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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的邂逅对世界文化将产生重大影响 ——专访中国书画大师范曾
作者:汲平2011-04-05 11:14:36 来源:新华网
9月9日傍晚，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向中国书画大师范曾颁发了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表彰其在绘画领域的成就及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萨科齐在颁奖辞中说，向范曾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不仅是对其个人成就的认可，还是为了表达对于中国绘画的敬意。萨科齐说，范曾在中国和亚洲享有盛誉，而他本人对范曾的画作也是印象深刻，认为其作品“简约”而“充满力量”。此外，萨科齐还对范曾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感谢其乐于帮助中国人民了解法国文化，还经常为中法艺术家间的交流提供帮助。
授勋仪式结束后，范曾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他说：“我本人是东方古典文化的担荷者和守望者，萨科齐对此表示欣赏，也是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认可。”范曾还强调，二十一世纪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世纪，中国和法国两个文化大国责无旁贷，所以，获颁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对他而言更多了一份责任。
范曾说，中国和法国虽然相隔遥远，但它们是两个当之无愧的文化大国。虽然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西方文化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的文学、艺术、哲学将来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余地”，而这种交流“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东西方文化在今天的邂逅对于世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问：首先祝贺您获得法国总统亲自颁发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作为一名在东方世界获得广泛认可的国学大师，此次接受法国总统颁发的勋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答：过去，从我40岁开始，我在艺术上的名望，一般东方人都知道了，此次受勋能够让西方人真正知道东方有这样一位画家。过去尽管也在法国出版过画册，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书籍影响力不会很大，而我的艺术作品想要让西方人了解，还必须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法国是一个重文化的国家，而这次又是总统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它就会对媒体，对各方面会有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一般出版画册或者出一本书所能做到的。
为什么艺术家需要影响?因为艺术家所呈现的是他的心智之果，是心灵智慧的果实，如果他没有对话的观众，那他就是把作品挂在家里欣赏。一个艺术家总是希望他的艺术能够得到广大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欣赏，这是他的一个创作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每个艺术家都会关注的，正如音乐家需要听众，画家需要审美的眼睛。这次萨科齐总统向我颁发骑士勋章，对西方人会有些震动。
问：你经常往来中国和法国之间已经有20多年时间，您对中法文化之间的交流作了很多贡献。在您看来，中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有哪些优势?哪些方面做得不错?
答：中国是一个重视外来文化的国家，尤其从明朝末年以后，“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迫切希望能够了解“西学”，中国的翻译事业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们从少年时开始阅读法国的作家作品，如莫泊桑的、左拉的、巴尔扎克的、雨果的、梅里美的这些都是从我少年时代烂熟于胸，而中国有很多杰出的翻译家，如傅雷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一些作品，我几乎都熟读。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是傅雷翻译的，傅雷不仅精通法文，而且国学根底非常好，他翻译的著作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每个人物我都非常熟悉，甚至可以写出其中的人物小传。
这种对法国文化的重视，使我对法国的哲学开始感兴趣，今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一词圣典：至善》，谈中法两个先哲，16世纪的王阳明和17世纪的笛卡尔，他们两人在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在本体论上趋近，同样指向“至善”，这一点对未来人类都会有很大影响。王阳明是中国五百年来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东方影响之大超过中国其他思想家，而笛卡尔是西方理性之父，康德对他也很推崇。像这种比较研究，我也开始在做。
另外，中国和法国两个国家虽然相隔很遥远，但是她们当之无愧是两个文化大国，它们的文学、艺术、哲学将来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余地，而这种交流对世界文化都会有影响。我这些年在法国做了一些工作，一方面出版了书籍，一方面在密特朗图书馆做了关于禅宗的报告，使法国听众对中国的佛学有了基本的了解。另外就是我所关心的，对地球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方面的演讲，我在法国也做过好几次，虽然是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的发言，可是听众大部分是法国人，我主要主张“回归古典，回归自然”，希望人们能够趋近自然，而不要远离自然，这一思想也是法国当今很多哲学思考所关注的内容。因为我除去是个画家以外，我还是一个研究历史和哲学、文学的人，在这些方面，我都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事情。
和法国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交流还主要是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后才更多。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奇奥曾经到我家去做客，法国一些高层知识分子，如密特朗图书馆馆长让讷内也到我家里去过，他们在和我的交往中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想些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做些什么，这种交流，我想以后还会更多。
问：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增长，今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您在中国文化同世界文化交流、融合方面有一些什么看法?您觉得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怎样才能更加具有活力和影响?
答：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讲是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源头当然是古希腊文明，而东方文化，我想中国和印度应该是源头。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演绎的、逻辑的思维方法，而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感悟的、归纳的思维方法。这种逻辑的思维和归纳的思维在哲学上是两个大的分类。感悟思维重心灵的问题，主张研究者和客观世界的统一;而西方的逻辑演绎法基本上主张研究者和客观事物是两分的，这种思维方法形成的结果是，西方的逻辑学得到很大的发展，因此他们的数学发展非常之快，因为数学的灵魂是逻辑学;而中国呢，感悟思维使中国的逻辑学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数学也仅仅停留在汉代的《周髀算经》或者《九章算术》。
中国真正了解西方的逻辑学应该是近代，严几道(严复)翻译的作品《名学》才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知道逻辑的思维方法，而逻辑的思维和近代科技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所缺少的东西正好可以从这儿得到补偿。那么西方人呢，对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推崇。就是讲，中国人在遥远的古代，在2500到2300年前，这些哲人们地思考宇宙的根本问题，而且得出很多天才的，圆融的，感悟的结论，其中有些甚至是要西方的实证科学进一步证明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方这种思考方法上的差异在今天是可以邂逅的，而这种邂逅对于世界人类的文化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所强调的学问，尤其在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儒学一直是主流文化。而儒学思想所倡导的正是“中和”“仁恕”之道，这对今天构建和谐大同世界的理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和”，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讲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事物的时候，喜怒哀乐是不太容易很快表现出来的，“未发，谓之中”，但有判断以后“发而必中节”，出来一定是切中肯綮的、有节制的，而这种节制本身表明了中国人处理事务的态度。那么“仁恕”之道也是孔子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谈“仁”达到109次，“仁”成为儒学的旗帜，儒学的辉煌。这个“仁”概括了道德的、伦理的、社会的、人生的一切方面，都可以纳入“仁”的范畴，仁根本是什么，“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思想在今天处理国际关系仍可成为非常重要的警世名言。“恕”，我们要善于宽恕，不是讲“相逢一笑泯恩仇”吗?人类的历史悲剧多于喜剧，干戈相对远远多于玉帛相交，人们在一个短暂的玉帛相向交后又有新的干戈相对，如果总是这样以怨报怨，人类是不会前进的，都要注意相互的原谅。我发现，至少在法国，有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我见到过的，两个人相撞，两个人同时讲一句话“Pardon”(抱歉);你踩了我的脚，我硌了你的脚，一定两个人同时都说“Pardon”，这个就是“恕”。如果讲能够推而广之，从这些一切的细节上推广到社会和国际，我想这个“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儒学的根本的核心思想——“中和”“仁恕”，我想对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也是我在孔子学院在中国的一个教师培训机构所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反响非常之大。
问：在您看来，中国政府应该怎样推广中国文化，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答：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了解多于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人对“西学东渐”就开始关注。为什么开始有“国学”这个讲法?当没有“西学”的时候，“国学”这个提法是不存在的，而且是西方的学问越来越多以后，觉得需要提出一个“中”学来，就是“国学”。那么，世界各国能提出一个“国学”的国家并不是很多，因为也许他们民族的文化不是很丰厚，而中国就提出了“国学”国学也有很多的发展过程后来推出“国粹”，就是中国的精粹。
现在孔子学院第一步的工作还是语言的问题，因为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语言是没有办法的，而要了解中国的语言要从了解中国的文字开始，因此，孔子学院第一步还是要教他们认识中国字。我想，在全世界，像中国的文字能够延绵几千年，而且现在还是生命之树常青，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做不到，像古希腊，今天的文字和人种都和上古不是一回事，历史上两河流域的人与现在不同，古埃及人也与现在的埃及人是两回事。而我们中国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从殷商甲骨文到今天，它是一直在发展中。现在我们的文字可以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有魅力的，而且还存在实用价值的文字，希伯来文包含着很丰厚的文化和内容，但使用的人数很少。
语言要得以发展和掌握这种语言的人数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未来世界的强势语言，我想应该是英文和汉文。汉语因为它难学，它才具有一种魅力。我们的孔子学院能够受到各国的欢迎，这个和世界各国的心态有很大变化有关，过去有些国家是不允许设立汉语的学校，而现在不仅有，而且汉语甚至被列为一些大学的第二外国语，这一点是汉语本身的魅力所产生的效果。当他们先学文字，然后再读中国的诗词，他就感到它的优美。读了中国的诗词，再读中国的经典著作，他就能一步步深入。所以我说，爱国学从爱中国诗文开始，爱诗文从爱中国文字开始，这是推广语言的一个最方便的法门，而且是个容易被人接受的法门。
问：除了借助孔子学院推广语言，中国文化对外交流还可以通过其他什么形式?
答：现在中国中央政府对推广汉语和孔子学院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相应的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西方人了解日本更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的商品大量流入西方，西方的艺术家看到日本的商品包装之上有浮世绘，他们感到豁然开朗，了解到还有这样一种绘画的语言，以至像莫奈这样的人都用毛笔来临浮世绘。其实我想，他们当时主要没有看到中国的绘画。浮世绘的根还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古典文化，没有中国从唐代甚至唐代以前，日本对中国文化一种强烈的学习的愿望，日本今天的文化也会是非常单调的。西方人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绘画，诗歌，其它的文学，他们会发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富有哲理的，是富有诗性的，而且从绘画语言来讲，与西方绘画是具有不可比性的。西方绘画达到非常崇高的境界的时候，也是我们所推重的，可是绘画的语言那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文化交流，全世界应该在心灵上取得一个求上的趋同性。而在文化的差异性上，我们不希望它减弱。文化的差异性往往是互相吸引的魅力之所在。我们强调这种差异，这种差异是使西方对东方有强烈兴趣，使东方对西方也有强烈兴趣的根本。艺术绝不是趋同。
问：最近国内有不少文化界、政界人士提出，中国不能仅仅做到经济上的崛起，而是应该做到文化上的崛起，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现在也面临很多问题，例如在道德方面，您觉得能不能借助文化解决这些问题?
答：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社会整体工程，不是能够急于求成的，甚至我认为是需要经过一代人、两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为，要知道，中国经历过很多的变乱，造成一些人们固有的道德丧失，这点是应该引起注意。而西方的文化，，尤其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比如后现代主义，我已经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谈到后现代主义，一篇是《后现代，我看出你的冷漠》，一篇是《在经济浪潮中看后现代》，还有一篇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没落》，主要是针对目前国内有一些青年人对后现代文化并不了解而盲目地跟从。西方形成后现代文化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哲学背景，不光是形式的问题，从上世纪初从毕加索、达利到后来的行为艺术。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与人类的心态有关，那就是总要表现自己的理解力是强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不了解它而崇拜它。后现代主义对古典主义进行了釜底抽薪的颠覆，我不希望中国在完全没有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情况下，盲目地学这种表面的现象。即使学这种表面的现象，你也在人家的后面。现在，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也在走向没落，人们也开始感到它的荒诞，那么我们中国何必再方兴未艾呢?!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向青年从艺者提出来的问题。
问：那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文化，才能使“人心向善”?是古典的回归呢，还是说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融合?
答：古典的回归这是一个大的哲学概念，这是对全人类文化的希望，而这种回归呢，我想主要是精神上的回归，而不是一个具体操作上的回归，而不是一个具体画的方法，画的样式上的回归，也不是画的题材上的回归，这种回归就是讲人类应该发现与生俱来的一种审美的能力，这种审美甚至存在于我们人类的DNA基因中，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也会产生景仰。这种审美是“天赋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比较可悲的事情，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些并不太有知的美学家，或者自己没有长期艰苦实践的艺术家，他们要引导群众，要能够说服群众，讲“这是美的，这是不美的”，这是对群众的内心与生俱来的审美的一种强制，而这种强制，我想我们应该拒绝。比如大自然的美，我们会惊讶，然后会赞叹，然后会爱慕，这是对大自然宇宙之美认识的三个过程，这是不需要教的。事实上，我想，宇宙之所以能够存在，它一定是众芳之所在，一定是美的存在占了多数，向上的生命占了主导，它才不会凋谢，才不会腐败，才不会败亡。我们怎么样能够使社会整个改变一些恶劣的影响或者业已形成的陋习，我们需要真正的艺术家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其实罗丹讲“世上并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审美的眼睛”，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对群众的审美有些贬损，我想每个人都有审美的眼睛。但被外部一些舆论误导，“上有倡之者、下必甚焉”，渐渐对自己本来的审美否定了。
现在中央提出反对“三俗”，反对低俗、庸俗和媚俗，我完全赞成。如果电视台或者传媒机构经常播出一些鄙俗的、丑陋的、媚俗的节目，观众一定会受到影响。这是搞艺术宣传者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但是在反“三俗”的过程中，也不要笼统地批评一些群众中出现的草根文化。这些草根文化有的是真善美的，是非常好的。现在国内有些舆论矛头指向了赵本山，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谈“赵本山和卓别林”。我认为赵本山和卓别林有相似的身世，最初都是食不果腹，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由草根长成伟岸的大树，受到人们的欢迎必有原因。
卓别林生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美国，他看到资本带给社会的一些弊病和不公，他通过无言的表演，哑剧，有趣味的行动引起社会的关注，而赵本山处在一个中国大的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对新事物怀着一种热烈的追求和热爱，所以赵本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对新事物的爱和追求，也表现了他们认识上的一些幼稚，或者在认识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可是这些作品都展现了人们朴素的心理的美，我文章的本意便是提醒注意“反三俗”的这些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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