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宗法制国家，中国人对家乡的概念特别重视，对家乡有着无法忘怀的情愫。吴昌硕晚年作为海上画派巨擘名满天下，东瀛崇拜者接踵而来，持币等待购买画作，画价自然也是傲人。但安吉乡人送来冬笋等家乡风物，他总会喜笑颜开地设宴款待，临走奉上自己的书画作品聊以报答。无他，那里有着他难以忘怀的故里彰吴。齐白石鬻画为生客居北京几十年，在他那一幅幅作品上，时时会闪现“时客京华二十八年矣”“白石客居京华三十五年也”之类的题跋。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他曾经放牛、耙草、钓鱼、打家具的那个小山村：湖南湘潭白石铺杏花村星斗塘。
在文化巨匠、艺术大师黄宾虹心灵深处，有着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浙江金华市区铁岭头，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他父亲黄定华少年时就追随兄长来到金华经商，在此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作为长子的黄宾虹在金华入蒙学，读圣贤书，直到13岁才根据当时的规定回原籍参加科举，这里当然有着他的幼年、童年、少年的诸多记忆。我与栾旭耀博士合写的《黄宾虹与金华》尽可能详细深入地复原出黄宾虹的金华生活与金华对黄宾虹思想、艺术养成的作用。
另一个则是歙县，如今安徽省黄山市的辖县。此地早在秦朝就置县，宋代设徽州府，府县同城1400年之久，是古代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片土地历史悠久，人文璀璨，素有“东南邹鲁、徽商故里”之美称。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是徽商、徽菜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文房四宝之徽墨、歙砚的主要产地。黄宾虹在金华生活期间就每每听到父亲提及老家的方方面面，看到黄家祖先们的书籍，受到乡贤们的教诲。回到家乡后更是办小学、兴义田、启民智、乃至私铸钱币资助革命。师从邻村西溪汪宗沂与紫阳书院的读书生涯，更让受过“婺学”熏染的黄宾虹，又在“徽学”的熏陶下更上层楼。歙县是黄宾虹贯穿一生的骄傲，他一生九上黄山，自称“黄山山中人”。1930年，家乡好友许承尧为黄宾虹所藏的三十二世从祖黄凤六《潭渡村图》题诗，其中写道：“宾虹今画师，画笔雄如椽。识字承白山，古籀窔毕宣。崇闳一家学，谈笑践祖筵。”此诗充分彰显了徽州及其族中先哲对黄宾虹的深远影响。
人们常常试图以“或然性”去解释和把握充满“必然性”的行为世界，这是后来者的视角。黄宾虹同样也在不断被理性化塑造的过程中，几经抽离，其丰富的人格与生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被剥离掉了，仿佛成为了一个单纯的德性与艺术偶像。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了解古人、打开古人思想的正确方法。我在教学中也常常以此告诫同学们，古人亦是常人，需要结合实际生活去理解，要有“了解之同情”。那种树立“里程碑”式的写作方式，虽然能够体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价值，为国人树立一位伟大的他者，但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应仅因强大而建立，每一个个体平凡而独特、弱势却有意义的生命经历同样值得深入挖掘。这又牵扯到另一个话题，即历史书写中“人”的问题。正如台湾学者王汎森所言：“一般民众渴盼读到有‘人’的历史，专业史学则反其道而行，认为愈没有‘人’的历史，层次愈高，人名太多的历史是‘软’的历史，反之才是‘硬’的历史。只好把‘人’的历史交给通俗传记作家或文史工作者。”若将徽州时期从黄宾虹一生中抽去，他的艺术将会变成何种模样？黄宾虹的上海、北京、杭州时期固然重要，然而金华与徽州时期却是他性格养成与学术建立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他一边攻习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一边读经、绘画、收集故实，以理学作为持身之本。当下关于黄宾虹的研究众多，但徽州时期却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与王梦霞合写的《黄宾虹与徽州》则将关注的视野投射到这一阶段，尽可能地还原徽州时期黄宾虹的所作所为以及对其之后的思想、艺术的影响。
本书既然是黄宾虹与家乡徽州的传记，自然涵盖了许多有趣的事件，同时也没有割舍学术，尽量企望做到两者兼顾。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除了阅读大量与黄宾虹相关的文献，还围绕时代背景、学术脉络、黄氏宗族、徽州风物、师友交往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一方面，黄宾虹虽出生于金华，但徽州人文始终萦绕着他。从1876年起，他连续六年如一条鲥鱼般，顺着新安江前往祖籍歙县参加考试。另一方面，黄宾虹在淮扬的交游际遇与黄氏在淮扬的发展紧密相关，他从淮扬回到歙县后的经世岁月，与淮扬时期接受的维新思想更是关系重大。因此，我们将这两个地域视为徽州地域的外延。可以说，祖籍就像一根牢牢的风筝线，一头连着奔走于金华、淮扬、上海、广州、四川、北京、杭州等地的黄宾虹，另一头总是连着故里徽州。无论黄宾虹生活的哪一时期，都离不开基点徽州。这里的一堵堵高墙，没能框约住黄宾虹稳稳地走向世界的步伐，却拴住了黄宾虹想念家乡的心。
写作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黄宾虹前期材料的匮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与时代久远有关，也有刻意隐匿的因素。那时正值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如何？他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个转变的时代？地方上的士人如何获得外部信息，又如何把外面的主流思想带进来，带动在地的人民？资料匮乏是客观现实的，即使穷搜黄宾虹文集，也只找到关于徽州的只言片语，淮扬时期更是如此。我们的写作原则并非完整历数黄宾虹的前半生，而是承认这些残片式、拼凑式的记忆碎片同样是他前期生命的真实写照。以这些看似简短而匮乏的回忆作为“参话头”，从侧面牵扯出那个时代的景象，将其置于整个时代的思想与学术脉络中去审视。我们认为探究黄宾虹与地方、时代之间的互动极有意义，且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有助于我们去探寻他隐匿的内心世界。多年来，我始终认为，每一段历史都不是单线发展的，各种力量相互纠合、相互争斗、相互竞争，构成了历史现象的丰富复杂。人的生命同样是繁复的，有天然的与后天的力量交织其中，有许多必然，同样有许多偶然。许多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汪宗沂、许承尧、汪律本、汪福熙等人都是黄宾虹重要的师友，尤其是许承尧和汪福熙，他们既是黄宾虹困苦的聆听者，也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领者。而这些材料也相对丰富，可以比较深入地展开，而透过这些材料，我们也可窥见黄宾虹的零零种种。
在此，我引用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介绍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学说的话：“知识里面还有愿望、意志，影响于他的‘信仰的意志’”。在勾画黄宾虹与徽州的生活世界时，我们便会发现个人的、心灵的、情感的世界等方面问题的重要性。在写作本书期间，我们多次前往歙县，重访了歙县古城、黄宾虹故居、汪宗沂不疏园、汪采白故居等地，也走进歙县的许多乡村古宅，这对我们更加走近黄宾虹助益良多。
黄宾虹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道与艺，皆于是乎存”的高尚心志，成为了“代不数人”的“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如一座不可动摇的永恒高峰，屹立于中国艺术史。在今天，我们深知，黄宾虹不仅是中国的黄宾虹，更是世界的黄宾虹。徽州人对他的敬爱与歌颂远胜任何其他地方。他们因黄宾虹长期生活在徽州而深感自豪，以他是徽州人而骄傲，黄宾虹也的确与徽州不可分割。
如今，当我们踏上黄宾虹的家乡，在品赏臭鳜鱼、毛豆腐的时候，在挑选歙砚、徽墨的时候，在欣赏牌坊、古建的时候，不经意间，耳边可能会传来徽州本地人口音的“黄宾虹，黄宾虹”。那声音中，充满着傲娇与敬仰。
