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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变”

      作者:马琳2011-10-08 17:32:08 来源:中国雕塑家网
         马琳(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博士生,以下简称马):陈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成名的那一辈画家中,您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很现代的画家。尤其是您创作的荷花系列作品,更是确立了强烈的个人风貌,有一种很清、很静的气息。我想,关于您作品的研究和介绍已有很多,今天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从画材变更的角度来谈谈您的作品。

          陈家泠(以下简称陈):好的,要研究当代,对材料学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谋求利用最新材料而达到新效果的创新思维和实践的问题。我喜欢追求与众不同,但怎样才能与众不同?怎样才能在宣纸上搞出独特的效果?这种效果,既跟人家不同,又有自己独特的面貌,自己喜欢,大家也喜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对材料的探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记得当时我到西双版纳写生,画了很多像竹楼、少数民族、劳动的场面、热带作物等题材的作品。这些题材我画在不同的材料上,各有不同的效果。比如,有些我画在玻璃纤维上,这种玻璃纤维亮晶晶的,有丝绸的感觉,有的画在熟纸上,有的画在皮纸上,有的画在生宣纸上,我对材料有种敏感性,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到造纸小作坊专门研制适合自己作画的皮纸,所以我认为材料对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马:中国画的工具材料主要就是笔、墨、纸、砚。笔墨水平的高下,从主观上取决于画家的功力是否深厚,客观上则取决于工具材料是否精良。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个道理。大多数画家对于工具材料的选择还是有很高要求的,如陆俨少喜欢用狼毫,吴昌硕喜欢用羊毫,潘天寿喜欢用三马笔,吴湖帆用的是定制的梅景书屋狼毫笔。材料对形成一个画家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陈:的确如此。中国画笔墨风格的演变与材料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晋唐的画,有的画在壁上,有的画在绢上。宋代的画大多画在绢上,也有画在熟纸上的,绢和熟纸,非常适合工细形象的表现。待至元代,基本上多用纸而少用绢作画了。明清以后,随着徐渭、石涛、八大等为代表的大写意风格的盛行,对生宣纸的使用开始普遍起来,这说明由于材料的变革导致产生了新的技法和新的效果。从某种角度来说,新材料、新技法、新效果就是一种时代性,我们研究当代,应该研究当代作品的效果。那怎样才会产生这种效果呢?实际上就是材料。材料的变异,使技法变异和更新,这就是时代性,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另外举个例子。比如造房子,目的是居住,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由于材料的不同,住的效果就不同。古代住窑洞,再接下去住茅草房、木结构的房子、砖瓦结构的房子如江南的“粉墙黑瓦”、水泥结构的房子、钢筋玻璃结构的房子,如浦东的金茂大厦很现代,我们大家都喜欢。这个内容都一样,大家都是为了住,但由于材料发生了变化,形式感也发生了变化,感觉也会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住的适宜程度进展了,同时内外的形式审美倾向也发生了进展与变化,这就是时代,画画也是如此。“笔墨当随时代”,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材料、新技法、新效果。

          马:关于您的用笔问题,国内人士是颇感兴趣的。您作品中那些斑驳离奇的线条、透明的墨块和色块,究竟是不是“用笔”的结果?如果是用笔画的,那又是如何操作的呢?

          陈:具体到我使用的材料来说,我用的材料一直是变化的。先说笔吧,我有时用羊毫,有时用只有三根毛做成的笔,有时用拖笔,画出不同的效果,任何工具都要为我所用。

          这当中,毫无疑问还有一个天地就是墨和纸,砚倒是次要的,因为好的砚跟差的砚磨出来的墨好坏区别不是很大,我使用的墨主要是一得阁,是现代化的,这有别于传统用砚磨出来的墨,因为我有时用大片的墨色,如果用传统的在砚台上磨出来的墨要磨一两天,既费时又费劲。关于纸,我也尝试过很多,我甚至用过背面是塑料,正面是涤纶的绝缘材料,有点像皮纸的感觉。我用这种材料画了一张桂林的山水,效果很好,上海的《美术丛刊》发表了我的这幅作品,大家都以为我是用皮纸画的,其实这是一种工业材料用纸。我也尝试过其他材料,但没有深入下去,最后还是回到了宣纸上。

          马:那您为什么最后又回到宣纸上呢?您对宣纸是不是有种特殊的感觉?

          陈:因为宣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水的容量。它水墨渗化,可托可裱,可折可皱,极具风水灵变之特性,在宣纸上作画是一种享受,是一种物我通灵的感应。我的名字就叫“家泠”,我的家有水嘛,我见到水就喜欢,就会感到水的气韵和灵气,从而产生创作的灵感。

          马: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追求变化的东西。梦想的实现需要具体的载体,油画的具体载体是布,中国画的具体载体就是纸,所以纸对一个画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以前的画家也是如此,很多画家都有自己的专用纸,如刘国松、张大千、吴湖帆等都有自己特殊的用纸。有自己特殊的材料,别人鉴别真伪也很容易。那您对用纸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陈:我现在用宣纸,要求是薄型的生宣,因为我喜欢渗化的效果。为什么人家达不到我的纸的效果呢?第一,我的纸一定要存放10至15年,新买的纸是无法达到我的效果的。纸跟酒一样,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做纸要漂白,过去漂白是用太阳晒的,现在是用漂白粉,这漂白粉有化学成分,一碰到墨中的化学成分,很黑的墨也变成了灰的,这效果就不行。纸放得越久,碱性就越退化,墨上去,一方面鲜亮,一方面层次丰富。这跟酒一样的,愈放长久就愈醇厚。同样一张画,画在新纸上就没有画在旧纸上效果好。效果好,就能激发画家绘画创作的欲望,这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感应,只有画画的人才有这种体会。

          第二,纸本身的质量要好。我的纸是经过自己处理的,所以我画的画,别人都很难临摹,因为人家不知道我用什么材料,你不用这个材料,你是绝对达不到这个效果的。有好多人来学我,总学不像,原因就是不知道我用什么材料。一个画家一定要有适合于自己的材料,这也是鉴定画作真伪的一个依据。中国画市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假画,其中没有自己专用的材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马:的确如此。您之所以要对纸进行处理,是为了产生一种独特的效果。那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这种效果您能预见吗?

          陈:效果有两方面:一是形成了自然的线条。好的宣纸有自己的特性,比如齐白石画虾,一笔跟一笔之间有透明状,这种透明状的效果只有宣纸才能显现出来,其他的纸不能。比如我画莲子一圈一圈很美的线条效果,还有荷茎时断时连如“锥画沙”的效果,就是靠我的纸自然形成的线条。第二是形成了渗化的效果。比如我对荷花边线效果的处理,是水的渗化的效果产生的,我称这种效果为“水变”。我们搞陶瓷强调“窑变”,窑是通过火,我的画是通过水产生千奇百怪的变化,我称之为“水变”,这种变化是我有意识这样做的。有些效果是可以预见的,但有些效果是超出预见的,这才有趣味性。如果画上去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工艺性,不是艺术性。产生的那种超出预见的效果,从某种角度来说,叫神来之笔,也就是“迁想妙得”。从画的意境上来讲,我的画很传统,用古代的美学术语来解释,就是“天然去雕饰”、“神韵”、“天趣”等,体现了传统美学的一种境界。

          马:您作品中经常是大片灰色水墨调子占据着主导。以前的画家如龚贤、黄宾虹、李可染等用墨,黑到不能黑,但淡到无法淡的就凤毛麟角了。

          陈:我对淡墨的使用开拓了用墨的新方法,超越了前人。古代从来没有一个画家一幅画都是用淡墨来画的,这是我的创造。我的画颜色透明、鲜艳,变化多端,超越了前人,也很现代。我用的颜料有些是国外生产的,像英国的水彩画颜料、伦勃朗牌的水粉、日本的樱花颜料等等,这些颜料不仅色相丰富,而且鲜而不艳,富贵而不俗气,这是国内的颜料达不到的品位。我比较喜欢用花青、藤黄、赭石等传统的颜料,我画中许多丰富的肌理效果,就是靠花青和藤黄放在一起产生的。我把花青和藤黄丢在那里,不像人家是马上就画,而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用里面产生的一些沉淀的东西画上去,人家去画可能画面会脏,我一画肌理效果就出来了。

          这肌理效果很丰富、很漂亮,就像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的青铜器上那种斑驳的效果。还有赭石,它也有很好的效果,我用赭石加上花青,放在一起,形成渣和沉淀,在宣纸上用水渗化,那种美丽的、自然的、奇妙的线条就产生了。我画画有时是反其道行之,用艺术一点的话来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其实这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如果人家不懂我这个画法,怎能模仿出来呢?一幅好的作品,首先要材料美,然后是制作美、技法美、效果美,最后才能达到意境美。所谓现代不现代,就是你创造出的效果前无古人,这就是现代。什么叫现代?现代就是你弄出来的东西别人没有弄过。这不光是技巧,还包括构成、形式、审美倾向和格调等其他的要素。比如我对荷叶大片的处理,别人是没有画过的。像石涛、八大等也画荷花,但他们就没有像我这样把叶子画得很平很平,但平中不平,不平中平,平有物,平有奇。画画一定要有趣味性、独创性和灵变性。

          马:若以传统笔墨的标准来要求,您作品中的“自然性”就不免有“工艺性”之嫌。因此也难免有人对您的作品提出非议,对此您如何看待?

          陈:有争议是好事,这说明我的创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在1979年就开始搞新实验。有一次我画肖像时,有一幅作品中围巾的墨色用了马利颜料中的保护剂,结果效果神奇。有人说用了盐,有人说用了洗洁精,还有人说用了酒精,你说这有趣吗?我的种种实验和新的效果,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取巧,有的好心人颇为我放弃过去传统的笔墨而惋惜。但我认为,取巧一两次可以,但要千百次取巧,就需要有耐力了,就需要有那种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信念,你有幸能够把握住,取巧就成了技巧。其实,我的技巧只是充分挖掘了宣纸的潜能。有些人可能也在搞,有的半途而废,有的人怕别人议论就不再探索了。我认为工艺性是千篇一律,是可仿制可拷贝的,而我的作品连我自己都无法重复和拷贝,只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徘徊。我自己认为我的技法无工艺性而有趣味性,是天助我也,是“天人合一”,我甚至有一方印章叫“我与上帝合作”。

          马: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讲,您认为您对中国画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陈:我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开拓了传统国画的新技法与新效果,提升了中国画在材料方面的功能,尤其是水在纸上晕染的效果,开拓了一代新风。因为古代讲传统,讲的都是笔和墨,讲究线条和用笔。如果说古代毛笔指的是天的话,那么对地的开发即对宣纸的开发相对来说有很多潜能待研究。而我却在这个阵地上找到了灵感,创建了新天地。我画中那种模模糊糊、恍恍惚惚、重重叠叠,或者水晕、墨化,又或色彩缤纷、斑驳离奇的效果,是很独特的,古人是没有的。这种效果,形成了我的画的独特风格。

          马:刚才我们聊了关于材料的问题,最后谈谈关于您作品的市场吧。

          陈: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老师教我们要淡泊名利,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卖画很俗气。从1985年之后,随着外来影响和经济交流的增多,我逐渐有了自己的市场。当时一个香港的银行想收藏上海中青年画家有新意的画,他看到我的一幅四张六尺宣组成的通景屏,画的是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风情图,很感兴趣。因他不要人物,只要荷花,所以他就买了我三张荷花的作品,这就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以后,这位银行家陆续收藏了我几幅不同时期的荷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画了很多荷花的题材,第六届全国美展我画的荷花得了上海佳作奖,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我的一幅淡墨荷花得了全国银奖,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两张作品分别被美国一个收藏家和上海美术馆收藏。1987年,我的作品到香港去展出,结果很受欢迎。1992年,我在香港万玉堂举办个展,结果作品全部卖完。此后,我的画在东南亚很抢手,我的市场也由此兴起。到1996年以后,我的市场就慢慢转入国内。

          马:那您认为评价一幅作品好的标准是什么?

          陈:好的标准有三条: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技巧、独特的风格。有点像体育比赛中的那种高、难、新。所谓高就是高品位,高格调;所谓难就是别人不容易模仿,要有日积月累的纯熟度;所谓新就是有自己独创的技法,有别于古人,有别于前人,也有别于同时代的人,这就是绝招。因为有这种技巧为基础,加之巧妙的组合,合理的构成,有序的经营,才能形成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超越古今,弄潮前沿,而影响一代。

          一种新技巧的产生、新风格的问世,不可避免会带来种种疑问、批评和赞誉。一个艺术家就要像我的老师陆俨少先生所说的那样“要有殉道者的精神,要有与古人血战到底的气魄”。没有气魄,你就会畏步不前,不敢去探索,也就找不到新思路、新技巧。所以一个画家最后在画思想、画学养,你有独特的思想才能有独特的技巧和独特的风格,而独特的思想就像是灵魂,你的技巧、材料都需要灵魂去把握,独特的风格是灵魂和行动所体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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