣誉，在艺术上有重要影响时，为什么要抛弃功名利禄，剃度出家？是受到历史上画僧的影响，还是另有他意？
史：中国历史上的画僧，对我影响很大，我崇拜他们，几乎从学画以来都临习他们的作品。画山水临摹过巨然和清代的石涛，练字时学过唐代的智永千字文以及怀素的狂草，学花鸟时临摹过清代的八大山人和虚谷。他们都是和尚，可以说每学一种传统技法都在受他们的影响。这些画僧曾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美术史。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能延续他们的法脉是多么有意义！希望我不负使命，能有所作为。
陶：出家人慈悲为怀，你有哪些关爱？
史：与传统的出家人不同的是我是画僧，石涛和尚是我的榜样，他说：“常以笔墨做佛事”，佛教除了真、善还需要“美”才俱全。美，就离不开艺术家的创造。我会用绘画这种形式传播真、善、美，提醒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这一点是我的优势，是一般出家人所不具备的条件。再有做一些慈善事业、捐钱、捐画、献爱心。我曾是个教书匠，虽已出家，也很关注当今学子们的进步，已经写了几本教材，而且会继续写下去，我会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告诉他们，使他们少走弯路，早日成才。我想这也是一种善行，并非出了家什么俗事都不管了。
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出家修行是有许多戒律的，你出家前便有爱人和孩子，你现在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怎样去承担自已的责任？
史：曾有人问我：“你出家放得下亲情吗？”我说：“放得下”，他们说：“你真自私、真狠毒，为了解脱自己连亲人都不要了，怎么做和尚？”我忙改口：“我放不下”，那人又说：“连这点俗情都放不下，怎么做和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虽然出了家，她曾是我的妻子，他还是我的儿子，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这种感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割舍的。我实在做不到弘一大师那样闭门不见妻儿，那需要太大的信心和勇气，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们，我一分钱都没要，即使这样仍然去不掉心中的内疚。儿子今年已18岁了，要学习绘画，我必须关心他、帮助他，辅导他；她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我将义不容辞。如果做甩手大爷，我的心将不得安宁。
陶：在你的作品中，更多反映的是西藏人民生活的题材，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是什么使你选择了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
史：最初选择西藏的原因很简单，我的老师黄胄画新疆，为避开他画的题材和画风，我去了西藏。西藏信仰喇嘛教，神秘而粗犷，西藏的文化古老悠久，是一种人、自然、宗教三合一式的生活方式。宽袍大袖，黑白分明，色彩浓重，极适合我的画风和个性。可以说一踏上西藏的土地，就狂热地爱上了她，再也不愿离去。
陶：1989年你就移民加拿大了，据我所知你在海外声名卓著，悠闲富足，为什么又要回国呢？
史：1989年我应邀去加拿大办画展和讲学，后来留在加拿大时我和很多人一样，对西方文化有一种好奇。刚到加拿大时生活很苦，没有钱，没有朋友。由于我不愿同画廊签订“卖身契”，被轰了出来。一个人曾背着破袋子在街上游荡，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后来的一切都得感谢那些好心朋友的帮助，在我最低谷时给我温暖和勇气，又要庆幸我曾得过国际大奖，这个奖让西方人不敢小瞧中国艺术家的能力，在很多方面开了绿灯，使我的事业逐渐顺畅、上升。买了房子，买了车，随后太太、孩子也来了加拿大，在出家前我与画商签约，一年30万加币，这个收入曾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艺术水准在下降，画不出好作品，脑子空了。不得不每年往会跑，搜集创作素材，非常辛苦。中国画，离开了它的生存土壤就会枯萎。我走了大半个地球，去了那么多个国家，没有哪一块土地像中国这样一踏上就感觉亲切，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陶：你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你觉得东、西方文化在审美上有哪些不同?
史：中西文化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行为和审美取向。中国人由于受传统伦理的影响，性格偏于内向，遇事能忍则忍，比较压抑，审美较重意象、含蓄，如写“游春”不直接写景、些人，而是“踏花归去马蹄香”，写浪花则写成“卷起千堆雪”，先立意，再抒情。包括我们的书法、绘画、中医、武术、戏曲、诗歌都属意象中庸。而西方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审美属具象型，写实挖掘人物内心感觉，虽直接但深刻。西方人性格少有压抑，更多的是孤独、冷漠，传统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以具象、写实为主。现代艺术多表现为抽象、单纯、平面、刺激。中国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使中国艺术家对于外来事物大多持谨慎态度，要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后才得以新的面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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