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洛齐开始了文字上的联络。起初，互相称呼为同志，继而又改为先生，再后便是道弟称兄，感情越来越融洽，大有相识恨晚之态。由于意趣相投，文字往来日见频繁。这一来一往，至今竟已四年。这长长的时日我们谈了些什么?恐怕谁也说不清了，只依稀地记得，最早是谈书法，谈现代派书法，继而谈绘画，从传统文人画到新潮美术，谈音乐、谈文学，也谈艺术市场和大干世界的林林总总。
先前，我以为这帮人中我算是个“杂家”(当然这也许是调侃，我还没有包罗万象这个殊荣)。不料，洛齐也是如此；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并都要去摸一摸，弄一弄。当然他比我更有出息，他更专注，更投入，也更有收益。仅仅从他这几年来对现代派书法的创作与研究来看，便有一大批富有探索和创作意味的作品涌现。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并在海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震荡”。一个时期，他居然形成了一个“热点”，人们谈论他的艺术，各种报刊及新闻媒体介绍他的艺术，海内外学术及文艺机构邀请他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与办展……这一切，对他来说既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荣誉。然而，他更明白，这之中也预示着更大的不幸，因为他“转换游戏规则”的举动，引起了另一种认识上的对立；说他的作品“根本无视艺术刨作规律，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线条杂烩”。也有人指责他的作品为一种没有根的浮萍，随着时髦的新派躁动”，一句话，把他视为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尽管他不止一次的表述：“我的作品除了表象，归根追本是东方情调”，“之所咀把书法抽象化了，那是为了更能体现其空间、结构、线条、色彩等构思和组结关系，体现书法的本质……”等等，也依旧没有能说服那些拒绝他的人。一个时间他感到了不可名状的困惑，但他没有气馁，稍一安静下来便又满腔热情、一如既往地去组织他的《美丽的字迹》系列，去重构他的《序列过程》，去深化他的《情书N0系列》，并把《黑色系列》的表现推向极至 乃渊先生在一篇评论书写艺术的文章中写道：“洛齐将他的作品命题为《开花的种子》，是来自这样一个偏僻的经典，在《圣经》新约上，一粒种子落在土中，如果它不死，它就始终仍是一粒种子；如果死了，它将能发芽长成，开花结果，化身为无数的种子。洛齐取材于这样一个“种子”，其意义是明确的，他希望“种子”死去，以自身的殉道来换取新的生命。这正是一代新角色的风范，其中也包含着风险和误创的可能”。并指出，“从整体上讲，新角色的使命不是建造现代艺术的世界，而是建造通向世界的桥梁。在这种前提下，新角色使洛齐的意义更突出，他的形象也有些自负的悲壮”。
这段文字给我的印象极深，从中我也更深一层的体味出洛齐的艰辛。
我知道，为了“走一条自己的路”，他没有像众多的苦行僧“一步一步地踩着古人的足迹走，走几千年的路，一直上溯到先秦以前……。他是站在旁边观风景的人”。可他懂得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抽象艺术的灵感，他从钟鼎、行、草、楷、隶等书体中提炼出流畅奔放，富于张力与音乐旋律的线，去作为他线艺术抽象的核心，去体现东方哲学、美学、宗教于一体的大文化结构，去揭示传统与现代相沟通的美学意念，去倾述他对东方文化所持有的纯朴与挚爱。而这种进取精神，在经济大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显得是那样的真诚和可贵。对此，我又十分赞赏他的忠诚和勇气。
记得，在1992年洛齐写过一篇关于《书法主义》的短文，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作者便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的书写艺术至此今天，已经出现成了一种主义，而这种主义作为一种现象，无疑受到了来自当代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他们在新的文化范畴中进行思考”，这种意志和方式的目的在于“把书艺术作为传播当代思想文化的手段，使书写成为文化发展的新空间并赋予这个特写的社会意义”。这些见解十分有趣、有益，并引^深思。
而洛齐的这次“个展”是不是继续毗新的创作来为自己的理论作进一步的诠释?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心中明白：洛齐将是永远的洛齐!
我期待他这次艺术展览的成功，并写下这些既不是评论又与艺术不太沾边的短文助兴，愿它像一束青青的小草在洛齐将要走过的路上添一缕祝福的新绿…
1994年早秋于益州古筒车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